《长庚为明》昉玠

7、第7章

　　她的根，在这里。这片埋着爹娘和哥哥的黄土，是她这辈子都不会离开的地方。

　　李庆海长成了挺拔的少年，眉眼间有几分佰焉的影子。他跟着佰若识字、算账，跟着村里的郎中认草药，待人接物沉稳有礼，村里的人都喜欢他，说他是佰若的好帮手。

　　佰若的绣坊越做越大，绣品卖到了省城，甚至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买一幅她亲手绣的红梅。她把赚来的钱，全都投进了学堂和妇联。学堂里的读书声，朗朗脆脆的，像初春的嫩芽；妇联的院子里，女人们聚在一起，不再聊家长里短，不再叹命苦，她们聊识字，聊绣花，聊外面的世界，聊女子也能顶起半边天。

　　有人问她：“佰若，你这辈子不嫁人，不觉得亏吗？”

　　佰若总是笑着摇头，指了指窗外的麦田。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起伏，像一片金色的海。她想起那年，哥哥说要带她踩麦穗，想起哥哥倒在麦田里的模样，眼底的光，温柔又坚定：“我守着这片地，守着这些人，就够了。”

　　民国四十九年，红旗插遍了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杏摆儿村那天，佰若带着李庆海，带着村里的男女老少，跑到爹娘和哥哥的坟前。她跪在坟头，把一面亲手绣的红旗，轻轻放在墓碑上，声音哽咽，却带着笑意：“爹，娘，哥，你们看啊，天亮了。苛政没了，裹脚布没了，咱们老百姓，真的能当家做主了。”

　　那天的风，格外温柔。麦田里的麦穗沙沙作响，像是哥哥在回应她的话。

　　转眼又是十年。

　　三十岁的李佰若，鬓角已经有了几缕白发。她的身子，不如从前硬朗了，腿上的旧伤，每逢阴雨天就疼得钻心。她知道，自己该放手了。

　　她把李庆海叫到身边，把绣坊、学堂和妇联的钥匙，全都交到他手里。“庆海，”她看着眼前的少年，如今已是能独当一面的青年，眼里满是欣慰，“这些，都是你伯伯用命换来的，是咱杏摆儿村的根。往后，就交给你了。”

　　李庆海接过钥匙，重重地点头，眼眶泛红：“娘，您放心，我一定守好，一定不让您和伯伯失望。”

　　佰若笑了，摸了摸他的头。她没有再管那些俗事，而是搬进了村头的一间小土屋。屋子很简陋，却干净整洁。窗前种着一株红梅，是她亲手栽的。冬天的时候，红梅怒放，映着白雪，像一团火。

　　她每天的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早上起来，去地里走走，看看麦苗，看看野花；上午坐在窗前绣花，绣红梅，绣麦田，绣兄妹俩推着轮椅走在夕阳下的模样；下午，就坐在老槐树下，给村里的孩子讲故事，讲她的哥哥，讲那些反抗的日子，讲穷人的命，也能像野草一样，烧不尽，吹又生。

　　孩子们听得入了迷，围着她叽叽喳喳：“佰若奶奶，刘佰焉叔叔真的那么厉害吗？”“佰若奶奶，裹脚布真的那么疼吗？”

　　佰若总是笑着回答，眼里的光，像星星一样亮。

　　她的名声，越传越远。有人来采访她，有人来给她拍照，报纸上称她是“封建礼教的掘墓人”，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可她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她只是守着杏摆儿村，守着那座坟，守着心里的哥哥。

　　又过了许多年，佰若老了。她走不动路了，只能躺在床上，李庆海守在她的床边，给她端水喂药。

　　弥留之际，佰若的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她看见十六岁的哥哥，揣着麦饼，背着包袱，一步步走出村口；看见哥哥被吴仁驱赶，却攥紧拳头不肯低头；看见哥哥给她做轮椅，推着她走在北城的街上，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她还看见，哥哥倒在麦田里，金色的麦穗染红了他的血。

　　她的嘴角，扬起一抹浅浅的笑。

　　“哥，”她轻声说，“我没辜负你。”

　　“我把咱们的杏摆儿村，守好了。”

　　“我看见，你说的那个世界了。”

　　窗外的红梅，开得正艳。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像一场粉色的雪。

　　李佰若走了。

　　村里人把她葬在了佰焉的身边，两座坟挨得很近，像是兄妹俩，永远都不会分开。

　　很多年后，杏摆儿村的学堂里，老师还在给孩子们讲佰家兄妹的故事。孩子们问：“老师，他们姓刘和李，为什么叫佰家兄妹啊？”

　　老师笑着回答，指着窗外的麦田，指着村里的男女老少：“因为，佰，是百姓的佰啊。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千千万万反抗封建的百姓，是千千万万追求自由的魂。”

　　风吹过麦田，沙沙作响。

　　像是在说，是的。

　　像是在说，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