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巷流年》周北窗

24、再一次逃避 面对流言蜚

　　西风卷走了银杏树的最后一片叶子，又到一年寒假，当我说出想换个地方教书的想法时，妈妈没问原因，也没劝我继续留在乡中学，她明白我的难处，悄悄联系了教育局领导，把我调离了乡中学。
　　离开乡中学后，我偶尔会想，如果那天没有出去见他，我会不会就在那里扎根？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情，我是不是就一直在教育一线奋斗？
　　阳春三月，枝头的桃花开得正艳。我被安排到B城六中任教，这所学校以前是一所小初混合校，这学期刚刚转型成完全中学，舅舅家离学校很近，于是乎我再次住进了舅舅家。
　　公开课，对新老师来说，既是考核也是摸底，它决定了我是否能留在这里。我不是没上过公开课，但还是担心，在学生面前授课还好，在乡中学那些老师的面前讲课也能做到，只是在这里，要面对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和同样教语文的校长，我难免胆怯。城里学校的学生基础相对更好，对老师的要求也更高，怕自己讲不好，更怕自己水平不够。
　　讲的课文是学校指定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在学校办公室挑灯备课，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把之前吴老师教给我的备课方法能用的全用上了，先确定简案，再写详案，甚至把每个环节的过渡语都写在了教案上，备完课，我又请办公室的老师帮忙修改教案，反复两次才算定稿。
　　回家后我做着最后的准备，把教案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把那些需要提问学生的问题一个个背熟。窗外的月光淡淡的，照在窗台上，可我没心思看月亮，我心里直打鼓，心跳得越快，鼓声越密集“咚咚，咚咚……”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外婆看时间太晚，催促我睡觉，由于最近太过疲惫，刚躺下就沉沉地睡了过去，再睁眼时，天已经亮了。
　　我猛地从床上惊起，看了眼手腕上的表——七点二十，离上课时间还有四十分钟。
　　我手忙脚乱地起床洗漱、收拾东西，语文书、教案本、参考资料、学生名单，一样一样往单肩包里塞，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匆匆骑车出了门。
　　到了学校，我一路小跑穿过操场，进办公室，把包往桌上一放，长长地舒了口气，离上课还有十分钟，想着把教案和课本拿出来，伸手进包里一摸——教案本呢？我把包翻了个底朝天，课本和学生名单在，那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教案本和参考资料不见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把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放在桌上，把包提起来抖了抖，还是没有。我开始回想早上出门时的情景，难道是因为太紧张根本没放进来？
　　我的后背开始冒汗，里衣沾了汗水，湿湿的贴在身上，难受极了。
　　上课铃响，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了教室门口，双腿止不住地发抖，心脏仿佛快从胸腔里跳出来一样，我用手抚平军绿色涤卡西服上的褶皱，低头看着脚上的那双丁字皮鞋，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教室门。
　　“起立！”
　　“老师好！”
　　学生们刷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鞠躬向我问好。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正常：“同学们好，请坐。”
　　站上讲台，往台下望去，教室黑压压坐着五十多个学生，后面坐着十多位老师，校长、年级主任坐在最中间，表情严肃，目光齐刷刷地落在讲台上。我站在讲台上，手里只有一本语文书，手心里沁出汗，大脑突然宕机一片空白，茫然地看着讲台下的人，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我的腿还在发抖，从大腿根一直蔓延到小腿肚，我用手掐了一把大腿，想稳住自己，可是抖得更厉害了。我怕被看出来，偷偷用手撑着讲台边缘，身体往左边挪，用讲台遮住自己的腿。
　　“不能自乱阵脚，不许做软蛋。”我在心里鼓励自己，做了几次深呼吸，翻开书，扫了一眼台下的学生。
　　面向黑板写好标题后才得以平复好心情，之前我对着墙壁练习的每句话，板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我不再纠结没有教案，拿着课本，按照记忆中的环节开始讲课。
　　教室里很安静，学生们听得很认真，也很配合我讲课，后排的老师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课堂上。
　　讲到一半，学生们自由朗读课文，我才想起来，自己刚刚忘了做自我介绍。
　　四十五分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做完课堂小结，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最后一个话音刚落，铃声就响了，像是掐着点配合我的一样。
　　合上书，我望向教室最后，校长在本子上写了两笔，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只这一下，刚才还如擂鼓般的心跳，瞬间就平复下来，那个眼神，把我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课后，学校的几位主要领导，开了个短会，一致同意我留下任教。学校还是安排我教初一语文，同时兼任基础音乐。
　　校长对这堂课很满意，鼓励我说：“年轻老师能讲成这样，很不错，除了有些紧张，对课堂的把控力还是很好，继续加油。”
　　走回办公室的时候，我的手心里全是汗，后背也汗涔涔的，风从走廊吹来，灌进衣领里，凉飕飕的，脚步轻松，每一步都像踩在云朵上，软绵绵的。
　　我以为过了这一关，就能安稳地在六中待下去，可麻烦这种东西，从来就不会因为你刚跨过一道坎就放过你。
　　B城是国家设立的重装基地，这里的企业全是当年“三线建设”时期从外省搬迁过来的，这些企业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活力，带动整个当地的经济发展，也让这座城市走在了时代发展的潮头，天南地北的人在这里汇集，在这里你可以听各种各样的方言：宁波话、南京话、上海话、东北话……
　　在当时，国企和央企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工厂、学校、医院、电影院、商店一应俱全，光是一家国企，职工加上家属子弟就有近十万人，抵得过一座小县城的人口。
　　六中附近有偷偷开放的录像厅，学校里年轻女老师多，周边企业的个别青年，下班后常来这里。
　　不知道他们怎么打听到了我的名字，开学不到两个月，就有人开始来学校“找”我了。
　　有一天晚自习，走廊里忽然传来压低的说笑声，起初我没在意，以为是谁路过。紧接着有人喊了一声：“周老师——”声音不大，像猫发出的“呜呜”声，一下子打破了教室的宁静，听到动静的学生纷纷转头看向窗外，我没理会，继续在讲台上坐着，出声提醒学生集中注意力。可那声音又来了，这回更大了些，伴随着手指轻轻敲击玻璃窗的响声。
　　“周兰，出来说句话呗。”
　　我抬起头，往窗外看了眼，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两个模糊的人影，穿着深蓝色的工装，手插在裤兜里，歪着头，正往教室里张望。
　　教室里的学生开始躁动起来，几个男生扭头去看，女生低头窃窃私语，我没应声，敲了下讲台上的戒尺，示意边上的学生把窗户关上。见我不理睬，他们在外边站了一会儿，小声嘀咕几句便离开了。
　　原以为他们就这样走了，可后面他们又来了，上晚自习的时候站在外面看，还不时发出些声音，学生们听不进课，我也讲不下去。晚自习下课后，我照常骑着车回舅舅家，刚出校门就被三个小青年堵住，他们说想和我交个朋友，我却被吓到想哭。
　　惊慌之下，我推着车冲出他们的包围，猛踩踏板往有亮光的大路上骑，身后传来他们的声音：“周兰——”
　　“妞妞——妞妞——”，这次声音更低，带着戏谑的尾音。
　　我的头皮一下炸开，这是我的小名，只有家里人这样叫我，他们怎么知道的？一股强烈的恐惧感笼罩在我心里，回到家，还久久不能平复。
　　消息传得很快。
　　那天下午，我上完课，前脚刚踏出教室，迎面就和校长撞上了，他的表情不是很和善：“周老师，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跟着他走过走廊，几个老师看见我，投来耐人寻味的眼神。
　　校长办公室坐着政教主任和语文组长，三人一字排开，像三堂会审。校长让我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周老师，我们接到反映，说最近经常有社会青年到学校来找你，影响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件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反映”？这两个字让我如遭雷击，压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那些人是谁我不认识，来找我做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行为也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可这些实话，现在听来就像借口一样，没人会相信。
　　听完我的话三位领导不约而同地皱起眉，政教主任清了清嗓子：“周老师，你还年轻，要注意影响，单身女老师在学校里要注意言行举止。这种事情传出去，对学校不好，对你个人影响也不好。”
　　这话一出，像一盆冷水浇在我身上，我无力争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些帽子一旦被扣上，想摘就摘不下来了，越是辩解，就越显得你心虚。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外面阳光正好，操场上打球的学生，笑得爽朗，阳光照在身上没有暖意，只觉得彻骨的冷。
　　回到办公室，我强装镇定，开始批改学生的作业，红笔在纸上画着线条，眼前的字渐渐模糊，一滴泪落在本子上，晕染开一团黑色的墨迹，我仰起头，极力克制住在眼眶打转的泪水。
　　下了班，我忍着头痛回到舅舅家。一进门，就看见舅舅坐在客厅的藤椅上，他把我叫到跟前，低声道：“你现在的名气比我还大了……”话里带着讽刺。
　　我猜他知道了我的事，说不定他知道的版本比事实夸张十倍，我站在那里看着他，被那些糟心事折磨了这么久，心里乱得没力气解释。
　　“我没做过那些事……”说完这句话，我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房间。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总是缠着我，无论我躲到哪里，这些闲话就会像影子一样跟过来。有时候，我会想，难道真是我的问题吗？不，这不是我的错。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像之前一样躲，还是继续留下来工作呢？
　　被“审讯”后，那些人没再来扰乱课堂，但下班后，还是有人在路上喊我的名字，晚上实在害怕，我就和同事结伴同行，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为了摆脱这些人的骚扰，我萌生了转行的想法。
　　八月底，趁着没课的时候，我叫上妈妈在教育局工作的同事，请她陪我去市里的市政招待所面试。
　　招待所大楼里有许多央国企设立的招办，我一心想着换个工作环境，国企工人的工资高、待遇好，自然成了我的第一选择。我在一众企业里挑了个看着顺眼的国企——上海内迁厂，甚至没弄清具体是做什么的就直接去面试了，我没做什么准备，就壮着胆子过去询问。
　　面试工作人员递过来一张招工表，让我填个人信息。因为今天面试没和家里人商量，害怕被发现，尤其是被舅舅知道，我就留了学校的地址。
　　他拿着表格仔细审核，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听完我的介绍，接着又问我：“有什么特长吗？”
　　“喜欢唱歌跳舞。”我回答得很自信。
　　听到这里，他的眼睛一亮，笑着要我现场展示一下。
　　我也不怯场，挪开椅子，当场就跳了起来，结束后，他冲我点了点头。
　　面试结果要九月才知道，我回到学校照常上课，满怀期待地等着面试结果。我不想做家人眼里的“惹事精”，可是非总是黏上来，这回，我再一次选择了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