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巷流年》周北窗

25、新的转机 国企的面试

　　面试回来以后，我把那件事情压在心底，没告诉家里任何人。日子照旧，备课、上课，只是每天路过门卫室时我都会问一问是否有我的信件。
　　九月初，B城的空气中飘荡着桂花的香气。
　　门卫大爷递过来一个信封，寄件单位上印着面试那家国企的名字，薄薄的信封捏在手里轻飘飘的，却比我手中厚厚的教案本还沉。我拿着信封走到走廊的尽头，靠着栏杆，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录取通知书的落款盖着红色的公章，我抬起头，阳光太过刺眼，眼前一片花白。
　　晚上回到家，我从包里拿出那张录取通知书递给舅舅，他接过去，目光落在纸上，客厅里很安静，他把录取通知书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又翻回去，沉默了许久，又抬头看了看我。
　　“没想到是技校，还要再读两年书。”
　　外婆看着录取通知书一直没说话，隐隐有些担心：“可是这学期结束，教育局的编制就下来了，再去读书……”
　　“可是我真的不想在这里教书了，我想换个环境。”
　　外婆的话颇有道理，但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就想逃离家人，逃离那个到处都是骚扰和流言的地方。
　　听了我说的话，外婆没再说什么，“这个学校在C城，离我们这里有几十公里，你一个人在外边，要好好照顾自己。”
　　舅舅在另一边接话：“去读书可以，但是，每周末必须回来。”
　　他的语气跟当年让我复读时一模一样，硬邦邦的，不容商量，我沉浸在喜悦中，点了点头。
　　“还有，”舅舅看了我一眼，那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一种家长式的、不容置疑的威严，“在学校里，不许谈恋爱。”
　　企业技校里的学生多半都是本厂的子弟，其余的都是企业给地方各部门分配的名额。像我这样，凭着一场不经意地面试就被录取，是很幸运的。
　　在去学校报到之前，我先回六中做了工作交接，校长语重心长地挽留我，觉得我非常适合当老师，可我的心早就飞到新的单位去了。
　　火车外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再从郊区变成田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放着皮质的托特包，包里的录取通知书用牛皮纸装好放在最里层。
　　之前在学校我是老师，现在又以学生的身份回到校园，突然的身份转换带来了新的体验。
　　一出车站，就看见两个人举着块牌子——“某某技工学校”，在指定地点集合后，我们坐上了去往学校的大巴，汽车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穿过大桥，迎面看到的就是厂区的楼房，车上的人全都伸着脖子往外看，层层叠叠的房子一眼望不到边。
　　进入厂区前还有一道检查，核对完我们的身份才放行。
　　厂区后面就是技校大楼，大楼中间是操场，校园面积比我之前待过的学校要大得多，操场边种了一排杨树，树叶在秋风里翻动。教学楼一共三层，墙上刷着齐腰高的绿漆，宿舍楼在教学楼的后面，六人间，上下铺，我被分到上铺靠窗的位置。
　　我到的时候，靠门那边的下铺坐着个穿粉色衬衫的女生，她叫陈力芳，上海人。宿舍的床铺没有住满，班上的同学多数是子弟，放学都各自回家，住校的只有几个离家远的。我刚把床铺好，下铺的室友也到了，她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额头的刘海被汗水打湿成一绺一绺的，“你好，我叫曹丽，你叫什么名字？”她笑着主动和我打招呼，说话带着北方口音。
　　“周兰。”
　　她随手拿起桌上的本子扇风，“我家就在本地，以后可以去我家玩儿。”
　　那时候我只觉得这个女孩子性格爽朗，没想到最后她成了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最后来的那位室友叫方敏，她爸爸是企业的技术工，原本不用住校，家里人为了锻炼她的独立性，才把她送来住校。
　　班主任姓崔，三十来岁，穿着件蓝色碎花洋装，头发黑得发亮，说话带着一股上海腔，她先念了一遍校规，又念了一遍班级管理制度。
　　班干部选举，我又担任文艺委员，负责班级文艺活动的排演。
　　技校的课程比之前更繁重，除了语数外这些文化课，还有专业课和实习课。
　　班长张文，负责每天早晚自习点名，组织值日，他做这些事情很麻利，一周下来，他已经记住了全班同学的名字。课间，他一会儿和这个说说话，一会儿和那个开玩笑，人缘很好，班上的女生私下议论，都说他“靠谱”“稳重”。
　　方敏在宿舍偷偷问我：“你觉得班长怎么样？”
　　我正站在床边叠衣服，思考一阵回她：“挺好的。”
　　她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推搡着我的肩膀：“你就会说这话，好在哪呢。”
　　我摇摇头，没有说话。
　　刚去学校的前两周，我周末还会按时回家，和曹丽熟络以后，每到周末都会邀请我去她家玩。曹丽父母是军人，她家住在当地的部队大院里，家里有两个弟弟，她的大弟弟因为父母都是军人所以也当了小兵，想起初中时错过的当兵的机会，看着她两个穿着军装的弟弟莫名的羡慕。当时企业分配给地方部队有几个招生名额，曹丽就选择了去技校读书。
　　曹丽一家都是北方人，爱吃面食，每次去她家，她爸爸妈妈都会做各种面食，饺子、面条、包子……做出各种花样。可对于一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人来说，确实吃不惯面食，而且也不好一直打扰她的家人，我就找借口不去了。
　　曹丽个子高，身高接近一米七，我个子小，她常把我当成妹妹照顾，每次换洗床单、洗衣服，她都会帮我的一起换掉拿去手洗，实际上她比我还小一岁。家里对交朋友这方面管得比较严，曹丽是我为数不多受到家人认可的朋友。
　　我们俩的关系越来越好，已经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为了早点和曹丽见面，我就周天早点赶火车返校。返校时我俩交换给对方带的小礼物，有时她会带自己家做的饺子。
　　周天返校，她神秘兮兮地从包里拿出一个饭盒，放在桌上：“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当当！韭菜馅饺子——”她打开盖子，把饭盒推到我面前，“还是热的，趁热吃。”
　　我欲哭无泪地看着眼前这盒饺子，觉得不能拂了她的好意，硬着头皮吃了几个。
　　十月中旬的一个晚自习，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窗外的杨树在风里哗哗地响，灯光把树叶的影子投在玻璃上，晃来晃去的。我正低着头看专业书，一个人影落在书页上，挡住了光。
　　我抬起头，张文站在面前，手里抱着一摞作业本，“周兰，你的本子。”他把作业本递给我。
　　接过本子，我低着头继续看书，他没有走，余光看到他灰色的西装裤，紧接着，他用手轻轻敲了两下桌子，一张叠好的纸条放在我书上，下一秒人就不见了。
　　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下周六晚上学校礼堂放电影，我多了一张票，你想去吗？”
　　旁边的方敏目睹这一切，看到纸条上的内容，她的眼神忽然暗下去，小声在我耳边说道：“什么嘛，居然约你去看电影……”
　　看到那行字，我心里只有惊讶，自己和他没什么交集，为何要约我去看电影？舅舅的叮嘱回荡在脑海“不许谈恋爱”，这句话像一枚钉子，钉在心上，划定出绝对的边界。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握在手里，方敏见我没反应，已经无心再看书，“你去不去？得回人家呀，揉皱算什么意思。”
　　我想了想，拿起笔，在纸条背面写了两个字——“不去”。没有解释，没有抱歉，就把纸条折好，趁着课间走到他的座位旁，放在他桌上。
　　他看到纸条，眼神朝我这边瞟，然后默默把纸条撕掉。
　　晚自习剩下的时间，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窗外的杨树还在哗哗作响，书上的字像一排排蚂蚁，密密麻麻，爬来爬去，一个字都不进脑子。
　　自那以后，张文没再递过纸条，有时候，我们在楼梯口擦肩而过，他的目光落在别处，就像没看见我一样。
　　技校的生活比代课的时候轻松多了，不用备课，不用批作业，也不用面对那些奇奇怪怪的目光。我只需要听课、做笔记、背书、考试。这种纯粹的、只为自己活的日子，开始慢慢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为了摆脱家庭管束，在艰苦的村小坚持教书，为了摆脱谣言，三次选择逃避，现在终于可以停下来，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读几年书。
　　杨树叶褪去青色，黄色的叶子一片片落下来，落在底下的那排万年青上，落在教室的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