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巷流年》周北窗

22、新讲台 谣言像没线

　　谣言像没线的风筝，随处飘荡，传的人越多飞得就越高，不知道哪天就落到了自己头上。既然无法阻止谣言的传播，那就找一个风刮不到的地方。
　　那天晚上，当我提出不想在村小代课的想法时，妈妈选择了理解我。
　　刘老师的弟弟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但是那些闲话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消散，它们像春天里的杂草，割了一茬，过两天又长出新的。
　　离放假还有一周，我每天掰着手指头数。既有即将离开是非之地的欣喜，又夹杂着对学生们的不舍。有学生下课后走到讲台边问我：“周老师，你下学期还教我们吗？之前来代课的老师都只教我们一学期。”我不想告诉他真相，也不愿说谎，摸了摸他的头，没有回答。
　　期末的那几天，我格外认真地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堂课。没有告诉他们我要走，只是在黑板上多写了几句鼓励的话，在他们交上来的作业本里多夹了几张写了评语的小纸条。
　　放寒假的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孩子，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上，把老槐树、旗杆、那三排土坯房，一一看了个遍。阳光很好，把这些破旧的土房子照得暖洋洋的，墙上的裂缝、老旧的木窗、屋顶上斑驳的瓦片，都被涂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看着竟有些不真实的温柔。
　　在山里待了不到半年，我学会了站在讲台上不发抖，学会了跟山里的孩子打交道，学会了一个人在煤油灯下备课到深夜，也学会了被人误解的时候，不争辩，只是安安静静地收拾好自己，然后转身离开。
　　舅舅了解我的工作情况后，问我接下来的打算，我只说还想继续做老师。寒假过半时，妈妈带来了好消息。
　　“我跟教育局的直属领导谈过了，”妈妈说，语速比平时快，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他们同意让你下学期去乡上的中学试讲。如果讲得好，就留在那儿。”
　　“乡上的中学”这几个字在耳朵里打了个转，落进心里，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要是讲得不好呢？”我问。
　　妈妈笑出声，笃定道：“你讲得好，我说过的，你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
　　那所乡中学离妈妈的学校很近，骑车要二十多分钟，但中间还是要经过一段难行的泥土公路，因此我还是得靠继父接送。
　　正月十五刚过，我就去了新的学校报到。我坐在车子后座，他在前面弓背骑车，谁都不说话。我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沉默，那根扎进肉里的木刺，不拔出来，即使不碰它，也会发炎、化脓。
　　乡中学比之前的村小要大得多。校门口种着一排被修剪成球形的万年青，叶子绿得发黑；一进门就是一条水泥路，路的尽头是教室，一排排青砖平房整齐排布；操场是水泥地，跑道上铺着一层煤渣，不再是之前那块黄泥地；篮球架上油漆脱落，露出底下褐色的木头；校园里回荡着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
　　公开课安排在上午的第二节，初一（2）班的教室，课文是彭荆风的《驿路梨花》。
　　踏上讲台那刻，我听到自己的脉搏在耳膜上擂鼓——“咚咚，咚咚”，一下下敲击着我的心。讲台下坐着四十来个学生，黑压压一片，每个人的眼睛都好奇地看着我，教室最后一排坐着校长和几位老教师。
　　一节课结束，校长同几位老师开了会，一致同意让我留任。但考虑到我年纪小，另外安排一位有经验的数学老师和我搭班，他当班主任，我负责语文教学，同时兼任初二的生物。就这样，我又站上了新的讲台。
　　刚来的那些日子，学校的老师都很照顾我。
　　同办公室的黄老师，教毕业班语文，三十出头，平时沉默寡言。有一回，他经过我的办公桌，瞥见我在写教案，站着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说了句：“这篇课文情感分析是教学重点，你这一块设计太少了。”我看着他手指的地方，点了点头。
　　他继续说：“把前面的导入砍掉，直接进入正题，突出重点。”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和，没有居高临下的指点，就像是在跟一个刚入行的晚辈分享经验。
　　我认真地听着，全部记在心里，后面，我按照他的建议去修改，上课果然更顺了，学生听得也更明白。
　　在村小代课，模仿自己以前的老师、模仿妈妈上课的样子，我全靠自己摸索，像在黑夜里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这里，有更为专业的老师指导我，一有机会我就去听老教师上课，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他们的话落进我的耳朵里，在心里慢慢生根发芽。
　　班上的学生很快和我混熟了，下课时，我会在教室和他们聊天，在操场和他们跳绳、踢毽子，看着就是比他们大几岁的姐姐而已。可上了课，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拿起教鞭往桌上一敲，四十多双眼睛齐刷刷盯着黑板，语文课上他们积极回答问题、参与讨论，学习热情高涨，从不会有人在我的课堂上捣乱。我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作业必须按时完成，课文背诵必须过关，总之，我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学生的方法。
　　转眼间，我在乡中学已经待了半学期，学校举行期中考试，我比学生们还紧张，仿佛要参加考试的是我，不是他们。考前两天，我带着他们进行复习，做复习提纲发给学生，监考时却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考完试，学生们放了半天假，所有老师聚一起集中阅卷，刚阅完一个班级的试卷，就有老师皱着眉头直摇头：“不行呀，感觉这次的题有难度，学生们的作文好多立意不准确。”
　　我心里咯噔一下，开始担心自己班的学生，我翻找出自己学生的试卷，看了几个人的作文——立意正确，这才放下心来。
　　成绩出来的时候，我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语文组的吴老师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张成绩单，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喜是忧。
　　“周老师，你们班的语文平均分，年级第二名。”他把成绩单放在我桌上。
　　我拿着那张成绩单盯了好久，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一名——初一（3）班，吴老师是三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经验丰富，他们班的语文成绩一直都是年级第一。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手指摩挲着成绩单上的那串数字。
　　“二班之前每次考试成绩都没进过前五，周老师，你带他们之后，成绩稳步提升，现在都快赶上三班了，后生可畏呀！”吴老师笑着说道。
　　我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我还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吴老师出去后，我把手撑在桌上，脸埋进手心里，肩膀微微发抖。那串数字，是我这几个月努力的结果，是对别人质疑的最好回击，也是我能力的最好证明。
　　这一次考试，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讲台、继续教育事业的决心。
　　落日的余晖从打开的窗户外洒进来，铺满了我的办公桌，暖黄色的阳光照在桌面的作业本上，那黑色的字仿佛在向我打着招呼。花坛里开败的桃花还挂在枝头，嫩绿的新芽如同在油里浸润过一样，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