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巷流年》周北窗

20、认知与偏见 发生那件事

　　发生那件事后，我一直强迫自己不再去想。一旦到了晚上，熄了灯，躺在床上，那只肮脏的手就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任凭我如何驱赶，那只手还是黏在我身上；我越是想挣脱，那手就不断侵占我的底线，它一点点爬上我的腰，冰冷的触感让我脊背发凉。从梦魇中醒来，我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渗出密密的汗。
　　我望着漆黑的屋顶出神，窗外露出淡淡的月光，对床的孙老师已经熟睡，房间里是她沉重的呼吸声。那封信是否安全地交到妈妈手上？妈妈看完后会作何反应？这些问题在脑海中盘旋成解不开的线团。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周，又到了周六下午。那个人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停好车，垂着眼眸默默站在那里，谁看了不觉得是一幅慈父接女儿下班的美好画面？
　　见我从学校里出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碰到我的目光，就忙不迭地别开了。他精神看起来不大好，眼窝发青，脸色发灰，嘴唇干裂起皮，看起来像几天没睡觉。整个人恹恹的，像霜打的茄子。
　　我不确定他这副样子是不是被妈妈教训过，看到这张脸，心里抑制不住地泛起恶心。他站在那儿，把脸撇向一边，没有像往常那样叫我。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山路遥远，如果自己走回去，怕是天黑也走不到妈妈学校……我抬腿踢开脚边的那颗石头，冷着脸坐上了自行车后座。
　　回去的路上，我们没有说一个字。耳畔只有呼呼的风声和山里的鸟叫声。在身体不适和心理不适的双重夹击下，我只想快点到家，快点离开这辆自行车。
　　回到家，我第一时间抓住小弟弟询问是否亲手把信交给了妈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才舒了口气。
　　晚饭的桌上，气氛有些闷。
　　继父坐在对面低头吃饭，和以前不同，今天却像嚼蜡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嘴里送，腮帮子动得极慢，夹菜也只夹自己面前那盘。他的目光偶尔抬起来，在我脸上飞快掠过，又沉下去。那目光里有闪躲，有试探，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隔着一层脏兮兮的玻璃，看不太真切。
　　两个弟弟叽叽喳喳地说着在学校里的事，打破了桌上的沉默。大弟弟说自己被老师表扬了，小弟弟说自己考了高分。妈妈笑着点头。
　　晚饭后，继父带着两个弟弟去操场打篮球，屋里只剩我和妈妈两个人。我实在忍不住开口问道：“妈……那封信，你看了吗？”
　　妈妈手上叠衣服的动作一顿：“看了”，妈妈声音停顿了一下，“家里老鼠多……那晚上肯定是老鼠爬到床头上了。”说完接着把衣服放到衣柜里。
　　听到她的话，我腾地一下从凳子上站起来。
　　“你那天晚上肯定是做噩梦了。”她的语气很平静，“被子盖太厚了，容易做梦，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我难以置信地走到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不是老鼠，也绝对不是梦！”
　　“这段时间这些老鼠很多，哪天安排学校进行一场灭鼠行动。”她说到“老鼠”两个字的时候，咬字很重，似乎想把这两个字刻进我的脑子里。
　　我盯着她的脸，看了很久，她的表情没有一丝波澜。“妈——”我一字一句地说，“那天晚上我把床帐压得很紧，被子也裹得很紧，老鼠根本钻不进来。而且，大冬天，我的被子被掀开了……我还听到凳子被撞倒地声音，老鼠不可能那么大，肯定是……”
　　妈妈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透出不忍和心疼。“那就是老鼠。”她说，声音低下去一些，好似在说服我，又像在说服她自己。
　　我没再说话。妈妈把衣服收好，转身摸了摸我的肩膀，“别想那么多了，”她说，“早点睡。”
　　我望着墙上的那条裂痕，从墙角蜿蜒到房梁。像干涸的河床，又像一道结痂的伤疤。
　　她信了吗？还是不愿意信？
　　也许她信了。在妈妈心里，继父是一个好人——顾家、会做饭、凡事都迁就她、对孩子有耐心、对亲戚朋友真诚。这些标签在他身上贴了这么多年，早就长进了肉里，撕下来是要带出血的。只是我的话还不足以撕下他的伪装。
　　也许她不愿意相信。信了又能怎么办？离婚？那个年代，离婚的女人日子有多难过，她不是没经历过。再离一次，她的脸往哪搁？她可能会被周围的唾沫淹死。两个弟弟怎么办？
　　我不敢往下想了。
　　这些问题在我心里越想越乱，越缠越紧。我拉过被子蒙在头顶，被子里又闷又热，连呼吸都是烫的。但奇怪的是，晚上我睡得很沉，大概是太累了，累到连做噩梦的力气都没有了。
　　周一早上，继父照例送我去村小。
　　一路沉默。
　　风比上周更冷了，从两山的夹缝中灌进来，我围了两圈围巾，还觉得冷风往领口里钻。
　　我挺直背走进校门。那件事，就这样被深埋进心底，只在无人的深夜，结痂的伤口再次被揭开，慢慢渗出血来。
　　日子和山里的溪水一样，不急不慢地流着。
　　山里冬天气温比其他地方更低。操场上的老槐树伸着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孤寂。教室里，纸糊的窗户关不严实，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学生们缩着脖子写字，有几个手背上全是紫红色的冻疮，严重的破了皮，伤口上留着血痂。有的甚至还穿着凉鞋……我心里难受，却无能为力。
　　我给那几个学生买了蛤蜊油，让他们早晚抹手。
　　临近期中考试，我在这里代课已经三个多月。和我同屋的孙老师比我大四五岁，爱笑，喜欢唱歌。和我一样爱美、爱打扮，即使在艰苦的山村教书，也很注重自己的穿着和形象。
　　慢慢的，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察出一些异常。
　　隔三岔五，总会有男青年来找她。
　　那些人打扮得很时髦，有的穿着喇叭裤，有的戴着墨镜，有些皮鞋擦得锃亮。引得孩子们趴在窗户上看热闹。
　　孙老师见了他们，笑盈盈地迎出去，嘴里喊着“弟弟”，声音甜得发腻。
　　“这是我弟弟。”她跟我介绍。
　　“这是我同学。”
　　“这是我老乡。”
　　他们来了，就坐在宿舍说话，有时候说到天黑。我坐在自己那边备课，耳朵里灌满了他们的说笑声。我年纪小，身体发育也晚，一直到高三毕业才第一次来月经。心智没完全成熟，正处在情窦未开的时候。虽然隐隐察觉到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但也没有多想。
　　后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那些来宿舍的社会青年面孔常换，每一个都待不了多久。
　　宿舍里总有异性出没，我开始觉得不自在。关于她作风问题的闲话也在学校传开。
　　也许是她太随性了，或许是我放不开。两条路上跑的车，硬凑到一块，怎么都不可能相交。
　　一天晚上，她又带了一个男青年回来。那人看着十七八岁，个子不高，穿着件灰色夹克衫。他坐在孙老师的床沿上，翘着二郎腿，跟她有说有笑。孙老师给他倒了杯水，又削了个苹果，切成小块，拿起一小块递到他嘴边。
　　“这是我兄弟。”孙老师跟我介绍，笑得眼睛弯弯的。
　　小伙子冲我点了点头。
　　我礼貌性地回了个笑，低下头继续看书。
　　余光里看见他们挨得很近，小青年说着什么，声音很低，孙老师就凑过去听，两个人的脑袋几乎贴在一起。孙老师腿上放着本书，他们的肩膀靠在一起，一边翻书，两个人时不时发出嬉笑声。孙老师的头发垂下来，扫在小伙的肩膀上，他伸手捏住发梢，在指尖捻了捻。孙老师轻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似在嗔怪，却没有把头发抽回来。
　　我把书翻了一页，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后来他搂住了孙老师的肩膀，她靠在他怀里，两个人就那么半躺着，腿搭在床沿外。煤油灯的光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投在墙上，交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谁的。我开始觉得屋里闷得慌，有些喘不上气。可我又不好走，走了就显得我看见了什么，不走又实在坐不住。
　　好在没过多久，那个人起身走了。孙老师送他到门口，回来时脸还是红的，哼着歌铺床，“周老师，你看手抄本吗？我这儿有好多，他们拿来的。”
　　“什么是手抄本？”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反问道。
　　她被我的话逗笑，摇摇头说：“没什么……”
　　我不再理会她，吹了灯，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我讨厌她的行为，这种事对于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小丫头来说，实在不好说出口。我强迫自己忍下去，但我的容忍，并没有换来她的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