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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初体验 九月初,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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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我收拾好东西,又住回了舅舅家。重复着高中时期骑车上下学的生活。
复读的日子,比我想象的更难熬。这是一所国企附属中学,学校里的学生大多是职工子弟,也有少量的借读或者社会招生学生。在这里学生们享受到最好的教育条件,学风浓,但学习压力也大。
数学老师是个中年男人,说话带着一股上海腔调,穿着讲究。讲课时喜欢站在讲台下,我坐在第三排,拼命记笔记,可很多地方听不太懂。下了课去问他,他讲得很快,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开始回答下一个同学的问题了。
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各科老师布置的作业大家都会在晚自习完成,我负责把老师出的题目抄在黑板上,由课代表讲解。一到数理化的内容,我就觉得在听天书,做不完的题目就只能拿回家赶工。
每天睡前我都会坐在书桌前看书复习,即便很多时候我根本看不进去,我还是会强迫自己坐下来。家里人被这种假象迷惑,还以为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了。
在这期间我还认识了新朋友,她叫罗瑞,我们关系很好。
一个月后学校组织了一场小考,成绩下来,我考得并不理想,甚至比高考时还差。我拿着试卷一个个订正完错题,然后盯着试卷上的红叉发呆。原本就漂浮不定的心,在这次的打击下,更加动摇。
罗瑞在一旁出声安慰,说还有一年时间可以学,不用灰心。
是呀,还有一年的时间,可是我只感觉自己根本不适合这里,若是再熬上一年,我还是没考上,到时候岂不是更丢人?
这种无尽的自我怀疑的日子熬了两个月,舅舅问起我的学习状况,我只说还好,其他的就不愿多说。
在学校里,有天我实在难以排遣身心的疲倦,便趁着下课的空隙和罗瑞去操场散步。冬天的太阳晒在身上很暖和,照得跑道发白。我们沿着跑道慢慢走,走了很多圈。走累了,就在旗杆底下坐下来。
又过去一个月,我听到了一个传闻。
复读生高考要比应届生多考一百分才能录取。
这个消息在学生间不胫而走。
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它像一粒石子,卡进了心里,怎么也倒不出来。上课的时候想,吃饭的时候想,躺下想,醒了想。越琢磨越觉得是真的——要不然,为什么复读生考上的那么少?
那段时间我开始失眠。只要闭上眼,脑子里全是:我真的能比应届生多考一百分吗?要是明年还考不上怎么办?
越想越怕,越想越睡不着。
我的信心像沙堆一样,一点一点塌了。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学习。
十一月底的一天,我实在撑不住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把复读的苦处、数学的吃力、那个传闻,都说了出来。
妈妈平静地听我说完,想着说些什么话安慰我:“我知道复读压力大,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就一年时间,坚持一下吧,啊?”
我拼命摇着头,脸上写满了拒绝:“我不是不想复读,而是我觉得自己现在根本就不想读书了!如果明年我考得更差,连师范都没得上怎么办?”
妈妈叹了口气,无奈地看着我,问道:“不读书?那你要做什么?”
“我想教书,想当老师。”我回答得很坚定。
“读完大学照样可以教书,你……”妈妈还想和我辩驳,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不一样!我现在考不上大学,哪怕拼了命也考不上!”
我情绪激动,她也被刚才的话吓到,害怕我真的会想不开,忙安抚我,过了好一会才缓缓开口:“好,好,好。不想读书就不读了,我尊重你。不过……复读的学校是你舅舅联系安排的,你想好怎么和他说没有?”
我的心狠狠沉下去,和妈妈说容易,但是要和舅舅开口……着实是为难我。从小到大,舅舅对我的要求都是极为严格的,在学习的问题上他向来都是“一言堂”,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坐在床沿上,低着头,鞋子在地面上搓得吱吱响。嘴里小声嘀咕着自己不敢。
妈妈看出我的犹豫,“你不敢,那我去和你舅舅说。”
原以为我退学是顺理成章的事,直到那天外婆提起,才知道,妈妈将我的想法转告给舅舅时,舅舅非常生气。
他说妈妈这是对我不负责任,甚至要把我叫来当面批评。最终,在妈妈和外婆的苦劝下才勉强同意。
终于,我在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办好了退学手续。那段为期三个月的复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妈妈也开始着手安排我去教书的事情。
那是我从未有过的轻松状态,我满心期待着能快点去教书。到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出去住,不用再忍受舅舅严苛的管教;到时候我就可以自己领工资,不用再依靠家里人;到时候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真正的大人。
妈妈通过教育局的关系,把我安排到了一所乡村小学代课。
那所小学在山上,从妈妈所在的镇上过去要走很远的路,全是山路,路面窄,而且坑坑洼洼的,我根本就不敢骑自行车。
“远一点没关系,以后都让你叔叔来接送你。在那边先锻炼一段时间,后面再找机会把你调到镇上。”临走前的晚上,妈妈怕我吃不了苦,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妈妈还怕我个子小,年纪小镇不住学生,又说了好多自己讲课和管理学生的方法;“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回来和我说。”
那些唠叨声从我的耳朵里飘进来,又从窗户飘了出去。我内心的激动早就盖过了对未知的担心,洗漱时都忍不住哼起了小调。
第二天出发,恰巧是阴天。
继父正帮我把行李绑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临近宿舍的老师看到便和他打招呼:“李老师,今天就送妞妞去学校了吗?”
继父笑着回应,弯着腰用力扯紧了捆绑的绳子;“对呀,今天得去报道了。”
左边宿舍的老师听到声音,也从屋里出来搭腔:“我说你这个后爸当得真是合格,接送孩子再远再累也没怨言。”另一个人也随声附和着。
我在屋里听到他们的话,故意等到他们走开了才出去。
我背着书包坐在自行车后座,两只脚悬空,大腿用力保持我身体的平衡,手紧紧抓住后座的金属架。
山路上没什么人,两边的树叶子落了大半,露出灰黑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远处的山脊线上有一层薄雾,灰蒙蒙的,把天和地连成一片。
山路崎岖,遇到上坡我就得下车走路,继父推车走在后面,我一个人闷头往前走,走到平处,便停下来等着他,然后坐上后座;遇到下坡,自行车在重力的作用下越跑越快,我的身体控制不住地往前倾,有时候脸碰到他的后背,一股轻微的,几乎不易察觉的汗味钻进我的鼻孔,我猛地撇开脸,用尽全身的力气隔开和他的距离。
从镇上到那所小学,走了将近四十分钟。一路上我们没说一句话。他在前面骑车,偶尔咳嗽一声,有时推着车绕过坑洼。我在前面走,脊背挺得直直的,余光能感觉到他的影子落在我旁边,不远不近的,始终保持着一个距离。
那所乡村小学建在半山腰上,三排土坯房,围着一个黄土操场。操场边上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冠铺开来,遮了小半个操场。校长姓张,四十来岁,本地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列宁装,说话嗓门大,见了我就笑:“你是周老师吧?周校长打过招呼了,欢迎欢迎!”
周校长就是妈妈。我点点头,叫了声“张校长”。
她把我们带到教师宿舍,宿舍在学校东头,几间小土屋,窗户糊着白纸,屋里两张木板床,两张三屉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墙角有蜘蛛网,地上扫过了,还留着扫帚的印子。张校长说:“条件简陋,将就住。电是有的,就是经常停,煤油灯备着。”
我环顾四周,说了句:“挺好的。”
继父把行李搬进宿舍,我只顾着和张校长说话,他大概也觉得尴尬,忙完了搓了搓手,站在门口,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有啥事就捎信回来。”
我没接话,站在门框下边,看着他。那目光应该是冷的,冷到他看了一眼就别过脸去,转身推着自行车走了。
他的背影消失在土路的拐弯处,我才松了那口气。
“那行,你先收拾,明天上课。教毕业班的语文,行不行?”
“行!”我忙点头答应。
张校长走了之后,我打开行李,把床铺好,把书摆到桌上。屋里收拾完了,我站到门口往外看。操场上空荡荡的,远处是一片山坡,坡上种着茶树,一行一行的,整整齐齐。再远是山,山不高,青郁郁的,一层叠着一层,望不到头。
和我同寝室的老师,姓孙,二十四五岁,从城里调过来的。我暗自窃喜,还好有人陪我一起,晚上就不会害怕了。
天快黑了,西边的云烧成一片红,慢慢暗下去。山里的天黑得快,不像城里,路灯亮起来还能看见人影。这边天一黑,便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从包里摸出火柴,把煤油灯点上,火苗跳了跳,在墙上投下一个晃晃悠悠的影子。
晚上躺在木板床上,脑海不断想象着明天上课的画面,耳畔传来窗外不知名的鸟叫声。风从山那边吹过来,穿过树林,呜呜呜地响,像是有人在哭。我把被子裹紧了些,翻了个身,木板床吱呀一声。
第二天一早,我被鸡叫吵醒了。推开门,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泥土和草叶的气息,凉丝丝的,吸一口到肺里,整个人都清醒了。操场上的黄土被露水打湿了,颜色深了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
毕业班的教室在中间那排房子的最左边,下课时间,学生们在教室外疯跑,教室里也闹哄哄的。操场上,一个穿着深棕色毛衣的男老师,一手拿着黄铜做的锣,一手拿着锣槌,“哐哐”敲了六七下,那声音足以传遍这座学校的所有角落。
学生们听到声音,纷纷跑回教室。
这是我的第一节课,也是考查我是否能留下任教的公开课。我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抱着书走进教室,学生们瞬间安静,二十多双眼睛齐刷刷望着我。教室最后坐着五位来听课的老师。
“同学们好,我姓周,从今天起就由我来教你们的语文。”
没人说话。我翻开课本,今天要讲的是《望庐山瀑布》。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板书题目。
教室里很安静,我的声音在土墙之间回荡:“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孩子们跟读的声音此起彼伏。
下课的锣声伴随着后排几位老师的掌声响起,一节课讲完,我的后背湿透了。但孩子们的眼睛是亮的,那亮光让我觉得,这事值得做。
这节课上得很成功,我也被学校留下录用了。
午饭时间,离家近的孩子可以回家吃饭,稍远一点的就得自己带米,用饭盒或者搪瓷盅在学校食堂蒸饭,就着带来的咸菜下饭。
我刚来学校,认识的人不多,常和同寝室的孙老师一起吃饭。吃饭时她随口介绍起学校的一些情况。
一周下来,我对这里还算适应。落榜的阴霾、复读的挫败,在山里一点一点被风吹散。孩子们的笑声像山泉水,洗去了我心里的尘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