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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通话那头的人真实又遥远 母亲的微信 ...

  •   母亲的微信头像在聊天列表里挂了一整天,我都没点开。

      那张照片已经用了很多年,是旅游时在一片海边栈道上拍的,她站在栏杆旁,风吹得头发有点乱,背后是被压得很低的云。每次看到这个头像,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却不是海,而是一句从小被说到大的话:有什么事要跟家里说,别瞒着。

      屏幕右侧那个小红点一直亮着,是她中午发来的几句日常问候:天气凉了,多穿点;最近忙不忙;钱够不够花。后面跟着一张杂志封面,是关于“传送技术时代的安全隐患”的专题,她给我圈了几条线,问现在大家还是不是天天坐那玩意儿。

      我盯着那张封面看了很久。

      联访结束之后,程已经明确说了:当天内部整理完材料,就会按照程序往家庭端发安全提示;短信自动推送,挂号信两三天内到。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不先打电话过去,家里收到的第一手信息就会来自一个陌生号码、来自一段提前写好的“统一话术”。

      那种被别人抢先定义“你出了事”的感觉,我光是想象就觉得窒息。

      晚自习结束后,宿舍楼道里人声嘈杂,大家在讨论作业、比赛、游戏更新,传送站、系统异常、主记录,这些词在这一层空气里完全不存在。我把手机揣进兜里,走下楼,没有去操场,也没有去食堂,而是绕到教学楼后面那条很少有人走的窄道上。那里有一排旧教工宿舍,窗户半开着,光线从玻璃缝里漏出来,地面不规整的砖缝里长了一些顽固的草。

      信号还算稳定,至少不像地下停车场那样断断续续。

      我把联系人列表划到“家”那一栏,指尖在“妈妈”两个字上停了几秒,最终还是按了下去。

      铃声只响了一声,电话就被接起,速度快得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她那边很吵,像是在菜市场,背景里夹杂着叫卖声和菜刀拍案板的声音,“是不是缺钱?”

      “没有。”我说,“就……想跟你说点事,提前打个招呼。”

      她那边沉默了半秒,语气立刻紧张起来:“怎么了?是不是学校出事了?你别吓我。”

      我下意识看了看头顶暗下来的天空,组织了一下语言:“今天下午,学校这边配合传送站做了一个联合回访,问了我一些关于用传送门的情况。”

      “怎么还联合?”她声音一下提高,“是不是那东西出事了?我们这边昨晚新闻还在讲,说有个地方因为传送系统事故被罚了好几百万。”

      “不是大事故,”我赶紧解释,“他们说是做安全升级,顺便把以往一些异常数据核实一下。我之前有两次传送时系统卡了一下,被他们记下来了,所以现在要查。”

      “卡了一下?”她抓住这个点不放,“卡到什么程度?人有没有少块肉?当时怎么没跟我们说?”

      “就是灯灭了,舱门没马上开,换了一台机子就好了。”我尽量往轻里说,“那会儿我也以为只是设备老化。”

      她在那边听着,呼吸声变得很重。

      “你知道不知道你说这个我心里有多不踏实?”她压低声音,“现在谁敢保证他们那玩意儿一点问题没有?电视上讲,说‘重构范围’、‘信息对齐’什么的,听起来就吓人。我早就跟你说过,能坐车就别老往那里面钻。”

      “这次他们也这么说。”我苦笑,“说以后最好减少不必要的跨城传送。”

      “以后别用了。”她几乎是条件反射,“实在要回来,就坐车,慢点也比丢了一条命强。”

      这句话听上去很夸张,却把我之前在核验室里被那些参数包围时心里闪过的念头翻了出来——对大多数人来说,传送门是“交通工具”;对她来说,却像某种随时可能失控的手术。

      我顺着她的情绪往下说:“他们今天主要是问我最近有没有乱刷卡,有没有把卡借给别人。我承认了以前有一次借给室友,他们教育了一顿,说不许再这样。”

      “借卡?”她立刻问,“借给谁?干什么用?人可靠吗?”

      “宿舍的人。”我说,“当时去办个急事,没多想。”

      “以后谁跟你说借卡,你都说自己弄丢了。”她干脆利落地下结论,“你爸在单位老说那些违规用卡的案例,最后受牵连的都是没长心眼的。”

      她提到父亲,我心里咯噔一下。那边他大概也能听见动静,很快在背景音里插了一句:“电话给我。”

      听筒里换了一种更低、更硬的声音。

      “怎么回事?联合回访?”他问得很直接。

      “传送公司跟学校一起核实用户记录。”我尽量用他能接受的说法,“他们说,之前有几次系统检测到我的数据有点异常,需要确认我是‘真实本人’。”

      “什么叫‘真实本人’?”他冷笑了一下,“我儿子难道还有假的?”

      这句反问比任何法律条文都要直白。

      我吸了口气:“他们的意思是,传送系统里会把每个人建立一个主档案,有异常的时候要选一个作为标准。”

      “你现在是在跟我复述宣传稿?”他语气更冷了,“我问你:他们有没有说这事会不会影响你的学籍、出行、以后找工作?”

      “学籍不会。”我说,“老师在场的时候他们明确讲了,不会影响毕业。他们最多在一段时间内把我列为‘高风险用户’,传送这块会更谨慎一点。”

      “那其他呢?”

      我想了想,只能挑还能说出口的部分:“有可能会通知公安那边进行抽查问询,但不一定轮到我。老师说,从法律上看,只要我没干违法的事,就不会把我当成犯罪嫌疑人。”

      “你当然不能干违法的事。”他几乎是咬着牙说,“这句话还用别人提醒?”

      电话这头我无话可接,只能小声应了一句:“嗯。”

      对面的沉默比责骂更难受,像一块石头压在嗓子眼上。过了几秒,他突然换了种语气,像是在强压情绪:“你实话告诉我,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证件、账号给任何人长期用过?包括那些你觉得是好朋友、同学、亲戚。”

      这问题被问得太准,准到我下意识想抬头看看房间里有没有藏摄像头。

      “没有长期。”我只好在“时间长度”上做文章,“只有那一次临时借卡,已经承认了。他们也没继续追究。”

      “我再问一遍,有没有在外面乱签什么协议、做兼职、给人家当人头?”他一条条盘问,“现在有很多利用传送漏洞搞诈骗的,新闻你看没看?”

      “没有参与那些。”我说,“平时就做一点打工,填的都是自己信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我和你妈现在最怕的,就是有一天有人敲门,说‘你儿子在传送系统里出问题了,需要你们配合’。你知道这对一个家长来说是什么感觉吗?”

      “他们可能真的会发安全提示过来。”我把最难开口的那句话说了,“短信和挂号信,今天晚点或者明后天会到。老师让我提前跟你们说一声,别被吓到。”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连背后的电视声都突然显得格外响。

      “短信我们不怕。”母亲的声音又抢回来,“你爸爸单位也经常收这类东西。挂号信那就说明他们打算往档案里写字了。”

      父亲轻轻咳了一声,像是在压住什么:“内容等收到再看。我现在只问你一点——以后还打算不打算继续用传送门?”

      “短期内不会了。”我说,“他们也建议我别乱坐。”

      “从现在开始能不用就不用。”他直接下结论,“放假要回来就提前买车票,别图快。家里不缺那几个小时。”

      这话看似粗暴,却把我的一部分心理负担卸下来一点:至少在他们眼里,这件事还可以被降级成“交通问题”,而不是“存在问题”。

      母亲又抢过电话,语气里多了一丝哀求:“你要是觉得学校那边压力太大,就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帮你联系老师、领导,别自己扛着。电视里老讲什么心理问题,我看你最近发的照片都没有几张人样。”

      “我还好。”我说,“就是有点累。”

      她在那边叨叨了很久,从饮食作息讲到不要老看屏幕,又从传送门讲到她年轻时坐绿皮火车的故事,说那会儿一趟路坐十几个小时也没觉得怎样,反而结交了很多人。

      我听着听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画面:如果那时候就有传送门,她会不会也像现在一样本能地抵触,觉得“太快了不安全”?

      通话快结束时,母亲突然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们?那种不能通过微信说的。”

      这个问题早晚会被问到。

      我把电话稍微拿远了一点,看着屏幕上显示的通话时长,又贴回来:“真要有,你以为我能扛到现在?”

      她被我这句半真半假的反问逗笑了:“那就好。反正记住一点——哪天你觉得自己一个人撑不住了,就先给家里打电话,别先去找什么同学、网友。”

      “好。”我答应。

      挂断之后,手机屏幕迅速暗了下去,仿佛刚才那二十几分钟只是一个短暂的系统通知。世界恢复到只有我一个人的安静,教学楼背后的窄道上连风声都听不太清,只能听见远处操场上传来的口号。

      我靠在墙上,给他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家里通了气。”

      他很快回:“反应呢?”

      “担心,多过责怪。”我打,“但他们已经被‘安全提示’这几个字吓到了。”

      那边迟疑了一会儿,发过来一行字:“有一天他们会习惯你是‘高风险用户’这件事。”

      “你呢?”我下意识问。

      “我不会出现在他们的风险列表里。”他回复,“在任何系统里都是空白,这样对他们也算一种保护。”

      这句“空白”,比任何一个技术名词都更让人难受。

      我盯着屏幕,犹豫了很久,还是把心里那个一直绕着走的问题敲出来:“如果哪一天他们真的上门调查——从传送站到学校,从学校到家里,一层层问下来——你希望在他们的故事里以什么身份存在?还是,说得更直接一点,你希望自己根本不出现在他们的故事里?”

      他那边沉默得出奇地久。久到我甚至开始怀疑消息是不是没发出去,或者他已经在另一个城市的某条街道上关机了。

      最后,屏幕亮了。

      “如果故事非要多一个人,”他写,“那就说有个同学曾经借用过你的卡,后来你们吵了一架,断了联系。名字记不清,家在哪儿不知道,电话换号。”

      “这对你不公平。”我打,“你不是一个可以被‘记不清’的人。”

      “可对系统来说,”他回,“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体面的消失方式了。”

      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下来,传送站那道光柱在远处竖着,像一根冷白色的针,把这座城市扎在原地。

      我忽然意识到,从今天开始,“父母”这两个字不再只意味着家里那套熟悉的唠叨,而是某种被卷入的外围:他们会接到陌生电话,会收到挂号信,会在和邻居聊天时提起一句“我儿子上次坐那个东西差点出事”,却永远不知道真正差点被彻底划掉名字的是哪一个。

      而我这边,还要继续练习另一种表情——在他们问“最近还好不好”的时候,学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一个被选中留下的、理应健康成长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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