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穿之十八皇子的功德人生》囊莹映雪

138、火起保定府，线断恒源商 第二天，我

　　第二天，我把账册送到四阿哥案头。他翻开，一页一页地看。看到“去向：西边军前”那一栏，他的手指顿住了。“这批粮，不是给十四弟的。”他抬起头。

　　“为什么？”

　　“十四弟不缺粮。”他把账册推到我面前，“前线粮草暂时够用。富宁安的折子没再催。可你看这账册，去向写‘西边军前’，兵部却没有回照。运粮的人躲躲藏藏，签字的是揆叙府上已经死了的管事。如果真是正经军粮，何必如此？”

　　我沉默。他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舆图前，指着居庸关的位置。

　　“昌平往北，过了居庸关，粮道就分岔了。一条往西，去前线，那是十四弟盯着的地方，兵部有记录，户部有账，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另一条往西北，出张家口，去蒙古，再往西，就是准噶尔的地盘。”

　　他转过身，看着我。“这批粮走的是哪条路？账册上没有写。可运粮的人不敢走十四弟盯着的那条，偏要偷偷摸摸往西北去，你说，是送给谁的？”

　　我心头一凛。“你是说——”

　　“有人把皇庄的粮，卖给了准噶尔。”他的声音很轻，可落在耳朵里，比刀割还疼，“从康熙五十二年开始，五年了。”

　　我攥紧手指，指甲陷进掌心。五年，那些粮从皇庄出去，从我们手里出去，一粒一粒，喂给了杀我们将士的敌人。

　　“那一年，永裕昌开了。那一年，恒源商号也开了。那一年，佟家开始在西山囤粮。”他转过身，看着我，“不是巧合。”我攥紧手指。

　　“佟家、揆叙、内务府，都沾过手。朝廷打胜仗，他们赚不到钱；朝廷打败仗，他们才能发国难财。”“四哥，汗阿玛知道吗？”

　　“知道。”他走到窗前，望着外头的夜色，“可汗阿玛在等。等十四弟出征，等那些人自己跳出来。他们卖粮给准噶尔，手里就有银子。那些银子，就是证据。”

　　“那这批粮——”

　　“留着。”他转过身，走回案前，把那本账册推到我面前，“账册是证据，也是饵。姓白的跑了，可他留下的账册还在。谁急着来拿，谁就是那条鱼。”

　　“可账册在咱们手里，他们怎么拿？”

　　他看了我一眼，唇边浮起一丝极淡的弧度：“他们不会来拿账册。他们会来拿粮。粮还在昌平，姓白的没拿走。那些人不会甘心。一万两千石，不是小数。”

　　我心头一凛。“所以粮扣在昌平，不运走，也不发还——”

　　“就是在等。”他打断我，“等他们再来。上一次是五辆大车，下一次，可能就是五十辆。”

　　三月中旬，春寒料峭，畅春园的桃花还没开，路边的柳树刚抽出鹅黄的嫩芽。我带着方书吏、马成和小喜子，出了京城，往南走。

　　方书吏骑马跟在我身后，怀里揣着厚厚一摞账册，被风吹得哗哗作响；马成带着两个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不远不近地缀着。

　　第一站是保定。到的时候正是午后，阳光懒洋洋地照着，城里弥漫着一股豆饼发酵的酸味。

　　我们在城里的驿站安顿下来，刘知府得知消息，早早派了人在驿馆门口候着，请我们安歇后明日再去衙门。奔波了一天，人都乏了，方书吏早早就吹了灯，马成带着两个兵丁在隔壁轮值守夜。

　　一夜无事。

　　次日一早，我们去了知府衙门。保定知府姓刘，五十来岁，圆脸微须，说话滴水不漏。我们在值房坐了一上午，他把本府的存粮数字报了一遍，说来说去就是四个字：没有余粮。

　　我盯着他的眼睛，忽然问：“刘大人，康熙五十四年，佟泰从皇庄调了三百石粮，送到你保定府。你接收了，也转运出去了。可兵部没有收到，西边也没有收到。这批粮，你转到哪儿去了？”

　　他脸色微微一变，端起茶盏饮了一口。“十八爷，”他放下茶盏，声音比方才低了些，“下官确实从皇庄接收了那批粮，也确实转运出去了。可下官转运的下家，不是兵部。”

　　“那是谁？”他沉默了片刻，手指在桌沿上轻轻叩了两下。“是恒源商号的东家，姓白。他说他有兵部的条子，粮由他运往西边。下官看了条子，盖着兵部的印，不敢不交。”

　　“条子呢？”“他拿走了。说兵部要存档。”他垂下眼，“下官留了底，可那底……”“怎么了？”

　　“被人偷了。”他的声音很低，“去年冬天，下官府里进了贼。什么都没丢，就丢了那本底册。”我心头一跳。偷底册，不是偷银子。这不是贼，是灭迹。

　　“刘大人，”我放缓了语气，“我不是来查你的。我是来筹粮的。你告诉我那批粮到底去了哪儿，户部清账的时候，我好知道如何替你说话。”

　　他沉默了很久，茶凉了，方书吏起身又续了一回，热气在两人之间升腾，模糊了彼此的脸。

　　“十八爷，”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那批粮，往北去了。出居庸关，往西北。“下官后来隐隐听说，那批粮……似乎是往西北去了。至于到了谁手里，下官不敢打听，也不敢问。”

　　“刘大人，保定府的粮，您能凑多少？”

　　他愣了一下，随即站起身，朝我深深一揖：“十八爷，下官明白了，保定府，能凑五百石。”五百石，不多，可够了。我让方书吏记下数字，盖上他的官印。

　　当天下午，刘大人在知府衙门后院为我们安排了晚膳。用过饭，我们便回了驿馆歇息。

　　当夜，睡到半夜，忽然被一阵喧哗声惊醒。窗外火光冲天，有人喊：“走水了！库房走水了！”

　　我披衣起身，推门出去。马成已经站在廊下，脸色被远处的火光映得忽明忽暗。方书吏也出来了，手里还攥着账册，头发乱糟糟的。“走。”

　　我们赶到知府衙门时，库房烧了大半，焦黑的梁柱横七竖八地躺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糊味。几个衙役提着水桶站在废墟前，脸上又是灰又是汗。

　　刘大人站在最前面，官袍上沾着黑灰，脸色白得像纸。见了我，他踉跄着走过来，嘴唇哆嗦着：“十八爷……账册……全烧了……”

　　“怎么起的火？”

　　“不知道。”他摇头，声音发颤，“库房里有油灯，许是……许是不小心……”

　　我盯着他的眼睛，他没有躲闪，可那目光里有恐惧——不是对火的恐惧，是对人的恐惧。

　　马成蹲在废墟边，拨开一块烧焦的木头，忽然“咦”了一声。他回头看着我，压低声音：“十八爷，这火不对劲。库房里的油灯在墙角，可火烧得最旺的地方，是存放账册的柜子。柜子周围的木头烧得最透，像是浇了油。”

　　浇了油，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纵火。方书吏凑过来，声音发紧：“十八爷，刘大人那批粮的底册……就是放在这个柜子里的。”

　　我攥紧手指。底册被偷，账册被烧。有人在灭迹。“刘大人，”我看着他，“今晚库房谁当值？”

　　他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衙役们，忽然脸色大变：“老吴，老吴呢？”众人面面相觑。库房今晚是老吴当值，人却不见了。

　　当夜，库房的大火惊动了半个保定城。马成带人护住废墟，方书吏蹲在地上，借着火把的光，把没烧透的残页一张张拣出来。

　　刘大人赶来时，脸色白得像纸：“十八爷……老吴……不见了……”

　　“让你的人去找。”我说，“我们是来筹粮的，不是来办案的。”他愣了一下，随即深深一揖。

　　天亮后，方书吏把抄好的残页锁进木箱，交给马成送回京城。刘大人亲自送到城门口，鬓边一夜之间白了许多。“保定府的五百石粮，三日内装车，一粒都不会少。”

　　我点了点头，翻身上马。马车辘辘驶离保定，晨雾里，城墙越来越远。“十八爷，下一站去哪儿？”

　　“正定。”我勒住马，望着南边的官道，“去看看张大人，是不是也‘没有余粮’。”腕间，平安结被风吹起，轻轻打在蜜蜡珠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