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穿之十八皇子的功德人生》囊莹映雪

130、春风过直隶，账底见深流 康熙五十六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十八，年味还没散尽，畅春园的宫灯还挂着。我站在韵松轩门前，小喜子领着两个书吏在院中等候，行李已经捆好，马也备齐了。

　　“十八爷，”小喜子凑上来，“真就带咱们三个？”

　　“够了。人多眼杂。”我翻身上马，回头望了一眼。书兰站在廊下，朝我挥了挥手。我点了点头，策马出了畅春园。

　　出京时天还没亮透。官道两边的麦田覆着薄雪，白茫茫的一片。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小喜子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爷，后头有人跟着。”

　　我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官道上空空荡荡，远处的晨雾里，隐约能看见一个黑点，不远不近地缀着。“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出城就跟着了。”他声音更低了，“奴才本来没在意，可走了这么远，他还跟着。”我拨马继续走，那黑点又动了。“别回头。”我说，“当不知道。”

　　孙先生在后面慢悠悠地开口：“十八爷，劫道的不会跟这么久。要劫，也是劫账本。”

　　第一站是房山皇庄。庄头姓刘，五十来岁，老实人，一见我就跪下请安。我扶他起来，让他带我去地里看看。

　　麦苗已经返青，绿油油的，铺满田地。我蹲下身扒开一丛，土是黑的，湿润润的，捏一把能成团。“刘庄头，去年的账本拿来我看看。”

　　孙先生接过账本，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某一页时，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怎么？”我问。

　　他把账本递过来，指着一行字：“留种子二百石。十八爷，三百亩地，一百石种子足够了。”多留了一百石。“刘庄头，”我合上账本，“这笔账是谁经手的？”

　　他脸色变了变，搓着手，支支吾吾：“是上边的人。说西边急用，让先记账，粮随后再补。奴才不敢拦。”

　　“谁？”“姓佟，叫佟泰，在工部当差，管皇庄屯田的。他拿着内务府的条子，奴才不敢不给。”

　　佟泰。这个名字像一根针，扎进脑子里。他已经死了，可他的手，还在这盘棋上。“补了吗？”

　　“没有。”他摇头，声音闷闷的，“后来听说他犯了事，被抓了。那笔粮，就这么没了。”

　　“还有一笔更大的，一千石，是调到别处的。”方书吏在一旁补充。我点了点头，那笔账我知道，是永裕昌。

　　从房山出来，天已经快黑了。小喜子跟在马后，小声嘀咕：“这佟泰，死了也不让人安生。”

　　“他死了，可他做的事还在。”我勒住马，回头望了一眼房山的方向。

　　此后几日，我们又走了涿州、定兴。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先看地、再看仓、最后翻账。

　　涿州皇庄的账上，记着一笔“拨新麦三百石，送西边军前”，库房里却只有两百石。庄头说是佟泰来调的，粮随后补，补了一年多也没见着。定兴皇庄也是一样，少了二百石麦子，经手人还是佟泰。

　　我把这些发现记在心里：房山，少一百石；涿州，少一百石；定兴，少二百石。佟泰一个人，从三处皇庄调走了四百石粮食。

　　正月廿二，我们到了定兴县城。这一路查下来，马也乏了，人也累了，便在城里找了家客栈住下。

　　客栈不大，前后两进院子，我们的房间在第二进。小喜子张罗着打水、生火，不多时端上来一碟酱牛肉、一碟咸菜、几个馒头。

　　“爷，将就吃点。”他把馒头递过来，“这地方比不上畅春园。”

　　我咬了一口馒头，倒觉得踏实。孙先生吃得慢，一边嚼一边翻账本。方书吏坐在窗边，忽然压低声音：“十八爷，那灰影还在。”

　　“在外头？”“街对面，一直没走。”

　　孙先生放下账本，慢悠悠地说：“十八爷，查了几天了？房山、涿州、定兴，三处皇庄都查到佟泰头上。他死了，可账还在。有人坐不住了。”

　　我点了点头。那灰影跟了几天，不是劫道，是盯着我们查到了什么。“孙先生，”我问，“您说，这些粮能查到源头吗？”

　　他捻了捻胡须，没有直接回答：“十八爷，佟泰是工部的人，可调粮的条子是从内务府出来的。内务府管着皇庄，条子是真的，粮就出得去。至于去了哪儿……”他顿了顿，“那就不是账本能记的了。”

　　当夜，我把这些天的发现写在纸上，压在枕头底下。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那灰影还在街对面吗？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有人不想让我查下去。

　　正月廿三，我们到了保定府。皇庄在城西三十里，比之前看的都大。庄头姓王，四十来岁，说话爽利，一见我就笑：“十八爷来得巧，今儿个正试新犁！”

　　我跟着他在地里转了一圈，麦苗已经返青，绿油油的，铺满田地。我蹲下身扒开一丛，土是黑的，湿润润的，确实不错。“王庄头，”我站起身，“去年的账本拿来我看看。”

　　账目倒是清楚，每一笔都记得明明白白。可翻到去年秋天那一页，我的手指顿住了。拨新麦一千石，送西边军前。经手人：步军统领衙门张把总。

　　一千石。不是一百石、二百石，是一千石。“王庄头，”我把账本放下，“这个张把总，你认识吗？”

　　“认识。”他凑过来看了一眼，“步军统领衙门的人，常来。去年秋天来调过一次粮，说是西边急用。后来还来存过一批豆饼。”

　　“豆饼？”我心头一动，“什么豆饼？”

　　“恒源商号的豆饼。”他挠了挠头，“说是营田用不完，先存咱们这儿。后来又说不用存了，让人拉走了。”

　　“拉去哪儿了？”“不知道。”他摇头，声音低了些，“来拉货的人，不是张把总，是个生面孔。说山西话，听着不像本地人。”

　　方书吏忽然抬起头：“十八爷，这笔粮的账，属下在会计司核过。兵部的回照上，没有这一笔。”

　　我心头一凛。皇庄的粮调往西边，必须有兵部的回照才能核销。没有回照，说明这批粮根本没到西边。“保定这一千石，去了哪儿？”我看着王庄头。

　　他脸色发白，连连摇头：“奴才不知道。张把总来调的粮，说是西边急用。奴才以为……以为兵部肯定有回照……”

　　我攥紧手指。又是账对不上。

　　正月廿八，我们到了天津卫。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找了家客栈住下。方书吏在灯下铺开纸笔，忽然开口：“十八爷，有件事，属下一直没来得及说。”

　　“什么事？”

　　“去年秋天，属下在天津卫核过一笔账。”他抬起头，看着我，“当时有个姓张的把总来皇庄调粮，说是西边急用。调了三百石稻米，账上写得清楚。”

　　“张把总？”我心头一动，“脸晒得黝黑，说话时总眯着眼？”

　　“是。”他点头，“十八爷见过？”“营田见过。”我攥紧缰绳，“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皇庄。皇庄在城东，靠海，种的不是麦子，是水稻。我到的时候，稻种已经下地，田里灌满了水，映着天光，白茫茫的一片。

　　庄头姓李，五十来岁，皮肤晒得黝黑，说话带着天津口音。我让他把去年的账本拿来，翻到去年秋天那一页，手指顿住了。

　　“拨稻米三百石，送西边军前。经手人：步军统领衙门张把总。”又是张把总。“李庄头，”我抬起头，“这个张把总，你认识吗？”

　　“认识。”他点头，“去年秋天来调过一次粮，说是西边急用。还拿着一张条子，盖着内务府会计司的印。”

　　“条子还在吗？”他摇头：“他说要带回去交差，拿走了。”

　　从天津卫出来，方书吏忽然勒住马：“十八爷，保定和天津的粮，经手的都是张把总。可有一件事不对。”

　　“什么事？”

　　“保定那一千石是九月廿三日调的，天津这三百石也是九月廿三日调的。”他看着我，“一个人，不能在两个地方同时调粮。”我心头一跳。账是假的。有人在替张把总签字。

　　孙先生在后面点了点头：“十八爷，这账要是真的，兵部一定有回执。保定没有，天津也没有。做假账的人，胆子不小。”

　　回到客栈，孙先生铺开纸笔，把这些天的发现一一记下：“房山，佟泰调粮一百石；涿州，佟泰调粮一百石；定兴，佟泰调粮二百石；保定，张把总调粮一千石，恒源豆饼被山西人拉走；天津，张把总调粮三百石，兵部无回照。”他搁下笔，抬起头，“所有调粮，都在九月廿三日。”

　　我接过清单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四百石加一千三百石，整整一千七百石粮食在同一天从皇庄消失。方书吏忽然抬起头：“十八爷，那些粮，到底去了哪儿？”

　　我没有回答。窗外，天已经黑了。那灰影还在街对面，一动不动。我吹灭了灯，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数字。

　　那些粮，到底去了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