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峥嵘》丘兹雨

39、第 39 章

　　在1976年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豪情满怀地进入了初三学年。语文课仍然是由陶老师上课，数理化课也是由苏老师继续执教。最可惜的是聂老师的音乐课不再上了，但是我们的小乐队仍然存在，聂老师依然竭尽全力维持乐队的运转，定期召集大家合练。他设法让我们继续使用学校的会议室，作为自己练习的场所。

　　9月9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上午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凉爽宜人。下午，我来到学校会议室练琴。当时只有我独自一人，所以琴练的很专注。可是到了快三点多钟的时候，突然天色大变，狂风大作，黑云压顶，天昏地暗，山雨欲来。室内的光线立刻黯淡下来，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冥冥中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快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北辰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说：“今天下午４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很快，喇叭里就传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夏青用悲痛、庄重、深沉的语调播送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主席，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接下来广播了中共中央公告：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组织，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9月18日下午3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据《参考消息》载，在中央台广播之后，世界几个大通讯社都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世界闻听毛主席逝世 53个国家降下半旗

　　得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心情沉重。对于毛主席的生平业绩，我们大家还是有相当的了解的。毛主席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一言九鼎，天下归心。他建党、建军、建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领导穷人在20世纪的中华大地上打江山，演绎一场空前绝后、震撼世界的社会大变革，从根本上颠倒了中国几千年的阶级结构，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亿万中国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为有牺牲多壮志，赶教日月换新天。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家有六位亲人慷慨献身。尤其是杨开慧的事迹，让人肃然起敬。从小老师们就教我们写热爱毛主席、歌颂毛主席的造句和作文，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
　　从9月9号宣告毛主席逝世，到9月18号召开毛主席期间追悼会，这里一直笼罩在悲痛欲绝的气氛中。哀乐声绵绵不断，天色灰蒙，日月无光。
　　我第一次听到哀乐是播报周总理去世的时候。现在，在毛主席逝世到举行追悼会这段时间里，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到。这首曲子写的的确不错，它不仅表达了悼亡的悲哀，而且还有缅怀亡者丰功伟绩的深情。曲调在哀伤之中，又包含着一种化悲痛为力量的激昂和坚定。据说，这首哀乐是以马可为首集体创作的，它的创作缘起于1936年毛主席要求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迅速创作一首葬礼音乐，用于即将举行的刘志丹同志追悼会。创作组最后结合了两首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稍加修改，并将速度降为 “极慢”，成为一首凄楚动人的管乐曲，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哀乐”。

　　我们这里在大礼堂里设置了灵堂，纪念堂的布置都是标准的：毛主席的大号遗像挂在正中，用黑纱环绕。遗像上方是黑底白字的大横幅，上面书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两侧摆满松柏树丛。老师带着我们前去吊唁，我们各个胸前带着一朵小白纸花，在哀乐声中向毛主席的遗像鞠躬。大家表情严肃，步伐沉重，心情压抑。在学校，老师布置我们写文章或诗歌，寄托我们对毛主席的哀思和怀念，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我负责出班里的墙报和油印小报《火花》，把同学们写的这些文章及时发布出来。
　　说着话就到了9月18号。按照中央的安排，要在这一天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实况，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同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我们这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会场，设在一个人民广场上。这个广场的西侧有一个露天舞台，现在就布置成追悼会主席台。广场的东侧是一个阶梯大观众台，观众台底下的一些房间布置成临时急救室，以备不时之用。我们高年级学生作为北辰代表的一部分，前去那里参加追悼大会。那一天天空漂浮一些淡淡的白云，有些阳光但不是很强烈。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肃穆，周围有解放军战士和民兵持枪守卫，在观众台的高处，还布置有高射机枪阵地。会场周围的电线杆上，挂着几个高音喇叭，主席台两侧也放置大喇叭箱。到了北京时间下午3时整，高音喇叭里开始播放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
　　在收听完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后，我们这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就开始了。首先由主持人宣布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始，接下来开始奏哀乐，全体人员默哀三分钟。我也同大家一样低着头，随着哀乐的节奏开始默哀。慢慢的，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灵魂好像出了窍，身体变得轻飘飘的，似乎在迷蒙中腾云驾雾起来，犹如梦游一般。接着，身子开始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下去。这时我迷迷糊糊地觉得前面有个柱子，我的双手本能伸出来想抱住这根柱子。但是，这根柱子好像会移动，我一接近它，它就挪动起来以躲避我伸出的双手。再后来我就仿佛进入南柯一梦的状态，完全没有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如梦方醒后发现自己正躺在观众台底下的急救站里的一张行军床上，姬力在旁边坐着。他告诉了我刚才发生的一切，我这才明白自己因为体力不支晕倒了。据说那天晕倒的人有数百人。

　　毛主席的追悼会开完之后，这里的一切又开始逐渐恢复常态。但是在人们的心中，总是有一种忐忑不安，总觉得好像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详之兆。
　　果然，10月18日又有一个爆炸性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 “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

　　新朝新气象，春江水暖鸭先知，文艺舞台夺头筹。一时间许多前几年被批判为封资修的毒草电影、小说，又一次咸鱼翻身，雨后春笋般的重出江湖。对那些运动早已疲倦的人们来说，娱乐活动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我也是乐不可支，甚至感到有些应接不暇。这些作品中的人性演绎、小资情调参杂着革命热情与男女浪漫恋爱。这些表现手法还真是很能打动人心，让人百看不厌。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王苹执导的《柳堡的故事》，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副班长与少女二妹子的爱情故事。陶玉玲把那个村姑二妹子的纯朴演活了，尤其是她脸上的那个小酒窝可爱极了。片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让爱情元素又回到了电影故事中。另外，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王苹、葛鑫执导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陶玉玲又大显身手，再一次惟妙惟肖的塑造了一个纯真村姑的可爱形象。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严寄洲导演的《海鹰》是一部军旅影片，我对此类影片总是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但是，这部电影吸引人的地方是明星效应。王心刚和王晓棠，这两个俊男美女搭档，人们看的是王心刚的英俊潇洒和王晓棠的沉鱼落雁，故事情节已经无关紧要。他们两在《野火春风斗古城》里也是珠联璧合，演义了一段腥风血雨中的革命与爱情。
　　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天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摄制、凌子风执导的《红旗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崔嵬扮演的朱老忠，虎背熊腰，浓眉大眼，杀气腾腾，一副李闯王的派头。这个塑造虽然有些狂野，但是很贴切当时举旗造反的农民兄弟的形象。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汤晓丹执导的《红日》，讲述解放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部队第74师的故事。片中那个解放军下级指挥员，被杨在葆演的有些另类。他凶神恶煞，直眉瞪眼、有点匪里匪气。
　　小资情调的片子也是我喜欢看的类型，我很欣赏《早春二月》。这部片子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由谢铁骊执导。孙道临的气质很适合演肖涧秋，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既有才华，又有基本的良知和正义感，因此是我的楷模。那个陶岚是个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温柔但是不乏激情和追求，是我的未来可能所爱之人的样板。那句“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的话，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弦。
　　还有几部三十年代拍的片子也卷土重来，使我有机会一览民国时期的世态炎凉、爱恨情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我当时看到的片子中觉得最了不起的影片之一，它讲述的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的、人类永恒的生活故事：生与死，爱与恨，情与仇，血与火，战乱，背叛和家破人亡。三位女演员的表演也是精彩纷呈。白杨展示了纱厂女工的痴情女与负心汉的悲剧性宿命，舒绣文演出了喜欢攀附权贵、爱出风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的厉害。上官云珠简直就是狐狸精的化身，把一个水性杨花、心肠歹毒、风流成性的女人塑造的惟妙惟肖。
　　明星影片公司1937年出品、由袁牧之执导电影《马路天使》，真实自然的刻画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妓女、歌女、吹号手、报贩、剃头匠等众生像，其中的主线是歌女小红和吹号手的爱情悲喜剧。周璇长得确实漂亮，柳眉凤眼瓜子脸，楚腰纤细掌中轻。她非才女气质，但确实是人间尤物。这部片子的配乐非常出色，尤其是贺绿汀写的那首《四季歌》，经周璇的金嗓子一唱，真是百听不厌。

　　一个飞雪漫天的夜晚，我正在看书，突然有个人登门造访。但见来人五短身材，娃娃脸，小鼻子小眼睛，风华正茂。定睛一瞧，来人正是我们家以前的邻居老黄。他除了做技术员外，现在还承接厂子里的团委工作。自从我们搬家以后，已经没有多少来往了。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猜测他定是有事相求。老黄见了我嫣然一笑，客套了两句之后就开门见山、直入正题：厂里要他牵头组织一个文艺演出，为此他要筹组一个小乐队。听说我在练习小提琴，于是他特地来请我参加。盛情难却，另外拉琴的人都有一些表演欲，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看得出来，这位老黄在火热的革命年代中也是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对搞演出是轻车熟路。我们这个小乐队由8位乐手组成，我和小廖、小裴、小金拉小提琴，是乐队的主力，而老黄拉大提琴充当低音贝司。还有三位回族小伙子，其中两位演奏热瓦普，另一位打手鼓助阵。乐队成立后，老黄找了一个会议室，晚上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合练。很快，大家就驾轻就熟。
　　演出的日子到了，那天下午，老黄特特地来我家告诉说，他已安排在演出前我们全体乐队成员在职工食堂吃个小灶，也就是饱餐战饭的意思。闻听此言我是大喜过望，因为我一直觉得食堂的饭菜比家里好吃。那天大师傅好像也很卖力，给我们做了他拿手的拌面，还给每人弄了一碗汆丸子汤。这肉丸子不但个头很大，而且造型也奇特，宛如一节粗大的大便，但是甚是好吃。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如此形状的肉丸子，颇觉新鲜。饱餐之后，我们个个精神抖擞、红光焕发，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大有临行喝妈一碗、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气概。我们大家意志坚定地登上舞台，站在大灯泡下毫不怯场。演出地点就在厂里的大食堂，下面的观众自带板凳，也是座无虚席。我们演出的曲目主要是合唱和独唱。那个时候很流行唱《绣金匾》。据说《绣金匾》是一首抗日战争时期流行于陕甘宁边区后来传至全国的传统民歌，这首歌是以甘肃庆阳民歌为基础改编的，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的热爱，以及对人民子弟兵八路军的深厚情意。建国后，经过郭兰英的独特民歌嗓子演唱之后，红遍大江南北。我们还演奏了当时最应景的主题歌《交城山》。这原来是一首普通的山西民歌，1976年由山西省文化局组织人员征集民间小曲小调和歌词，创作出这首新歌曲。此外，我们乐队还搞了一个器乐合奏，小提琴的西洋之音混合上维吾尔民族乐器热瓦普和手鼓的东方韵律，也是别开生面、掷地有声、热闹非凡。最后，演出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