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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第108章:无法挽救大清命运的宪政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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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无法挽救大清命运的宪政改革
面对庚子惨败,满清统治才意识到再也不能与世界潮流抗衡,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实行全面改革。由于很多守旧派大臣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战死或被处死,改革阻力明显减少,“新政”得以较顺利展开。
1901年,清政府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先后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商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同时,裁冗衙、裁吏役、停捐官等,逐渐实现统治机构近代化。
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等。清朝统治逐步由“人治”过渡到“法治”,并用立法形式保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近代化进程。
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新军”。设立练兵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朝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至清朝覆亡时,编成新军约16万人。新军大多掌握在汉族官僚手中,其中以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洋六镇实力最为强大。后来,这些新军不但没有成为维护清朝清朝统治的力量,反而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核心力量。
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全国各省、县普遍设立大、中、小学堂,兼学中西。1905年,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设立学部。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并鼓励私人留学。对大、中、小学堂及留学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此后,全国各地新式学堂普遍建立,并出现了留学的热潮。1905至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西方科技、文化和思想教育,后来大多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中坚力量,或民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法案,退还庚子赔款一千多万美元,作为中国兴学专款。当时决定两个项目:办清华学校和资助中国留美学生。之后,英、法、比、意、荷、俄等国相继仿效;七国退还中国之庚子赔款总数,约在海关银三亿两左右。这些退款,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为适应近代外交需要,清政府还决定使用黄龙旗为大清国国旗,制订了国歌《巩金瓯》,以“蟠龙”图案为国徽,定牡丹为国花。
八国联军侵华时,俄国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战争结束后妄图使占领合法化。清政府无力与俄国军事抗争,只能求助于国际社会。日、美、英等国先后出面干预,日本为扩大在华侵略权益,出兵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于1904年挑起日俄战争。由于日本打出“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等旗号,大清朝野上下“联日拒俄”呼声甚高。清政府基于国际形势考虑,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交战区”,并暗中协助日军。1905年,俄国战败,日本取得了俄国原来在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其他特权,清政府也恢复在东北地区的部分主权。
日俄战争给清朝巨大震动,朝野上下普遍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同时,各地人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严重冲击清朝统治。为了抵制革命,挽救清朝统治危机,清政府与立宪派达成妥协,开展了立宪运动。
清廷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建议进行“立宪”,以巩固清朝统治。1906年,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它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3岁的溥仪继位,由载沣摄政。1909年,改元宣统,是为宣统帝。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立宪派在各省咨议局中占据了领导地位。12月,十六省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在1910年又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
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很多人转向革命,民主革命更加高涨。
清政府推行“新政”和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再加上许多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百姓负担不断加大,许多处于绝境中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年有285起。
【品析】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唯一贡献,就是沉重打击了满清保守势力,使革新势力取得相对优势。在这种条件下,“新政”的推行就顺利多了。但臣民们似乎已经长期适应原有的制度体系,对“精英”们突然改变的秩序,一时难于适应。就像一个长时间呆在黑暗中的人,突然被拉到光明处,结果可想而知。虽然,“新政”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这种旧秩序的突然打破,却带来了社会的混乱。一方面是“精英”们的急功近利,另一方面是“愚民”们因不适应的反抗,清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从欧美列强和近邻日本的崛起,中国的“精英”们几乎一致认同“宪政”是个好东西,哪怕是腐朽反动的满洲统治者,也将“宪政”作为挽救统治,实现振兴的途径,但谁也无法预料到中国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宪政转型过程的复杂性、甚至危险性。清政府的宪政改革进程不可谓不快,其改革诚意也并非完全没有,所谓“皇族内阁”比起之前的专制,也算是不小的进步。幻想就跳到“合理”的民主模式,似乎也不太现实。但清政府已经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机遇,其“宪政”改革不仅没能挽救统治,反而加速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