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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第107章:满清王朝对“世界”宣战和惨败 ...

  •   第107章:满清王朝对“世界”宣战和惨败
      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少中国人入教,民间宗教冲突事件越来越多。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形成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本来是流行在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团体,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最初义和拳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
      1898年,山东冠县义和拳首领赵三多等人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正式兴起。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推行极端排外政策,招抚义和拳为“民团”,称“义和团”,纵容义和团到处攻毁教堂,残杀传教士和□□。
      1899年冬,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调离山东,他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提出利用义和团对抗外国,之后获任山西巡抚。在山西,毓贤一次就诱杀了西方传教士及家属46人,妇孺皆不免。在其任内,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1900年1月,慈禧太后打算废光绪帝,先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各国公使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排外采取放任态度。
      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大力镇压义和团,而直隶总督裕禄却全力支持义和团,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
      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内城,几乎烧毁了城内所有的教堂和教民住所,数十名教士及数千名中国教民惨遭屠杀。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甚至肆意奸杀妇女。
      6月11日,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救援北京。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杨村、廊坊一带,退回天津。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开始动摇。第二天,守旧派大臣伪造八国要求她让位光绪的假情报,慈禧被激怒,下令清军配合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6月20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去总理府衙门交涉,途中被清军伏击杀死。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四兄弟率义和团直奔瀛台欲弑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面对朝廷乱政,为保护东南各省的稳定,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领事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同时密议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
      清廷公开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清军围北京使馆区和仅存的西什库教堂。数千名避难的中外教徒及少量外国士兵,同数万清军及义和团激战两个多月,直到联军进入北京才被解救。
      1900年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由德国统帅瓦德西率领,从天津进犯北京。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次日凌晨,攻紫禁城,慈禧带着光绪帝、皇后等人逃往西安,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还另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并进行野蛮的大屠杀。此后,中国东北全境处于俄国控制之下。
      清政府接受列强要求,处死了载漪、载澜、载勋等十多名排外大臣,并严惩的地方官员一百多人。1901年9月,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从此,清政府完全被列强驯服,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此次“庚子之乱”,数百名外国教传教士及家属被杀,□□被杀达数万人。仅景州朱家河村,就有3000多天主教徒,不分男女老幼尽被屠戮。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八国联军和基督徒也展开报复,杀害义和团。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价值不满50银两的生活必需品。在河北任丘县,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报复杀害了当地村民680人。

      【品析】
      爱国与排外,误国与卖国,在中国历史上永远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义和团是一场盲目排外运动,这一点毋庸置疑;义和团反对卖国,这一点也毫无疑问。义和团的排外带有朴素的爱国思想,但却以愚昧、野蛮和疯狂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外,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对立起来,其带来的后果实际上是严重的误国,它将国家置于万劫不复的地步。最后只好由那些“卖国”者来收拾残局。历史上的“卖国”,有不少是源于那些所谓“爱国”的误国举动。非理性的“爱国”往往比比那种暂时的、局部的妥协“卖国”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大清帝国同时对世界十一强宣战,可谓是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那些稍有头脑的汉人督抚们,虽吃着满清的“皇粮”,这次也不再为他们充当“炮灰”,而是谋求“自保”。反倒是那些被奴役的民众,默默的为天朝统治者这种近乎自杀的疯狂埋单。子民们对天朝统治者似乎只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却很少怪罪;更多的是谴责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野蛮,更多的是强调“因为我们不够强大才被人欺负”。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外族”的战争中,经常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本族”相互残杀造成的伤亡人数,要远远高于“外族”的伤亡人数。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却很少有人去探究,或者说根本不愿意去探究。庚子之乱中,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死亡人数,至少几十倍于杀死外国人的人数,仅用“民族矛盾激化”一词,恐怕是难以解释的。说“因为我们不够强大才被人欺负”更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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