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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八章 半夏清风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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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尾巴在沈阳还是凉的,但风已经不那么硬了。
路边的雪化得干干净净,露出一冬天没见着的灰黑色柏油路面,坑坑洼洼的,像一张长了麻子的脸。屋檐下的冰棱子滴滴答答地淌水,从早到晚不停,像谁在慢悠悠地拨弄着一把走调的竖琴。
我蹲在出版社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个包子,咬一口,韭菜鸡蛋馅的,汁水淌到手背上。天蓝得发白,云彩薄薄的,像被风吹散的棉絮。
“小鹿,你怎么又蹲这儿?跟个门神似的。”
我抬头,王编辑正从窗户探出头来,手里夹着一根烟,笑得满脸褶子。
“王哥,门神是站着的好不好?”我又咬了一口包子,“我这叫接地气。”
“你那是接地气?你那是跟蚂蚁抢地盘,”王编辑吐了口烟,“对了,你家韩玉臣今天不来接你?”
“不是我家!”包子差点噎着我,“是房东!房东!我跟您说了多少次了……”
“哦——房东,”王编辑拖了个长音,那个“哦”字拐了三个弯,尾音往上挑,像一根钓鱼竿,“就是那种——帮你做饭、帮你收拾屋子、帮你找工作、还天天风雨无阻来接你下班的房东?哎呀,这我以前可没见他这样过。”
我张了张嘴,愣是一个字没憋出来。
王编辑嘿嘿笑了两声,把烟掐灭在窗台上。“行啦,逗你的。赶紧吃完进来,你昨天校的那篇稿子有几个地方我跟你对对。”
他说完就笑眯眯地缩回去了。
我蹲在原地,手里的包子凉了半截。脑子里还在转他那句话——“你家韩玉臣”——这话他说了不下一百遍了,从我还是个兼职的学生就开始说,一直说到我现在都快毕业了。每次我都纠正,每次他都不改。
算了,懒得纠正了。
我站起来,腿又麻了,跺了两下,推门进去了。
校完稿子出来,快六点了。太阳西斜,把整条街染成橘黄色。韩玉臣的车停在老位置,黑色车身镀了一层金。他降下车窗,正低头看手机,侧脸被夕光照得很柔和。
我走过去,敲了敲车顶。“走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手机收起来。“怎么一脑门汗?”
“跑着出来的,王编辑拖堂了。”
“拖堂?他又不是老师。”
“他是编辑,比老师还能说。”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冷气扑面而来,舒服得叹了口气。
他从储物格里摸出一包纸巾递给我。我抽了两张擦脸,纸巾上沾了一层灰。
“出版社门口那个台阶,你天天蹲那儿,也不嫌脏。”他发动汽车。
“那叫采风。”
“采风还是吸灰?”
“你这个人,能不能不要这么一针见血?”
他嘴角弯了一下,没接话。
车子拐出巷子,往家的方向开。路过中街的时候,路边的小摊都出来了,烤串的、卖冰粥的、炒焖子的,香味飘进来,我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饿了?”他问。
“中午没吃饱。王编辑拉着我对稿子,午饭吃了一半就被叫走了。”我叹气。
“回去给你煮面。”
“又吃面?”
“那你想吃什么?”
我想了想。“饺子。”
“什么馅的?”
“酸菜猪肉的。”
他点了点头,方向盘一打,拐进了一条小路。
我看了他一眼。“去哪儿?”
“买饺子。”
“现包的?”
“嗯,现包现煮,比速冻的好吃。”
车子开了十来分钟,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下来。路边有一家小门脸,招牌上写着“李家饺子”四个字,漆都掉了,看着有些年头。
推门进去,店里不大,摆了五六张桌子,坐了七八个人。老板娘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姐,正在后厨忙活,听见门响,探出头来。
“两位?吃点什么?”
“酸菜猪肉,两盘。”韩玉臣找了个位置坐下。
“好嘞,稍等啊。”
我坐下来,打量着四周。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菜单,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角落里摆着一台老式电视机,正放着新闻,声音开得很小。
“你怎么知道这家的?”我问。
“以前路过,吃过一次。”
“你一个人?”
“嗯。”
“一个人吃饺子,多没意思。”
他看了我一眼。“所以今天带你来了。”
我被他这一眼看得有点不自在,赶紧低头倒醋。
饺子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皮薄馅大,咬一口,酸菜的酸混着肉香,汁水在嘴里炸开。我连着吃了五六个,才想起来说话。
“好吃。”我含混地说。
“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你这个人,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说‘抢’这个字?不吉利。”
“哪里不吉利?”
“显得我吃相很难看。”
“你吃相本来就很难看。”
我拿起醋瓶子作势要往他碗里倒,他伸手挡住,两人的手碰在一起。他的手很凉,我的手指黏糊糊的沾着醋。
“行了行了,”他把醋瓶子拿过去放好,“吃你的吧。”
我把手缩回来,低头继续吃饺子。
那顿饭吃得很慢。两盘饺子,一人一盘,他吃得比我快,吃完了就坐着喝热水,等我。窗外天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落在桌上,暖洋洋的。
“韩哥。”我嚼着最后一个饺子。
“嗯?你说。”
“你说你以前一个人来这儿吃饺子,是什么感觉?”
他想了一下,说道:“没什么感觉,就是吃饱。”
“那你现在呢?跟我一起吃,有什么感觉?”
他端着水杯,看着我,好一会儿没说话。我被看得有点心虚,赶紧把最后一个饺子塞进嘴里。
“快吃吧,凉了。”他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也没再问了。
回家路上,车里很安静。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夜景。沈阳的春天来得慢,三月末的晚上还是凉的,街上的行人裹着薄外套,行色匆匆。
“韩哥,”我半闭着眼睛,“王编辑今天又问我了。”
“问你什么?”
“问你跟我是不是……那个。”
“哪个?”
“就是……”我顿了顿,“你知道的。”
他没说话。车子在红灯前停下来,雨刷器没开,挡风玻璃上落了几点细细的雨。
“你怎么说的?”他问。
“我说是室友。”
绿灯亮了,他松开刹车,车子缓缓往前开。
“嗯。”他说。
就一个字。
我不知道这个“嗯”是什么意思,是满意我的回答,还是不满意,还是根本不在乎。我没问,他也没再说。
到家之后,我洗了澡,躺在床上,翻出枕头底下那个笔记本。这个本子我已经写了快半年了,从冬天写到春天,密密麻麻的,翻的时候纸页发出沙沙的声响。
翻到空白页,想了想,写:
“3月28日,阴转小雨。韩玉臣带我去吃饺子,酸菜猪肉的,很好吃。他说他以前一个人来过,我问跟我一起吃有什么感觉,他没回答。王编辑今天又拿我俩开涮了,我说是室友。韩玉臣知道了,没说什么,就嗯了一声。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写完之后看了一遍,又在下面加了一行:
“其实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只是不敢确定。”
合上本子,塞回枕头底下。关了灯,窗外开始下雨了,细细密密的,打在窗玻璃上,像谁在用指尖轻轻敲。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半张脸。
四月初,沈阳终于有了春天的样子。
路边的杨树冒出了嫩芽,浅绿色的,在风里轻轻晃。学校的玉兰花开了,白的粉的,一树一树的,路过的时候能闻到淡淡的香。风吹在脸上不疼了,反而带着一点温润,像刚洗完脸没擦干。
我站在学校操场上,等着拍毕业照。
大四下学期了,该拍的照、该聚的餐、该办的手续,一样一样地来。今天拍的是全系的毕业大合影,全系一百多号人,排成几排,站得整整齐齐。
胖子站在我旁边,不停地整理学士帽,怎么戴都觉得歪。
“你别弄了,本来就歪。”我说。
“你才歪,你全家都歪。”他把帽子又转了一下,“这样呢?”
“更歪了。”
“你——算了,不弄了。”他放弃了,把帽子往头上一扣,歪就歪吧。
摄影师在那边喊:“大家看这里!我说一二三,大家喊茄子!”
“一——二——三——”
“茄子!”
快门咔嚓一声,一百多张脸定格在一张底片上。
拍完照,大家散了,三三两两地往教学楼走。胖子拉着我去小卖部买水,路过公告栏的时候,看见上面贴了一张海报——“2001届毕业晚会,6月20日,学校礼堂,不见不散”。
“还有一个多月,”胖子拧开瓶盖,“时间真快啊。”
“嗯。”
“你说咱毕业以后,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没事就出来吃个饭、喝个酒?”
“能吧,都在沈阳,见个面也不难。”
“说得轻巧,”胖子灌了一口水,“等你有了对象,有了家庭,谁还记得老同学啊。”
我看了他一眼。“你今天怎么回事?说话这么酸?”
“没怎么回事,”他叹了口气,“就是有点舍不得。”
我没接话。其实我心里也舍不得,但我不想说出来,说出来就更舍不得了。
下午没课,我去出版社。王编辑看见我进来,冲我招了招手。
“小鹿,过来。”
我走过去,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什么?”我接过来。
“上个月的稿费,外加一篇被转载的,比平时多了点。”
我拆开一看,一千九。比上个月还多了一百。
“谢谢王哥。”
“别谢我,谢你自己。”他靠在椅背上,点了根烟,“对了,你毕业以后,住的地方还是跟老韩一起?”
“嗯。”
“你俩这室友当得够久的啊,快两年了吧?”
“一年半。”
“一年半,”王编辑吐了口烟圈,“我跟你嫂子处对象一年半都结婚了。”
我被噎了一下。“那不一样,王哥,我们又不是——”
“我知道,室友嘛,”王编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了然,“行了,不逗你了。去吧,稿子在我桌上,今天校完就行。”
我拿着信封走出来,心里乱七八糟的。王编辑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嘴太碎。每次见了我都要拿韩玉臣开涮,从“你家韩玉臣”说到“你俩住一起这么久”,说得好像我俩真有什么似的。
我俩能有什么呢?
就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偶尔一起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逛个公园。
普通室友不都这样吗?
……
算了,不想了。
校完稿子出来,天还亮着。春天了,白天变长了,六点钟太阳还挂在天上,橘红色的,像个巨大的蛋黄。
韩玉臣的车停在老位置,但这次他没在车里。我四处张望了一下,看见他站在出版社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正在跟王编辑说话。
两人站在树下,王编辑手里夹着烟,韩玉臣双手插兜,不知道在说什么。我走过去的时候,王编辑先看见了我,冲我挤了挤眼睛。
“小鹿来了?我跟老□□说你呢。”
“说我什么?”
“说你——”王编辑刚开口,韩玉臣打断了他。
“说你今天的稿子校完了没有。”他的语气很平淡,但我觉得他在转移话题。
“校完了,”我看了看王编辑,又看了看韩玉臣,“你们聊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没什么,”韩玉臣转身往车的方向走,“走吧,回去了。”
我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王编辑。他站在树下,冲我挥了挥手,嘴唇动了动,无声地说了几个字。
我看出来了。
他说的是——“加油”。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赶紧转过头,快步追上韩玉臣。
“王编辑跟你说什么了?”我坐进车里,问。
“没说什么。”他发动汽车。
“不可能,你们聊了好一会儿。”
“就是聊公司的事,他想定制一批工作服,我给他报个价。”
“真的?”
他看了我一眼。“我骗你干什么?”
我哦了一声,没再问了。但我知道他在骗我。王编辑那个“加油”,绝对不是关于工作服的。
车子开出去一段路,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街景。春天的中街,人比冬天多了,路边的小摊也多了,卖什么的都有。
“韩哥。”
“嗯。”
“王编辑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沉默。
“韩哥?”
“他说——”他顿了一下,“他说你最近瘦了,让我给你多做点好吃的。”
我愣了一下。“就这?”
“就这。”
“那他为什么冲我挤眼睛?”
“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去。没准儿他最近干眼症犯了。”
我又哦了一声,不问了。但我知道,他没说实话。王编辑跟他说的一定不止这些,但既然他不愿意说,我也就不问了。
有些事,问了反而尴尬。
四月中旬,沈阳下了一场春雨。
不大,细细密密的,像筛子筛过的面粉。空气里有一股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挺好闻的。
我站在出版社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发呆。窗台上的绿萝长出了几片新叶子,嫩绿嫩绿的,上面沾着水珠。
“小鹿,想什么呢?”王编辑端着茶杯走过来。
“没想什么,看雨。”
“雨有什么好看的?”
“好看。”
王编辑站在我旁边,也看了一会儿。雨打在槐树叶子上,沙沙沙的,像有人在翻书。
“小鹿,”他突然说,“你跟老韩,真的没什么?”
我转过头看着他:“王哥,你怎么又问这个?”
“我就是好奇,”他喝了口茶,“老韩这个人吧,我认识他快十年了,从来没见他对谁像对你这么上心。”
“他就是热心肠。”
“热心肠?”王编辑笑了,“他热心肠?你是没见过他以前什么样。他以前在学校财务科当财务的时候,谁来借钱都不借,说‘亲兄弟明算账’。同事聚餐他从来不去,说‘浪费时间’。你觉得这种人,是热心肠?”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知道他为什么开公司吗?”王编辑问。
“因为他想做服装。”
“那是表面,”王编辑看着窗外的雨,“他跟我说过,他想做点自己能做主的事,不想一辈子替别人算账。他还说——算了,不说了。”
“说什么?”
王编辑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你自己问他吧。”
他说完端着茶杯走了,一边走一边喝,还往外吐茶叶沫子。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雨。雨越下越大,打在玻璃上,模糊了外面的景色。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韩玉臣还没回来。厨房的灶台上放着几盘菜,用保鲜膜封着,旁边压了一张纸条。
“方姐说秋装的设计稿要改,今天可能要晚点回来。饭在灶台上,热一下再吃。别用高火。”
我拿起那张纸条,看了好几遍。
他的字还是那么工整,横平竖直的,像打印出来的一样。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些方方正正的字里,藏着一些他没说出来的东西。
我把纸条叠好,放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攒了不少了——他写的便签、电影票根、那枚“言”字戒指的空盒子、一根他用秃了的笔。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可我就是舍不得扔。
热了饭,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吃。菜是红烧排骨和清炒时蔬,排骨炖得很烂,筷子一戳就脱骨了。
吃着吃着,我突然想起了王编辑下午说的话。
“他从来没见他对谁像对你这么上心。”
什么意思?
上心——这个词怎么定义?
给你做饭算不算上心?接送上下班算不算上心?你生病的时候给你买药煮粥算不算上心?你毕业的时候“顺路”来参加毕业典礼算不算上心?
算。
都算。
可是——
我咬了一口排骨,嚼了半天,没嚼出味道。
可是,这些事,朋友之间也能做吧?
我想起胖子。胖子也会给我带饭,也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请假,也会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陪我喝酒。但这些事,跟韩玉臣做的那些事,总感觉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说不清楚。
就是——胖子给我带饭,是顺便的;韩玉臣给我做饭,是特意的。
胖子帮我请假,是顺手的;韩玉臣给我买药,是专门跑了一趟的。
胖子陪我喝酒,是他也想喝;韩玉臣来接我下班,是他推了别的事。
这些区别,说出来矫情,不说出来,又实实在在堵在心里,像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硌得慌。
吃完饭,洗了碗,我窝在沙发上写稿。写着写着,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
门开了,韩玉臣进来,头发湿漉漉的,大衣上沾着雨珠。
“淋雨了?”我问。
“下车的时候没打伞,”他换了鞋,“方姐送我到楼下,懒得回去拿了。”
“方姐送你回来的?”
“嗯,她顺路。”
又是顺路。
我发现这两个字在他的字典里出现频率特别高。接我下班是顺路,参加毕业典礼是顺路,现在方姐送他回来也是顺路。
顺路,多好的借口。
“去洗个热水澡吧,别感冒了。”我站起来,去厨房给他倒了杯热水。
他接过水杯,看了我一眼。“你今天怎么了?”
“没怎么啊。”
“你今天话特别少。”
“有吗?”
“有。”
我被他看得有点心虚,坐回沙发上,抓起笔继续写稿。“忙着写东西呢,没空说话。”
他端着水杯站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洗澡了。
我听见浴室的门关上了,水声哗哗地响起来。
我放下笔,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蹲着的猫。从搬进来那天就在那里了,快两年了,也没见它变大或者变小。
我想起第一次看见这块水渍的时候,是搬进来的第一天。韩玉臣帮我把行李箱拎进卧室,我躺在床上,仰头就看见了它。
“那是什么?”我指着天花板。
“楼上的水管漏过水,修好了,渍没处理。”
“像一只猫。”
他抬头看了看。“像吗?”
“像,一只趴着的猫。”
他看了我一眼。“你的想象力确实适合学中文。”
那时候我刚搬进来,跟他还不算太熟。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点客气,不像现在,动不动就怼。
两年了。
浴室的水声停了。过了一会儿,他穿着睡衣出来,头发还湿着,肩膀上搭了一条毛巾。
“你怎么还不睡?”他看见我还坐在沙发上。
“等你洗完。”
“等我干什么?”
“等你洗完我再去洗,不然热水不够。”
“热水器够用,你洗你的。”
“我习惯了,你先睡吧。”
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看了我一眼,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
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灯光从缝里漏出来,在地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线。
我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去洗了澡。
躺在床上,翻出笔记本,写:
“4月16日,雨。韩玉臣淋雨了,方姐送他回来的。他说顺路。我问他怎么不自己开车,他说方姐开。我不喜欢,但我没说出来。王编辑今天说,韩玉臣从来没对谁像对我这么上心。我想了一天,想不明白。算了,不想了。”
写完之后,把本子塞回枕头底下。
关了灯,黑暗里,听见隔壁房间传来翻书的声音。沙沙沙的,一下一下的,像秋天的落叶。
我闭上眼睛。
四月底,发生了一件小事。
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但我觉得值得记下来。
那天是周末,韩玉臣难得在家休息。我窝在沙发上翻杂志,他在厨房炖排骨汤。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人。
女的,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披在肩上,化着淡妆。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你好,请问韩玉臣住这儿吗?”她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
“在,”我让开身子,“请进。”
韩玉臣从厨房探出头来,看见来人,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呀,好久不见了,”那女人换了鞋,熟门熟路地走进去,把手里的水果放在茶几上,“上次同学聚会你也没来,大家还问起你呢。”
“公司忙,走不开。”他擦了擦手,从厨房出来。
我站在玄关,不知道该往哪儿去。那女人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韩玉臣。
“这位是?”
“室友,鹿轻言。”韩玉臣说。
“室友?”那女人打量了我一下,笑了,“你好,我叫宋晓,是玉臣的高中同学。”
“你好。”我点了点头。
“玉臣,你什么时候还跟人合租了?你不是一个人住吗?”
“这是我爸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他转身去厨房,“你们坐,汤快好了。”
宋晓在沙发上坐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还是老样子,没怎么变。这个书架还在,我记得高中时候来你家,这个书架就在这儿了。”
我站在一边,不知道该坐哪儿。最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茶几对面。
“你也是沈师大的?”宋晓问我。
“对,中文系。”
“中文系?怪不得气质不一样,”她笑着说,“玉臣以前语文最差了,写作文跟记账似的。”
“你以前经常来他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
“嗯,高中那会儿,我们几个同学经常来。他家离学校近,中午就来蹭饭。阿姨做饭可好吃了。”
韩玉臣从厨房端了汤出来,放在桌上。“喝点汤吧,炖了一上午了。”
他先盛了一碗,递给我。然后又盛了一碗,递给宋晓。
宋晓接过碗,笑了。“你还是这么细心。以前你也是这样,每次盛汤都先给别人。”
韩玉臣没接话,又去厨房端菜。
我捧着汤碗,小口小口地喝。排骨炖得很烂,玉米甜甜的,汤底清澈。可我今天喝不出什么味道。
宋晓坐了一会儿,聊了些高中同学的事。谁结婚了,谁生孩子了,谁出国了,谁做生意发财了。韩玉臣偶尔应一句,大多数时候是她在说。
“玉臣,你还不打算找对象啊?”宋晓突然问。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韩玉臣夹菜的手顿了一下。“忙,没时间。”
“你以前就这样,说什么‘先立业后成家’,现在业也立了,该考虑了吧?”宋晓笑眯眯的,“我有个同事,人挺好的,在银行上班,要不要见见?”
“不用了。”他说得很干脆。
“为什么呀?你看看你,都这么大了——”
“快了。”
“快了是什么意思?”
韩玉臣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可能只有零点几秒,但我看见了。
“快了就是快了。”他说。
宋晓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脸上的笑容收了收,然后又展开了。“行吧,你这个人,打定主意的事谁也劝不动。”
她没再提了。
吃过饭,宋晓坐了一会儿就走了。韩玉臣送她到楼下,我在客厅收拾碗筷。
把碗筷放进水池的时候,听见门开了。他回来了。
“走了?”我问。
“走了。”
我打开水龙头洗碗,水流哗哗的。他走到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
“我来洗吧,你去休息。”
“不用,你做饭了,碗我洗。”
他没走,靠在门框上看我洗碗。
“韩哥。”
“嗯。”
“你那个高中同学,挺漂亮的。”
“嗯。”
“她说给你介绍对象,你怎么不答应?”
沉默。
水流哗哗的,泡沫从指缝间溢出来。
“不想谈。”他说。
“为什么?”
“没为什么。”
我关掉水龙头,把最后一个碗放进碗架,擦了擦手。转过身看着他。他靠在门框上,逆着光,看不太清表情。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我问。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太直接了。
韩玉臣看着我,没说话。厨房里很安静,能听见冰箱嗡嗡的声音。
“有。”他说。
一个字。
我的心跳突然快了起来,快得有点喘不上气。
“谁?”我听见自己问。
他没回答。看着我的眼睛,就那么看着。那几秒钟很长。长到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听见了冰箱的嗡鸣,听见了窗外远处传来的车声。
然后他转身走了。
“碗洗好了就出来吃水果。”他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很平淡,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站在厨房里,手还湿着,水珠从指尖往下滴。
他说的“有”,是真的有,还是在敷衍?
如果是真的,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但我看见了他看我的那一眼。
零点几秒的一眼。
我把手擦干,走出厨房。茶几上摆着一盘切好的苹果,他坐在沙发上,正在翻设计稿。
我坐下来,拿了一块苹果咬了一口。脆的,甜的。
“韩哥。”我说。
“嗯。”
“你刚才说——有喜欢的人。”
他没抬头。“嗯。”
“那个人——”
“吃苹果吧,凉了就不好吃了。”他打断了我。
我闭嘴了。
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了。
五月初,沈阳一下子就热了起来。前几天还穿着薄外套,这两天就换上了短袖。路边的杨树一夜之间长满了叶子,绿得发亮。
毕业晚会定在六月二十号,学校礼堂。文艺委员到处拉人报节目,见了我像见了救星。
“鹿轻言!你不是去年元旦晚会朗诵过诗吗?今年再来一个!”
“别别别,”我赶紧摆手,“我现在老了,不适合上台了。”
“你才多大就老了?来嘛来嘛,中文系不能没人出节目。”
“你找胖子,他唱歌好听。”
“他报了,合唱。你来个独诵吧,就朗诵你发表过的那篇散文。”
我犹豫了一下。大二那次朗诵我念错了词,把“软泥上的青荇”念成了“韩会计账本上的数字”,全场哄笑。从那以后我落下毛病了,一上台就紧张。
“我再想想。”我说。
“想什么想,就这么定了!”文艺委员在报名表上写了我的名字,跑了。
我站在原地,叹了口气。
晚上回家,我跟韩玉臣说了这事。他正在阳台收衣服,把晾干的衬衫一件一件取下来。
“你又要上台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什么叫我‘又’上台了?”
“我记得那次你念错了。”
“你能不能别提那次?”
他嘴角弯了一下,把衬衫叠好放在沙发上。“这次打算念什么?”
“不知道。文艺委员让我朗诵那篇散文,就是写纺织厂的那篇。”
“那篇写得挺好。”
“你读过?”
“你发表的时候不是寄了一本杂志回来吗?我看了。”
我愣了一下。那期杂志是去年的事了,我寄回来随手放在茶几上,后来不知道夹到哪里去了。没想到他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写你妈的那段,挺感人的。”
我哦了一声,没再问。
他去厨房做饭,我坐在沙发上发呆。窗外的天还没黑透,灰蓝色的,像一块旧抹布。
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次上台,要不要念点别的?不是散文,是别的什么。
我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了。晚会还有一个月,再说吧。
五月下旬,韩玉臣的公司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方姐谈了一个南方客户,对方有意向下一笔大订单,条件是先寄一批样衣过去看质量。样衣做好了,寄过去了,对方说满意,但价格要再谈。
韩玉臣在电话里跟对方谈了好几次,没谈拢。对方压价压得太狠,按那个价格做,基本不赚钱。
“那就别做了呗。”我说。他正坐在沙发上揉眉心,茶几上摊着一沓报价单。
“不做的话,前面的投入就白费了。”
“那就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他们不愿意。”
我想了想:“他们不愿意,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急着想做成这笔生意。”
他看了我一眼。
“你越急,他们压得越狠,”我说,“你要是不急了,他们就急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这次他没有再谈价格,而是说:“王总,这批样衣您要是满意,价格就按我们报的来。不满意的话,样衣您留着,当交个朋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对方说:“行,按你们报的来。”
挂了电话,他看着我。
“你这招跟谁学的?”
“跟你学的啊,”我笑了,“你教我的,别把自己逼太紧。”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弯,站起来去厨房了。
我靠在沙发上,心里有点得意。
六月初,毕业晚会进入倒计时。
文艺委员拉着我们彩排,一遍又一遍。礼堂的舞台不大,灯光一打,热得像蒸笼。我站在台上,手里拿着那篇散文的稿子,念了一遍又一遍。
“挺好的,就是表情再自然一点,”文艺委员在台下指挥,“别绷着脸,像谁欠你钱似的。”
“我没绷着脸。”“那你笑一个。”
于是我咧了咧嘴。
“算了,你还是绷着吧。”
胖子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彩排结束之后,我一个人在礼堂的舞台上坐了一会儿。灯光关了,礼堂空荡荡的,只有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在地上画出一个方形的亮块。
我把稿子放在膝盖上,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
这篇散文写的是我小时候的事。纺织厂,母亲加班,父亲摔门,我蹲在厂门口等。
写的时候是在夜里,哭了一场。写完之后反而平静了,像是把什么东西从心里掏出来,放在纸上,就不再属于我了。
现在要把这些东西念给别人听,我突然有点害怕。
不是怕忘词,是怕哭。
大二那次,我念的是徐志摩,念错了词,大家笑了一场。这次要是哭了,大家会怎么想?
我把稿子折好,放进口袋,站起来走出了礼堂。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韩玉臣的车停在那里。他降下车窗,看着我走近。
“彩排完了?”
“完了。”
“上车吧,回去给你做饭。”
我坐进车里,系好安全带。他发动汽车,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邓丽君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旋律很慢,很柔。
“韩哥。”
“嗯。”
“你说人为什么要长大?”
“你这个问题问了好几次了。”
“有吗?”
“当然了,我记性好着呢。”他笑了。
我想了想,好像确实问过。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没回答。”
“那你现在回答一下。”
他想了想,轻叹了口气:“因为时间在往前走,所以人就要跟着往前走,就这么简单。”
“可我不想往前走。”
“为什么?”
“因为——往前走,就意味着以前的东西回不来了。”
他在红灯前停下来,转过头看着我。
“回不来的东西,说明它应该留在那里。”
我看着他的眼睛。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眼睛照得很亮。
“那你能保证,有些东西不会丢吗?”
他看着我,好一会儿没说话。
绿灯亮了,他转过头,松开刹车。
“不能保证,”他说,“但我尽力。”
那两个字——“尽力”——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心里那片一直不太平静的湖。
到了家,我上楼,洗了澡,躺在床上,翻出笔记本。
想写点什么,但写了几个字又给划掉了,反反复复,最后只写了一句:
“6月3日,晴。今天彩排,韩玉臣来接我。我问他能不能保证有些东西不会丢,他说他尽力。我想,这就够了。”
合上本子,关了灯。
窗外的蝉叫得正欢,一声接一声的,像在催着夏天快点来,又像在催着时间慢点走。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肩膀。
毕业晚会还有十七天。
十七天后,我就正式毕业了。
那些没说出口的话,会在那之前说出来吗?
我不知道。
但我还有十七天。
十七天,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