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封情书》顾久安_

8、第七章. 初雪客站，

　　期末最后一门考完那天，沈阳下雪了。

　　我从教学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整个校园灰蒙蒙的。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我把书包带子往上颠了颠，缩着脖子往校门口走，脚下的雪被踩实了，滑溜溜的，走得像只刚学站立的企鹅。

　　校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韩玉臣的车停在那儿。他降下车窗，冲我抬了抬下巴：“上车，别在那儿扭了，怪丢人的。”

　　“我哪儿扭了？”我拉开副驾的门坐进去，暖气糊了一脸，冻僵的耳朵瞬间开始发痒，“我这叫优雅的步伐，你不懂。”

　　“企鹅的优雅？”他从储物格里摸出个保温杯递给我，“考得咋样？”

　　我拧开杯盖，是热豆浆，甜丝丝的。“还行，反正及格没问题。古代文学史那道论述题，我写了满满两页纸。”

　　“写那么多？”

　　“这叫诚意。老师一看，这学生虽然答得不一定对，但态度端正啊，给个辛苦分不过分吧？”

　　他嘴角弯了一下，发动车子往校外开。

　　车里放着一盘磁带，是那英的《征服》。韩玉臣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着节拍，敲得不太准，总是慢半拍，像个第一次摸鼓槌的小学生。

　　“你知不知道你敲鼓从来不在点儿上？”我说。

　　“你知不知道你唱歌从来不在调上？”

　　“……咱俩谁也别说谁。”

　　车子拐进中街的时候，路上车多起来，走走停停的。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人群发呆。快过年了，街上到处挂着红灯笼，路边的小摊上摆着对联福字，花花绿绿的。

　　“放假有啥打算？”他问。

　　“王编辑说年前活儿多，让我多去几天，”我把空了的保温杯盖好放回储物格里，“别的也没什么。睡觉、吃饭、写稿、睡觉，循环播放。”

　　“过年呢？回老家？”

　　我顿了顿，摇了摇头。“不回。我爸妈今年在南方过年，我去也没地方住。再说了，我一个人过惯了，年夜饭整个泡面加个蛋，也挺好。”

　　他没说话。雨刷器一下一下地刮，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来我家过年吧。”他说，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今晚吃面条”。

　　我转头看他。他没看我，手搭在方向盘上，目视前方，表情很平静。

　　“你爸妈……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绿灯亮了，他松开刹车，“我妈念叨你好几次了，说上次你来家里吃饭，光顾着跟我爸下棋，连句话都没跟她好好说。她原话是——‘那个小鹿啊，比你小时候有意思多了’。”

　　“阿姨真这么说？”

　　“原话。”

　　我忍不住笑了。“那你小时候什么样？”

　　“比你安静。”

　　“那不叫安静，叫闷。”

　　他瞥了我一眼。“你再说下去，今晚的炖菜就没你的份了。”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我去，我去你家过年，行了吧？”

　　他嘴角又弯了一下，这次弯的幅度比刚才大。

　　老房子到了。他把车停在楼下，熄了火。两人在车里坐了几秒钟，谁都没动。外面很安静，连风都停了，只有引擎冷却发出的细微声响。

　　“韩哥，你说你妈会不会嫌我吃太多？”

　　“你那点饭量，在我妈眼里跟猫食似的，”他推开车门，“上次你走了以后她跟我说，这孩子太瘦了，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不给饭吃。”

　　“你怎么说的？”

　　“我说对，我天天给他吃糠咽菜。”

　　“你这个人——”我追上去踹他，他侧身躲开，动作利落得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一脚。

　　上楼的时候，楼道里的灯又坏了两盏，只剩楼梯拐角那一盏还亮着，昏惨惨的。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他手里拎着两袋东西，我手里什么都没拎。

　　“给我一袋。”

　　“不用，”他说，“你跟着走就行。”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三岁小孩走路都比你稳。”

　　我决定不跟他一般见识。

　　年夜饭那天，我提前洗了澡，换了身干净衣服，还对着镜子扒拉了十分钟头发。韩玉臣从卫生间门口经过，瞥了我一眼。

　　“你相亲呢？”

　　“我这是尊重，”我把领子翻好，“去人家家里过年，总得有个样子。”

　　“又不是没见过。”

　　“那也得有个样子。”

　　他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看我，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行了，走吧。”

　　他爸妈住在一个老小区里，楼不高，六层，他们家在三楼。敲门的时候，我手里拎着一箱水果和一袋茶叶，手心全是汗。

　　门开了，他妈妈系着围裙站在门口，脸上的笑容堆得满满的。“小鹿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吧？”

　　“阿姨过年好，”我把水果递过去，“给您带了点东西。”

　　“你这孩子，来就来呗，带什么东西，”他妈接过水果，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那手热乎乎的，“你叔叔念叨你好几天了，说等你来再下两盘棋。”

　　韩玉臣的爸爸从书房出来，戴着老花镜，手里还拿着一本棋谱。看见我，眼睛一亮。“小鹿来了？来来来，先下一盘，饭还得好一会儿呢。”

　　“爸，”韩玉臣换着鞋，“让人先坐下喝口水。”

　　“对对对，”老爷子拍了拍脑门，“先喝水先喝水，你看我这急性子。”

　　我被按在沙发上，面前摆了一杯热茶，一盘瓜子，一盘砂糖橘。韩玉臣坐在我旁边，拿起一个橘子剥了，递给我一半。

　　“你爸妈真好。”我小声跟他说。

　　“就是太热情，”他也小声说，“你习惯就好。”

　　“你小时候是不是被这热情吓哭过？”

　　“你再说。”

　　吃饭的时候，他妈妈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红烧排骨、糖醋鱼、蒜蓉西兰花、小鸡炖蘑菇——碗里的菜堆得像座小山，我扒拉了半天，山的高度几乎没变。

　　“阿姨，够了够了，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吃不了慢慢吃，”他妈又往我碗里添了一筷子排骨，“你们年轻人啊，就知道减肥，瘦得跟竹竿似的。”

　　“我没减肥……”

　　“那就多吃。”

　　我低头扒饭，用余光瞥了韩玉臣一眼。他正慢条斯理地喝汤，嘴角带着一种看戏的微笑。

　　他爸爸喝了两杯酒，话匣子就打开了。说他年轻时候在工厂当技术员，说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过年的，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规矩了。

　　“小鹿啊，”老爷子端着酒杯，“你说你们现在过年，还写不写对联？”

　　“写，”我说，“韩玉臣今年买了一副，上联是‘一帆风顺年年好’，下联是‘万事如意步步高’，横批‘吉星高照’。”

　　“俗，”老爷子皱了皱眉，“太俗了。”

　　“我也觉得俗，”我连连点头，“但他说俗点才有年味。”

　　韩玉臣在旁边淡淡地说：“我说的是‘俗点才有年味’，没说这副对联好。是某人自己挑的。”

　　“你——”

　　“怎么了？”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不是你站在年货摊前挑了半天，说这副字写得最工整吗？”

　　“那是因为其他的更难看！”

　　“所以你还是选了这副。”

　　他妈妈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你俩能不能别跟说相声似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低头扒饭。韩玉臣倒是脸不红心不跳，又给我盛了碗汤。

　　吃完饭，他爸拉着我下棋。我输了，输得很彻底。老爷子乐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连说“年轻人还得练”。

　　韩玉臣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递给我一杯水。“知不知道你有个习惯，每次要走那步棋的时候，手指会先点一下棋盘？”

　　我瞪大眼睛。“你怎么不早说？”

　　“看你们下得挺有意思的。”

　　我决定不跟他说话了。

　　临走的时候，他妈塞给我一个保温袋，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酱牛肉、炸丸子、冻饺子、卤鸡爪，满满当当。

　　“阿姨，这太多了……”

　　“多啥多，你们俩年轻人，不会做饭，光吃外卖哪行，”他妈把保温袋往韩玉臣手里一塞，“你回去给小鹿热着吃，别偷懒。”

　　“知道了。”韩玉臣接过保温袋。

　　“小鹿啊，”他妈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以后常来，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哎，”我点头，“谢谢阿姨。”

　　回去的路上，车里很安静。他开着车，我抱着那个保温袋，袋子里飘出一股酱牛肉的香味。

　　“你妈真好。”我说。

　　“嗯。”

　　“你爸也好。”

　　“嗯。”

　　“你们家都好。”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带着笑。“你是去我家吃饭，还是去我家做调研？”

　　“调研，”我一本正经地说，“调研一下正常家庭是啥样的。写小说需要素材。”

　　他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视线转回了路上。车里安静了几秒。

　　“韩哥。”我说。

　　“嗯？”

　　“你家挺热闹的。我喜欢。”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车里的暖风调大了一档。

　　除夕那天，我起得比平时早。窗外的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鞭炮声稀稀拉拉的，像谁在远处敲着一面破鼓。我翻了几个身，实在睡不着，爬起来穿上衣服出了卧室。

　　客厅里没人，韩玉臣的房间门开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厨房有动静，我走过去，看见他正往锅里打鸡蛋。

　　“起这么早？”他头也没回。

　　“睡不着，”我拉开椅子坐下，“鞭炮太吵了。你咋也起这么早？”

　　“习惯了，”他把煎好的鸡蛋盛出来放在我面前，“倒是你，平时不是能睡到中午吗？”

　　“今天除夕嘛，”我咬了一口面包，“兴奋。”

　　“兴奋什么？”

　　“兴奋能吃上你妈做的酱牛肉。”

　　他把另一个鸡蛋也放进我碗里。“吃吧，多吃点。”

　　吃完早饭，两人开始贴春联。他站在椅子上贴，我在下面指挥。过程之曲折，足以写一篇三千字的记叙文。

　　“往左一点。”

　　他往左挪了挪。

　　“过了，往右。”

　　他往右挪了挪。

　　“再往左一点点……一点点就行……过了过了，往右一点点……”

　　韩玉臣从椅子上跳下来，把手里的春联递给我。“你来贴。”

　　“别别别，”我赶紧把他推回去，“我觉得刚才那个位置就挺好的，你贴吧。”

　　他瞪了我一眼，重新站上椅子，三两下就贴好了。端端正正，分毫不差。

　　“看，”他从椅子上下来，“这不就正了吗？”

　　“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什么？”

　　“故意贴歪，让我指挥，然后再贴正，显得你水平高？”

　　他嘴角弯了一下，没承认也没否认，去贴福字了。

　　年夜饭是他做的，四菜一汤。春晚开始的时候，两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摆着瓜子花生砂糖橘，还有他妈妈给的那盘酱牛肉。赵本山的小品出来的时候，我笑得前仰后合，嘴里的橘子差点喷出来。

　　“你慢点，”韩玉臣递给我一张纸巾。

　　“太好笑了，”我擦着嘴，“你看那个……那个谁……”

　　“你先把东西咽下去再说话。”

　　我好不容易把橘子咽下去，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看着我的样子，也跟着笑了，笑得很轻，像风吹过窗帘的边角。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外面的鞭炮声开始密集起来。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带着硝烟的味道。

　　“还有五分钟。”他看了眼表。

　　我走到他旁边，趴在窗台上往外看。远处的天空被烟花染成了红色、金色、绿色，一朵接一朵地炸开。

　　“新年倒计时了。”他说。

　　电视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十、九、八……”

　　外面的鞭炮声更响了，几乎盖过了电视的声音。

　　“七、六、五……”

　　我攥紧了窗台的边缘，手心有点出汗。

　　“四、三、二……”

　　“新年快乐，”他转过头看着我说。

　　“新年快乐，”我也转过头看他。

　　烟花在他身后的天空炸开。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光落在他脸上，明灭不定。他的眼睛被照亮了一瞬，我看见里面映着烟花的光。

　　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再靠近一点点，会怎么样？

　　可我没有动。他也没有动。

　　我们就那样站在阳台上，肩膀挨着肩膀，看着漫天的烟花，谁都没有说话。

　　那几秒钟好像很长，又好像很短。长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短到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什么，烟花就散了大半，只剩几朵零零星星地在天边亮着。

　　“进屋吧，”他说，“冷。”

　　我转身走回客厅，他跟在后面。茶几上的瓜子壳还没收拾，电视里已经唱起了《难忘今宵》。

　　那首歌真老啊。老到我都记不清第一次听是什么时候了。可每年除夕它都会响起来，像一种仪式，提醒你一年又过去了。

　　“韩哥，”我坐回沙发上，剥了个橘子。

　　“嗯？”

　　“你说明年这时候，咱俩还在不在一块儿过年？”

　　他收拾茶几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把瓜子壳扫进垃圾桶里。

　　“在。”他说。

　　就一个字，没什么修饰，语气也淡。可我就是觉得，他说这个字的时候，比说别的什么都认真。

　　我嘴里含着橘子，甜得有点发苦。

　　开学之后，日子又恢复了老节奏。白天上课，下午去出版社，晚上回家写稿。韩玉臣的公司也越来越忙，经常我到家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桌上留着饭菜，用保鲜膜封着，旁边压一张纸条，写着“热三分钟，别用高火”。

　　他大概是发现了，我用微波炉热东西永远掌握不好火候。上次热红烧肉，高火五分钟，肉变成了一团黑色的不明物体，厨房里烟雾缭绕，他开门进来的时候还以为着火了。

　　从那以后，但凡他留饭菜，纸条上必写“别用高火”。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在纸条下面添了一行字：“知道了，我又不是傻子。”

　　第二天那张纸条还在冰箱上，下面多了他的字迹：“上次那个黑色的东西，傻子都看得出来不是肉。”

　　我决定把那张纸条扔了，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三月初的时候，王编辑找我谈话。说出版社打算扩招，问我愿不愿意毕业后留下来。工资一千二，有五险一金，转正后还能涨。

　　一千二。在沈阳，够吃饭，够租房，够活着，但攒不下什么钱。

　　我说我考虑考虑。

　　晚上回家，韩玉臣难得回来得早。我跟他提了这事，他正切菜，刀落在案板上，当当当的。

　　“你觉得呢？”我问他。

　　“你自己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我靠在厨房门框上，“一千二，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转正后能涨，但涨也涨不到哪儿去。出版社嘛，清水衙门。”

　　他把切好的土豆丝拨进盆里，用水泡上。

　　“你要是担心钱，”他说，“可以先干着，慢慢写。等写出名堂了，就不靠那点工资了。”

　　“万一写不出名堂呢？”

　　“那就一直干着呗，”他打开燃气灶，往锅里倒油，“反正饿不死。”

　　“你这心态也太好了。”

　　“不是心态好，”他把肉片下锅，滋啦一声响，“是这事儿本来就不值得你愁成这样。又不是没别的路。”

　　我愣了一下。“什么别的路？”

　　他没回答，往锅里加了酱油，翻炒了两下，才说：“我公司那边，也缺个写文案的。”

　　“你不是有方姐吗？”

　　“方姐管设计，文案她不在行，”他尝了尝咸淡，“上次你帮我写的那个海报文案，客户说好，说比之前的有温度。”

　　“有温度？”

　　“嗯，不像产品说明书了。”

　　我想起上次帮他写的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落在我肩上，暖在你心上”——当时觉得肉麻，现在想想，好像也没那么肉麻。

　　“我再想想吧。”我说。

　　“不急，”他把菜盛出来，“你还有好几个月才毕业呢。”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趴在书桌前写稿，写了删，删了写，纸篓里又多了好几个纸团。韩玉臣在客厅看他的设计稿，偶尔翻页的声音传过来，沙沙的，像秋天的叶子。

　　我索性不写了，走出去，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脚搭在茶几上。

　　“写不出来了？”他头也没抬。

　　“脑子跟浆糊似的。”

　　他把设计稿放下，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出去走走？”

　　“现在？外面黑灯瞎火的。”

　　“小区后面那条路有路灯，”他站起来，“走一圈，透透气。”

　　三月的沈阳，夜里还是很冷。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人缩脖子。路灯昏黄黄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踩着他的影子走，他走在前面半步，大衣下摆被风吹起来，一下一下的。

　　“韩哥。”我说。

　　“嗯。”

　　“你说我是不是想太多了？”

　　“想什么？”

　　“想以后的事。工作、写稿、赚钱、过日子。越想越觉得前头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

　　他放慢了脚步，跟我并排走。

　　“看不清就别看了，”他说，“先把脚下的路走好。走到跟前，自然就看清了。”

　　“你这套理论跟谁学的？”

　　“自己琢磨的。”

　　“琢磨得还挺有道理。”

　　“那是。”

　　我笑了。“你倒是不谦虚。”

　　“跟你学的。”

　　两人走了一圈，回来的时候，身上都带着一股冷风的味道。我搓着手进门，他去厨房倒了两杯热水，递给我一杯。

　　“小鹿，”他端着杯子，靠在厨房门框上，“不管你怎么选，都行。别把自己逼太紧。”

　　我捧着杯子，热水烫得手心发红。

　　“知道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他的话。他说“都行”，他说“别把自己逼太紧”，他说“又不是没别的路”。

　　每一句听着都像退路，可连在一起，又像另一条路。

　　我说不清楚。

　　算了，不想了。就像他说的，走到跟前，自然就看清了。

　　窗外的风停了，很安静。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半张脸，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去出版社呢。

　　先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