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为了活着》一为鉴

2、竹筐里的小掌柜 长大了，我

　　1987年的夏天，沪市的蝉鸣依旧聒噪，但林家门口那辆三轮车早已换成了带遮阳棚的铁皮车。玻璃柜里的糖瓷碗摆得整整齐齐，赤豆汤里的桂花飘着金碎，绿豆沙冰得结了层薄霜，连盛糖水的勺子都换成了亮晶晶的不锈钢款。

　　“锦禾，端稳咯，这碗是3号桌张爷爷的银耳羹。”王秀兰正往玻璃柜里添新熬的酸梅汤，眼角瞥见女儿踮着脚尖，小手捧着个粗瓷碗，一步一挪地往树荫下的小桌走。

　　四岁的林锦禾扎着两个羊角辫，辫梢系着红绸子，身上穿的碎花小褂是王秀兰新做的——如今家里宽裕了，再也不用穿打补丁的衣服。她人还没桌子高，端碗时胳膊肘架在桌沿上，小心翼翼地把碗推到张爷爷面前，奶声奶气地说：“爷爷，慢点儿喝，有点烫。”

　　张爷爷笑得胡子都翘起来，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我们锦禾真是个小人精，比你爸强多了——他小时候端碗还摔碎过三个呢。”

　　林锦禾把糖纸剥开，一半塞进嘴里，一半踮着脚递给旁边摇着蒲扇的李奶奶：“奶奶吃，甜的。”李奶奶上个月摔了腿，出门不方便，这阵子锦禾每天都要端碗冰镇绿豆沙送过去，说是“给奶奶降火气”。

　　这孩子像是天生就长在糖水摊边。一岁多坐在竹筐里啃手指，两岁就会帮着递纸巾，三岁时竟能分清谁要加桂花谁要多放糖。王秀兰忙着招呼客人时，她会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摊后数玻璃柜里的硬币，一分两分地摞起来，摆得像小山似的。有次林建国收摊对账，发现多了五分钱，后来才知道是锦禾帮一位老爷爷找零，硬是从自己攒的糖纸里翻出个分币补上的。

　　更让人惊奇的是她认的那些字。

　　王秀兰是个文化人，虽只念到初中但知青下乡所学够她教孩子了。锦禾说话利索后，就成了“行走的十万个为什么”。看见电影院墙上的海报，她会扯着妈妈的衣角问：“妈妈，那个‘影’字怎么念？是不是跟糖水摊的‘摊’一样，都有个‘又’？”路过粮店，她盯着招牌上的“粮”字琢磨：“这个字像不像爷爷种的稻子？”

　　王秀兰有时个别被问得答不上来，就找了本旧字典，晚上等女儿睡了，自己先对着煤油灯认字，第二天再教给她。到四岁这年，锦禾已经能认出街上大半的招牌，连林建国烟盒上的“大前门”三个字都认得清清楚楚。

　　这天收摊早，林建国把铁皮车推进院子，突然蹲下来，对着正在给月季花浇水的锦禾说：“闺女，爸想把糖水做成瓶装的，像厂里卖的汽水那样，你说行不？”

　　这话他憋了半年了。开春时厂里开大会，厂长拿着报纸念：“国家鼓励个体经营，支持‘下海’创业……”林建国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他们的糖水摊如今一天能赚二十多块，比国营厂正式工工资还高，可总守着个小摊不是长久之计。那天晚上他翻出攒下的存折，看着上面的数字，跟王秀兰说：“秀兰，咱办个小厂子吧？把糖水装成瓶，批给商店卖。”

　　王秀兰起初有点怕。“办厂？那得多少钱啊？万一赔了……”

　　“你忘了咱当初摆摊，不就三十块钱起家吗？”林建国攥着她的手，“现在政策不一样了，老李说他表哥在深圳开厂，国家还给补贴呢。明天我就去找以前知青点的老周，他现在在工商局上班，问问怎么弄。”

　　接下来的日子，糖水摊关了半个月。林建国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城，找老同事打听政策，去旧货市场看灌装机，甚至托人弄到了几本讲食品卫生的书，晚上就着灯跟王秀兰一起啃。王秀兰则拿着算盘，把家里的积蓄一笔笔算清楚，又去跟相熟的街坊邻居打招呼：“要是我们办厂，以后可能就不摆摊了，大家多担待。”

　　锦禾看不懂大人们在忙什么，只知道爸爸每天回来衣服都湿透了，妈妈算账时总皱着眉头。她把自己攒的一毛两分硬币全倒出来，踮着脚放进妈妈的钱匣子：“妈妈，用我的钱。”

　　王秀兰笑着把她搂进怀里，眼眶有点热。

　　一个月后，林建国拿着一张印着“沪市锦禾饮料厂”的营业执照回家时，夕阳正透过窗户照进来，把那几个字镀上了层金边。锦禾凑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锦——禾——饮——料——厂。”她指着“锦禾”两个字，仰起脸问：“爸爸，这是我的名字吗？”

　　林建国把她举起来，笑得比喝了蜜还甜：“对！咱闺女是福星，这厂子就得用你的名字！”

　　王秀兰站在旁边，看着丈夫怀里笑靥如花的女儿，又看了看墙上那张写着“开业大吉”的红纸条，突然觉得，当年开荒时磨出的那些茧子，凌晨排队买冰时冻僵的手指，都变成了此刻心里的甜。这甜，比他们卖过的任何一碗糖水都要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