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吐槽日常》陈丶

195、崩塌、内斗与崛起：疫情时期中国疫苗行业的三重变局 无意间

　　无意间刷到一个关于长生生物疫苗造假的消息，疫苗这个词，自2019年之后，可谓是如雷贯耳，瑟瑟发抖。来扒一扒当初都打过谁家的疫苗。

　　公司底色。长生生物的前身是长春长生，由高俊芳掌控。高俊芳早年任职于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长生所），后进入长春高新，2000年代逐步取得长春长生的控制权。2015年12月，长春长生以55亿元估值借壳黄海机械上市，高俊芳一度被称为“疫苗女王”，身家达51亿元。

　　造假起点与曝光。长生生物的违法生产并非始于2018年。根据行政处罚认定，2014年4月至2018年7月，长春长生在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过程中，长期存在混入过期原液、不如实填写日期和批号、部分批次向后标示生产日期等行为，共计违法生产销售748批。此外，2017年10月，其生产的百白破联合疫苗已被发现效价不合格，但公司未如实披露。

　　2018年崩塌。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监局飞行检查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事件曝光。7月23日，高俊芳及4名高管被警方带走。8月，□□调查组认定长春长生存在八项严重违法事实，包括销毁生产原始记录、编造虚假批记录、骗取批签发合格证、为掩盖事实销毁硬盘等。行政处罚层面，公司被罚没91亿元、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2019年1月，深交所启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长生生物成为A股首家因重大违法被强制退市的公司；同年11月，长春长生宣告破产。

　　创立与上市。科兴的起点与长生生物完全不同。2001年，技术专家尹卫东与北大教授潘爱华联手创立北京科兴，潘爱华以5100万元出资占股76%，尹卫东以技术入股占24%。2003年，科兴通过反向收购登陆纳斯达克，成为首家在美上市的中国疫苗企业。

　　内斗的起源。2016年，科兴计划私有化回A股，尹卫东与潘爱华对发展路径产生根本分歧，控制权争夺正式爆发。尹卫东联合赛富基金、维梧资本组成买方团；潘爱华则拉拢未名医药、中信并购基金及第一大股东强新资本（1Globe）抗衡。

　　2018年的暴力冲突。控制权争夺在2018年走向极端。潘爱华阵营在股东会上试图罢免尹卫东，尹卫东启动“毒丸计划”增发新股稀释对手股权。冲突升级至抢夺公章、剪断工厂电线，导致北京科兴甲肝疫苗和流感疫苗生产线被迫中断，正在生产的疫苗全部报废，价值1540万元的疫苗报废，直接造成近600万剂疫苗及中间产品损失，其中包括220万人份国家免疫规划流感疫苗。

　　内斗的连锁后果。2019年，由于双方内斗导致财报难产，纳斯达克以“治理失效”为由对科兴生物强制停牌，股价定格于6.47美元。科兴的停摆与长生的退市叠加，使中国疫苗行业在2018—2019年损失了约25%的市场供给，直接导致2018—2019流感季全国流感疫苗供应量下滑50%。

　　新冠时期的“命运讽刺”。停牌后新冠疫情暴发，科兴2021年净利润飙升至84.67亿美元，相当于此前六年总利润的35倍，但股东因停牌无法分享股价红利。控制权争夺延续至2025年，潘爱华因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罪被判刑13年，其盟友李嘉强借英国枢密院裁决入主董事会，公司又因75亿美元“清仓式分红” 再度引发博弈。

　　历史底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历史可追溯至1919年，被称为“中国生物制品行业的摇篮”。它隶属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是典型的央企背景“国家队”，与长生生物的民营借壳路径、科兴的美股上市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常规疫苗的承担者。在2018—2019年行业信任危机中，北京生物承担了填补供给缺口的角色。2019年四川脊灰病毒事件中，其下属北生研接下100万支IPV（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的应急生产任务，向四川发出40多万支以保障应急接种。

　　新冠疫苗的“火神山速度”。2019年12月31日，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在“不明原因肺炎”出现后迅速电令下属公司启动检测与研发准备。2020年1月19日，中国生物成立科研攻关领导小组，安排10亿元研发资金。2020年4月27日，北京生物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件，国药集团成为全球首家同一公司获得两个新冠疫苗临床批件的企业。从立项到获批临床，仅用了约两个月，被内部称为“火神山速度”。2020年12月30日，北京生物新冠疫苗获附条件上市，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新冠疫苗。2021年5月7日，该疫苗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授权，是中国首个、也是全球首个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新冠灭活疫苗。

　　三家公司的时间线在2016—2019年高度重叠，冲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2016年：共同的转折点。这一年，山东非法疫苗案波及18省市、案值5.7亿元，□□修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改革二类疫苗流通方式。同年，科兴两位创始人因私有化路径分歧正式反目，控制权战争启动。长生生物则在这一年开始筹划借壳上市的后续资本运作，业绩承诺压力逐渐显现。

　　2018年：冲突的爆发年。7月15日，长生生物狂犬疫苗造假曝光，引发全行业信任危机。就在同一周，科兴的控制权冲突升级至物理层面的破坏——工厂被断电、生产线被强行封停，疫苗报废。两者的叠加效应是：行业前五的企业中两家同时退出生产，约25%的市场供给瞬间消失，流感疫苗供应量腰斩。北京生物作为央企在此期间保持了生产稳定，承接了部分应急供给任务，但其体量在当时尚不足以完全填补缺口。

　　2019年：制度重构与路径分化。长生生物走向退市与破产，科兴因内斗导致纳斯达克停牌，两家企业的“非正常退出”共同催生了《疫苗管理法》 在2019年6月29日通过、12月1日施行，从立法层面确立“四个最严”监管框架。北京生物则在这一年完成了新冠疫苗研发的早期启动准备（2019年12月31日的电令），抓住了随后到来的新冠窗口期，实现了从“常规疫苗供应商”到“全球最大新冠疫苗生产基地之一”的跨越。

　　核心冲突的实质。长生生物的冲突是企业与监管、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系统性造假以追逐利润，最终被市场和监管彻底出清。科兴的冲突是创始人之间的控制权冲突——内斗的代价由企业自身、股东和疫苗供应体系共同承担。北京生物则代表了另一种可能性：在行业信任崩塌之际，依托体制内资源和研发储备，成为供给稳定器和后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响应者。三者在同一时间窗口内的不同命运，共同构成了2018—2019年中国疫苗行业从危机到重构的完整图景。

　　结合新冠疫情的完整时间线来看，三家公司在前一个阶段（2018—2019年）形成的路径差异，在疫情中被急剧放大，最终导向了截然不同的终局。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三家公司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轨道。长生生物已于2019年11月被宣告破产、终止上市，彻底退出市场，其留下的狂犬疫苗和流感疫苗市场空缺正在被成大生物、上海所、华兰生物等企业瓜分。科兴则深陷控制权内战的泥潭，2019年因财报难产被纳斯达克强制停牌，股价定格在6.47美元，北京科兴的生产线因内斗而反复中断。北京生物作为国药集团旗下的“国家队”，在这一年保持了常规疫苗的稳定供应，并在2019年12月31日——新冠疫情尚未被正式命名之时——由董事长杨晓明电令下属公司启动了对不明原因肺炎的检测与研发准备。

　　这个时间点的关键意义在于：当新冠疫情暴发时，长生生物已经不存在，科兴处于“有技术但治理瘫痪”的状态，北京生物则是唯一一家治理结构完整、能够立即启动大规模应急研发的企业。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三家公司中两家（长生生物不存在，科兴受内斗困扰）无法正常响应，唯一能够以完整组织形态投入应急研发的，只有北京生物。

　　北京生物的速度。2020年1月19日，中国生物成立科研攻关领导小组，安排10亿元研发资金。大年初一，“六人研发小组”火速成立。2月初疫苗立项，4月27日获得临床试验批件，4月28日启动Ⅰ/Ⅱ期临床试验，从立项到进入临床仅约两个月，内部称为“火神山速度”。中国生物同时投入20亿元用于研发和生产，并决定在灭活疫苗和基因重组疫苗两条技术路线上同步推进。

　　科兴的“挣扎式启动”。科兴中维在2020年1月20日召集技术骨干讨论“要不要做新冠疫苗”，1月28日正式立项“克冠行动”，1月30日首支科研团队进驻浙江省疾控中心P3实验室。但科兴面临一个致命的现实约束：科兴中维总资产规模仅5000万元，根本无法承担境外Ⅲ期临床试验“至少近10亿元”的费用。尹卫东的解决方案是“以疫苗换临床”——将疫苗提供给巴西、印尼、土耳其、智利等国的合作伙伴，由对方承担临床试验成本，成功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优先供应疫苗。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用未来的商业利益换取当下的研发可能性，反映了科兴在内斗消耗后的资源匮乏。

　　这一阶段的对比极为鲜明：北京生物依托央企资源，可以“不计成本”地同步推进多条技术路线和大规模产能建设；科兴则必须在资源极度受限的条件下，通过外交式的商业谈判来获取临床数据。

　　2020年下半年，两家企业进入了上市竞赛阶段，但节奏和路径截然不同。

　　北京生物率先撞线。2020年6月28日，北京生物新冠灭活疫苗Ⅰ/Ⅱ期临床试验揭盲，结果显示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高滴度抗体，无一例明显不良反应。2020年12月30日，北京生物新冠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附条件上市批准，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新冠疫苗。此时距其立项仅约10个月。

　　科兴紧随其后。科兴的克尔来福于2020年6月在国内获批紧急使用，2021年2月获得附条件上市批件。从立项到附条件上市，科兴用了374天。在产能建设上，科兴在一年内完成了超20亿剂年产能的构建，而北京生物（含武汉所）2021年的产能目标为10亿剂以上，后来整体年产能突破50亿剂。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2019年12月1日正式施行的《疫苗管理法》，为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和附条件上市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明确规定“国家支持疫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疫苗研制和创新，将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的疫苗研制、生产和储备纳入国家战略”，并在药审中心的“研审联动”机制下，使疫苗研发从“串联”改为“并联”。科兴在2020年3月16日至4月20日的34天内经历了18轮预评审、7次注册检验，平均每2天抽样一次，这种速度在《疫苗管理法》施行前是不可想象的。

　　2021年是三家公司命运对比最为戏剧性的一年。

　　科兴的“暴利时刻”。科兴2021年全年销售额达194亿美元，净利润145亿美元。按中国生物制药持股15.03%推算，科兴中维2021年盈利约900亿元人民币。全年新冠疫苗全球供应量超过28亿剂，其中国内捐赠3亿剂。单支疫苗的净利润约在33元至50元之间。

　　但这份利润与股东和市场几乎没有关系。科兴生物自2019年2月起因治理失效被纳斯达克停牌，股价永远定格在6.47美元。2021年，科兴生物在新冠疫苗上赚取了145亿美元净利润，而其美股股东无法通过股价获得任何收益。与此同时，控制权争夺并未因疫情而停止——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内多只基金找到科兴控股第一大股东1Globe Capital寻求协作，买入科兴控股股票，矛盾进一步激化。2021年12月，东加勒比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确认原有董事会合法性，但这只是漫长诉讼中的一环。

　　北京生物的“国家队产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在202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生产基地，整体年产能超过50亿剂。截至2021年8月，中国生物新冠疫苗已在9个国家注册上市，98个国家和地区批准紧急使用，接种人群覆盖196个国别。中国生物的疫苗被明确宣示为“全球公共产品”，其商业逻辑与科兴的“以疫苗换临床”模式完全不同。

　　长生生物的“缺席”。在这一年，长生生物已经不存在。其留下的狂犬疫苗市场空缺被成大生物以约70%的市占率填补，流感疫苗市场则被华兰生物等企业占据。长生生物的消失，客观上加速了疫苗行业从“野蛮生长”向“国家队主导+头部民企补充”的结构性转变。

　　科兴的“内斗遗产”。新冠疫情为科兴带来了空前绝后的现金流，但也将控制权争夺推向新的高度。2025年，科兴生物宣布每股分红55美元，总分红规模约75亿美元，被市场称为“清仓式分红”——这实质上是各方股东在无法通过正常股价退出（停牌状态下）的情况下，通过分红来瓜分新冠利润。潘爱华因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罪被判刑13年，其盟友李嘉强借英国枢密院裁决入主董事会，公司控制权格局再次被改写。

　　北京生物的“常态化回归”。随着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阶段，北京生物的角色从“应急研发主力”回归到常规疫苗供应和研发储备。其百年积淀和央企体制，使其在新冠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够以最快速度响应，但在常规市场竞争中，其灵活性不及头部民企。

　　长生生物的“制度遗产”。长生生物案催生的《疫苗管理法》在新冠疫苗研发中发挥了关键的制度支撑作用——紧急使用授权、附条件上市、研审联动等机制，都以该法为法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生生物的覆灭与新冠疫苗的诞生之间存在一条隐蔽的制度链条：正是长生生物暴露出的监管漏洞，催生了更严格也更灵活的法律框架，而这个框架恰好为应对下一次危机提供了制度准备。

　　| 维度 | 长生生物 | 科兴 | 北京生物 |
　　| ------------ | ---------- | -------------------------- | -------------------- |
　　| 2019年状态 | 已破产退市 | 停牌、内斗、生产中断 | 正常运营，研发储备 |
　　| 疫情响应能力 | 不存在 | 有技术，资源匮乏，治理瘫痪 | 完整组织，资源充足 |
　　| 研发启动 | — | 2020.1.28立项 | 2020.1.19部署 |
　　| 上市时间 | — | 2021.2附条件上市 | 2020.12.30附条件上市 |
　　| 2021年利润 | — | 约145亿美元 | 未单独披露 |
　　| 最终结局 | 破产 | 巨额利润与治理失效并存 | 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

　　新冠疫情是对2018—2019年那场行业震荡的一次“压力测试”。长生生物的覆灭清除了一个系统性造假的毒瘤，但也留下了供应缺口；科兴带着未愈合的内斗创伤进入疫情，虽然凭借技术能力和“以疫苗换临床”的非常规策略抓住了机会，但治理结构的深层问题始终未解；北京生物则凭借体制优势和百年积淀，成为唯一能够“完整响应”的力量。三家公司的疫情轨迹，本质上是2018—2019年那场危机所塑造的制度遗产——监管收紧、行业出清、治理分化——在极端情境下的集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