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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鸡”的悬念 ...

  •   比起语文课来,算术课有时显得更轻松一些。课本上的简单的加减法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从来没让学生为过难,应用题也永远是:红旗生产队种小麦20亩,种水稻25亩,问一共种了多少亩粮食?当时谁也没想过一块地上又种小麦又种水稻是不是合适。要不就是:红星公社养了18头猪,养了30只鸡,和10只鸭子,问一共养了多少家禽家畜?一个公社只养这么几只也不知到年底够不够杀了吃的?等学到了乘法的时候,数学应用题就千篇一律地变成了:红卫公社今年种的水稻行距10厘米,株距3厘米,一平方米种了多少棵水稻?这个题我老是算不出,就是现在也还不大闹得清。有的题就简单多了:生产队一亩田打80斤粮食,10亩田打多少斤粮食?
      似乎数学对广大农村社员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知识,于是,学校专门请来郊区农村的老社员来给学生上课,让“工农兵进学堂”落到实处。
      有次我们班上请来一位穿着大厚棉袄的老爷爷,邢老师说:这位农民老爷爷是来给同学们上忆苦思甜的课,并且还要教大家怎样做算术应用题。大家都很兴奋,班上变得非常静,四十几双眼睛盯着老爷爷。老爷爷穿了件半旧的厚实的黑布老棉袄,戴了顶深蓝色布帽,好像还围了一条旧毛线围巾,手里提着个退了色的兰花布兜。他老人家长着黑褐色的脸和花白胡子,看样子有六七十岁开外,一看就是个慈祥的贫下中农。
      老爷爷进了教室,邢老师请他坐到了讲台前的一张椅子上,自己站在了一边静候着。他坐下呆呆地朝着班上那么多的娃娃看看,然后张开嘴匝吧了几下,但没开口,邢老师一旁连忙又介绍一遍说:“同学们,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红星公社的贫下中农张大爷,他今天给同学们忆苦思甜,还带来了他在旧社会时吃的干粮,大家可以尝一尝。”张大爷这才想起来,忙从布口袋里掏出两块土黄色泛着暗绿的窝头:“就是这个,看那,就是这个,旧社会我就是吃这个!”他的河北侉调差点把同学们逗乐了,但大家还是绷着脸没笑出声,都对大爷手上的窝头感起了兴趣。
      老大爷伸着手把窝头往前递着,也不知是要给谁先尝,邢老师说:“有哪位同学愿意尝一尝的可以到前面来。”章文静首先走上去,接着程军,陈小兵,杨建飞也走上去,老大爷高兴起来,连忙用黝黑的手指将窝头掰成小块分给上来的同学。我一看也赶紧跑上去想领一块,可是太晚了,我落了后,前面的同学早就把那两块干粮分完了。我正遗憾地生着闷气,程军还没等回到座位上就一把将那小块窝头塞到嘴里,咬了两口脸上出现了奇怪的表情,腮帮子鼓着,不嚼也不咽。他停在那儿用眼睛看着也正把窝头往嘴里放的杨建飞。正在这时已经回到座位上的章文静突然“啊!”了一声,大家忙去看她,她已经把那口窝头吐在了自己手里,嘴巴下面还粘着些黄绿色的渣。她看到大家都在看她忙红了脸,低下头望着自己手里的那粮食不知道怎么办好。
      这时候同学中有的尝过窝头的也吐了出来,有的吐在了手里,有的直接吐在了地上。程军似乎在显示着自己的勇敢,看到其他同学都吐出来,反倒调动起了嘴巴,嚼吧嚼吧把窝头咽了下去。那些还没来得及放到嘴里的同学就干脆把干粮捏在手里不动了。
      邢老师在旁边没说话,张大爷像是突然高兴了起来,他得意地张开嘴:“大家都尝到啦?我在旧社会就吃这个,我给地主扛大活,就吃这个。这个是用谷糠和野菜做的,掺合点玉米碴子,这就是我的干粮。”大家尝过或者亲眼看到了旧社会的罪恶,都有些兴奋,希望大爷接下来会愤怒地控诉狗地主是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的,能讲点收租院的故事给我们听,可是大爷说完那几句话后就突然又没了词,就连那几句也说得有气无力的,不像是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倒像是在拉家常。同学们觉得不甚过瘾,邢老师赶紧走到大爷身旁朝大家严肃地说:“张大爷给同学们带来了旧社会给地主干活时吃过的粮食,是为了让同学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感谢张大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忆苦思甜课,大家鼓掌表示感谢!”于是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看到章文静这个时候赶紧从书包里抽出一张草稿纸来包了那令人恶心的黄窝头,又使劲地在纸上擦了擦手,然后仰着脸,小眼睛湿湿地望着台上。
      张大爷听到掌声脸上舒展了很多,张着嘴笑了,他想站起身,又没完全站起来,像想起什么似的又重新坐下。掌声之后,邢老师又宣布:下面请张大爷来给大家上一节数学课。
      这可真的难为了这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了,他先是在口袋里摸了很久,摸出一小张皱巴巴的纸摊开了放在膝盖上,然后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同学们,又低头盯着纸上的东西开始上课:“我们大队呢,去年亩产放了卫星:500斤小麦,1000多斤红薯,300多斤倭瓜。。。还有啊,”邢老师在一旁小声地提醒:“我们班是二年级,要两位数字以内的。”“哦!哦!”老大爷像是老教授错入了小学课堂,和蔼而大度地更正:“两位数字,两位数字,就是十几二十几?”邢老师亲切地点点头。老大爷又把纸翻了面在上面找了半天:“我们去年夏天种西红柿,一个大队12户人家,种了8亩,收了二百来斤。。。种了豆角,还有西葫芦。。。收了,也收了不少。。”睿智的老大爷觉出了这题难度还是超出了二年级水平,于是朝邢老师看了看,改变了课题方向:“这样吧,我来出一道二年级的题:我们大队养猪33头,”邢老师钦佩地点点头,张大爷接着说:“养猪咧,是33头,养鸡,有两百来只。。”他慈祥而智慧的眼睛眨了眨:“错了,不说养鸡,还是养猪,33头,我们还养了14头骡子!”邢老师提着的眉毛终于放下,张大爷又小声地自言自语说:“还养了啥来着?”邢老师忘了尊敬,忙打断他的话对全班同学说:“张大爷的生产队去年养了33头猪和14头骡子,那么同学们,张大爷给我们除了一道算术题:生产队去年一共。。。”她故意在这里停了下来,班里有那脑子特好使的已经举起了小手,老师也不忙着点名,把眼睛看着老大爷。大爷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干裂的嘴唇里响亮而清晰地发出了字正腔圆的河北话:“我问问同学,红星生产大队去年一共养了多少牲口呢?”
      邢老师舒畅而轻松地微笑起来,她点了李红军的名字,因为他的手举得最高声音也最洪亮,李红军站起身挺起了小胸脯:“答!红星生产队去年一共养了47头牲口!”老师脸上笑得开了花,露出了少见的那点美丽。同时坐着的张大爷也张开掉了一颗门牙的嘴,他竟没有笑,而是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起来:“47头牲口?我们大队还添了四头小马驹哩,没算进去?”
      如果说贫下中农进课堂给学生带来的提着布袋的老大爷和难吃的窝窝,是给枯燥课堂透进了一股新鲜,但邢老师上的一堂战争故事课则让我对其中一个战争情节感到不解和难忘了好多年。
      我们那时上午语文算术课,下午有时就没什么内容可上,除了能幸运地请到工农兵来让我们受教育,多数时候是劳动,包括大扫除,灭四害,拾粪,和捡废钢铁,如果在冬天这些活动都搞不成的时候,班主任就给同学们讲故事。
      有次,邢老师讲了一个解放战争的故事给大家听。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是否真的对这类故事感兴趣,我当时只记得老想睡觉,耳边充满了老师柔和的声音:“我军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消灭了敌军多少多少万,在什么什么山,我们军公鸡了敌人的碉堡,我军在不断的公鸡中取得胜利。。。最后解放军发起的总公鸡。。。一举击破了敌人的堡垒。。。这次公鸡为整个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沉重的眼皮被那些“公鸡”吵醒了,我开始认真地听起来,才发现原来公鸡在打仗时竟然起着这么重要的作用!对于公鸡我并不陌生,虽然我们住的研究所大院里没有人养鸡,但研究所地处城市边缘,院子外几乎所有的原居民人家都养着鸡,甚至还养着大灰鹅。清晨此起彼落的鸡鸣早就是一天中最早也是最熟悉的声音了。所以当老师故事里反复出现公鸡时,我的还没怎么开窍的大脑里依据着故事的情节开始了想象:在火热的战场上,许多公鸡冲向敌军阵营,它们仰着脖子,红着鸡冠高昂着头“喔喔”地叫着,吓跑了敌人,也鼓舞着士气,公鸡是最勇敢的战士,是胜利的象征!
      对于这个想法虽然在当时也觉得有些奇怪,但不知为什么从没对此向老师或者爸爸求证过,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老师故事的真实性,只是想起来隐约感到公鸡在战场上似乎是不死的战神,想到这点时,又在心里着实地敬仰着它们!于是在上学的路上碰到有住户人家跑出来的大公鸡时,我会对它们的红鸡冠和彩色的大尾巴称羡不已。直到又过了两年,当自己学会了写“攻击”两个字时,才在心里把这个误会悄悄地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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