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第 90 章 官场老麻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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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老麻雀
在询问之前，王灿等人已将这名劳动局局长的个人及相关情况摸排清楚，发现他在任职期间有诸多违法乱纪线索，但出于上级的统一安排，暂未对此类线索展开侦查。
审讯室内。
“在你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身边有没有发现危害国家安全方面的人或事？”王灿直截了当地问。
“应该是没有吧。”稍微停顿一下后，他又继续补充：“但您二位专门来找我，肯定事出有因。你们容我再仔细回想一下......”
“我的家人......亲戚......同事......”黄康亮如同小学生掰手指般细梳着身边人，口中也念念有词。
“没有，我是真没发现，请组织明察，在政治觉悟这方面，我历来立场坚定、头脑清晰的。如有不足的地方，请两位国安的同志明示。”
“是吗？”王灿严肃地直视着黄康亮，只盯得他心里发毛。
王灿等待了近3分钟，见黄康亮一脸茫然地望着自己，于是接着说道：
“远的不说了，2009年4月2日，你在重鑫车贸有限公司2万元交易的那辆卡宴轿车，对了，当时你叫它为泡水车。你使用了4年，2013年5月5日又以正常二手车50万元卖出。这看似正常的交易，你既充分使用了车辆，最后转嫁给别人的时候钱也赚了，这么聪明的操作，是不是过了些？”
“......”
黄康亮脸上掠过一丝惊愕，随即强作镇定：“这都是有合法手续的......”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
国安人员既然能精准地抛出这个细节，说明整个交易链条早已被摸透，所有相关人员必然都已接受过问询。任何辩解在此刻都苍白无力。
“还有，你的爱子于2011至2013年间在西兰国留学期间的花销，数额之巨，远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他当时可是有自己的轿跑的，以你全家的合法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而且，他当时的经济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外某第三方支付的，这些你又如何解释？”
黄康亮听到这，脸逐渐苍白，额头的汗水也开始冒了出来。
“黄局长很热吗？都出汗了。”王灿按响了空调遥控器，淡淡地说：“我帮你把温度调低了一点。”
“谢谢！......哦不......不热！”黄康亮的回答明显地已经乱了方寸。
黄康亮的脑子一片混乱。
他完全不知道该从何交代，更猜不透国安人员究竟掌握了什么，又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
他脑子里像一团乱麻，越想越慌。
但他毕竟在官场沉浮多年，绝非一般人。
最初的慌乱过后，他凭借多年练就的、善于揣摩上意的敏锐，猛地意识到：
国安人员绝不会无的放矢。他们接连点出的这两件事，既是警告，也是在刻意打乱他负隅顽抗的盘算。只是，国安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查到了什么地步？这里绝不能贸然试探，更不能拿自己的前程去赌；可若是全盘交代，这些事又怎会和国安扯上关系？
他强压下恐慌，将全部心神聚焦在这条线上，拼命思索。
不多时，黄康亮的眼神突然猛地一亮，随即那点光亮又迅速黯淡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底的灰败和绝望。
他肩膀一垮，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哑声道：
“我交代……我请求给我一个从宽处理的机会。”
王灿两人没有接话，仍然死死盯着黄康亮。
“我是真没半点想危害国家安全的心思，也确实不知道我身边谁会干这种事、谁是这种人。
就那台卡宴的事，我跟你们说，那是2009年3月份的时候，我用我手里的权力，在咱们市轻毫纺织品加工有限公司裁员那事儿上，帮了他们一把，对方是为了答谢我，才弄了这么个事。
那时候，这家公司想转型，就把公司里的钱抽出来，投去搞房地产了，然后想以公司经营困难为借口，要裁300多号工人，一开始只打算给每个人补3个月工资就当完事。
2009年那个春节，大年初三，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冯青，找到了我，就在咱们市培华酒店的1008包厢里，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跟我说了。
我跟冯青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之前来往也不少。他以前还请我去京都玩过，周末也经常一起打个牌，一年到头，逢年过节的，也会来送点礼。
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说的，这种裁员，得按员工当年的月工资，乘以工作年限，再加上1个月工资当补偿。要是不算经营困难裁员，那就是违法辞退，得按双倍赔，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补偿N+1，赔偿2N那说法。
我当时就跟他说，你放心去办，我尽量帮你想想办法。
完事之后，我就跟负责这事儿的手下打了招呼，让他们在处理员工举报和仲裁的时候，对这家公司多关照关照，手下留情。
后来啊，那300多个员工里，有122个人，跑到我们局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之后又有56个人，向我们局申请了劳动仲裁。
最后呢，这些投诉和仲裁申请，要么被压下去了，要么就调解好了，没闹大。
就这么着，这家公司一下子省了一大笔赔偿款。
冯青为了感谢我，就买了一辆新的卡宴，假装成泡水车，放在了他熟人开的二手车公司里。
我那时候正好打算换新车，就按着他说的，去那家二手车公司把车给提了。
这车我开了4年，后来又想卖，他就用他新成立的房地产公司的名义，花50万给买了回去。
至于这套操作是谁出的主意，冯青后来在一次打麻将的时候，跟我说了，是当时跟我们一桌打牌的贺军。
这个贺军我也认识，在咱们市也算个有头有脸的商人，以前好像搞过房地产和酒店，具体他还做啥，我也不清楚。
我们平时就是经常联系着，喝喝茶、打打牌、聚聚餐，我也不好多问。但我知道，他在咱们市的官商界，人脉挺广的。
当时贺军还推脱，说他没出啥主意，就是提了一嘴，说冯青有台新卡宴，好像因为停的地方没注意，泡了水，能低价卖出去。就这么一句话，冯青立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回打牌，是在郊区的白鹤山庄，人和包厢，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我、冯青、贺军，还有贺军的司机，一共4个人。”
说到这，黄康亮将低下的头，缓缓抬了起来。
当他目光接触到两名警察的时候，眼神里闪过一丝躲闪，又迅速黯淡下去，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平复心底的慌乱，也像是在斟酌接下来该如何开口。
沉默了片刻，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语气里多了几分无奈，缓缓开口，绕开了方才的牌局，转而说道：“再说说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2010年的时候，儿子在省会白云市的天正中学读高三。之前，我和他妈妈工作都忙，顾不上陪他，也没好好督促他学习，导致他成绩一直不怎么样，按他班主任的说法，能不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还真不好说。
从6月份开始，我老婆就跟我商量，说不行就多花点钱，送他去国外读个大学，拿个海外文凭，也算是条出路。
那时候，我和我老婆靠一些投资，赚了点钱，打听了一下出国留学的事儿，心想应该能承受得起，问题不大。
那段时间，我到处打听留学的事，这事也就传到了我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和朋友耳朵里。
9月份，孩子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我老婆，还有市劳动纠察大队的队长梁敬意，以及他爱人，一起去咱们市郊区的德云山庄放松放松。
我们每家包了一间房，周五下班就出发，周六下午就回来了。
周六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两家正好碰到了贺军，我们五个人都挺熟的，就聊了几句，才知道他上午刚到没多久。
至于他一个人过来陪谁，我们也没好意思问，也没太留意。聊到下午干啥，贺军说他有空，我们就约着下午一起打麻将。
可到了下午两点半的时候，梁敬意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急事，他和他爱人得提前走，这么一来，打麻将就少了个人，凑不齐了。
我随后就给贺军打了电话，把这事跟他说了。
挂电话的时候，贺军说有事要找我，我就跟他约在了山庄里一个独立的茶间。
在茶间里，贺军就问起我儿子想出国留学的事。
那时候我正愁这事没门路、没人脉，他就说他能帮着想想办法，还推荐我儿子去西兰国的一所大学。
我当时特别激动，还说事后要重重地感谢他，拜托他尽快给我个准信。
之后，我和我老婆回到家，特意查了查贺军推荐的那所学校，发现这学校的学历，咱们国家是承认的，每年的学费，我和我老婆也能承受。
过了大概半个月吧，贺军又联系我，给我推荐了省卓越培训服务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叫李双才。
我跟李双才谈了好几次，后来我给了他2万块钱答谢费，我儿子出国留学那事儿，就这么办成了。”
说到这，黄康亮便没有再继续往下说，他在等，等面前的警察的反应，或者说是给他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也在试探，试探王灿两人对他的事情还知道多少。
他可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会被一两句吓唬就方寸大乱，把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
多年的宦海沉浮让他早已深谙一个道理：言多必失。每一句话在说出来之前，都必须先掂量清楚其分量和可能引发的后果。
他现在抛出的这些，只不过是顺着刚才警察抛出的线索有限度地回应，他想看看对方究竟掌握了多少底牌，从而决定自己下一步进退定调。
而对于黄康亮陈述中的“一些投资赚了点钱”及他儿子在国外的高额消费情况，王灿并未在此过多追问。
眼下，这类经济来源问题的线索并非本次讯问的核心指向，且刚才抛出去的线索，他们已经调查的较为清楚。而至于案中其他的经济类线索，只需记录在案即可。
至于后续是否要移交给相关单位或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待结束后，由上级统一研判定夺。
王灿见黄康亮没有继续往下说的意思，也明白他的意图，这类见利忘义的官场老油条都有个通病，总把官阶和智商划等号，位置坐得越高，就越是迷之自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他们早就把集体的智慧和组织的培养抛诸脑后，沉浸在刚愎的独角戏里，对自己能力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陶醉于一种高人一等的错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