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第 85 章 遇见贺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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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贺军
1999年12月3日，在教育局门口，我和母亲被派出所的给抓了起来，说我们是寻恤滋事。
在派出所里，一名警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我这个事不管到了哪里也解决不了，让我死了这条心。
他伙同另一人对我进行了殴打，还将我和母亲拘留了5日，罚款2000元。罚款是我父亲过来交的。
回到家后我才得知，我和母亲被拘留的第三天，上面检查单位来了几拨，对我家捕捞船和船上设备进行了检查，说是船上发动机漏油对水环境有影响，渔具使用不合格，共罚款了5000元。
全村就只检查了我家也只罚了我家，全村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些事发生后，我父母都怕了，死活不让我再去寻求退还这两万元的事了。
为了让父母安心，我留在家里陪父亲一起出海捕鱼。
也就是那年的7月，我不小心......犯了罪......”
说到此处，沈成名的声音猛地顿住，原本紧绷的肩膀瞬间垮了下去，眼神倏地黯淡下来，像被抽走了所有光亮，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
那双手布满了常年出海捕鱼留下的老茧和伤痕，此刻却微微颤抖着。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一般发不出声。就那样沉默了许久，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而压抑，周身裹着化不开的愧疚与悔恨，连对面两人都能感受到他骨子里的煎熬。
“干了大概两年后，一天，父亲突然告诉我：他当年救过的一个渔民兄弟现在发了财，听说我中专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特意给安排了个在某企业上班的机会，这个上班地点就在大留市。
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是父亲花了八千多块钱，通过一个介绍人那里买来的，只是，这次他还是被骗了。
四月初一，我按照父亲给的电话号码和那名我称呼为田叔的人取得了联系，电话里我特意询问他是否知道我有犯罪史，他声称知道，且保证这个不会影响到我在大留市的工作。
当月，按照和他的约定，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大留市。
下了火车后，我在火车站出口处用公用电话联系了田叔。他指引我找到附近巷子里停着的一辆五菱宏光面包车。
上车时，发现车里已经坐着两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青年。等到车上陆续坐满七个人后，司机便发动车子，将我们带到了新鑫佳人力资源公司。
到了这家公司，一位高个子男人要我们交出身份证并各缴600元培训费。我问这个男人我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他没有明说，我当时兜里只有400元，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就选择了退出。
至于父母那边，这事我没有给他们说，而父亲给田叔的那八千元钱，我相信我以后能够要的回来。
从这家公司出来，已经是下午16时。
我对大留市不熟悉，就在街上到处寻找招工信息，不久天就黑了下来。
我找了一座天桥下干净点的地方准备过夜，迷迷糊糊中被人叫醒，这才发现是三名警察。其中一名40来岁的警察盘问我身份信息，我将身份证给了他们。另一名警察说我没有办理暂住证，罚款50元，我没办法只有交了罚款，他们拿了钱就走了，只还给了我身份证。现在想想......”
沈成名轻哼了几声，语气里满是轻蔑和嘲弄。
“当晚，我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事情做，要不，这样下去我顶不了几天。
第二天中午，我蹲在民富建筑工地门口，攥着兜里仅剩的钱，四处张望找活干。
这时，一名包工头叼着烟出门买烟，瞥见了蹲在路边的我，停下脚步朝我喊了一声。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直接抛出了条件：让我在他手下做苦力，主要就是卸瓷砖、扛水泥、搬玻璃，苦活累活全归我，管吃管住，工资月结，但他要从我的工资里抽走百分之二十，算是 “介绍费”。
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就这样在工地上干了五个月，吃住都在工地。
可工资却一直拖着没发，工友们都说这很正常，有的甚至说最迟的要按年结算。
我也只好认了，至少在这里还有个栖身之处，能吃上口热饭。虽说那时的食宿条件，跟我后来的日子比起来，简直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
当月末，一名来自经文市的工友因为操作失误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在下落过程中砸倒了另一名工友，共造成两人死亡。
事情发生后，负责我们的那位刘姓包工头听到消息就跑路了，死者善后的事情被开发商给接管了。
两名死者最后是如何赔偿的，我不清楚，但我们二十几个在这个包工头手下做事的工资却没了着落，其中时间最长的被拖欠9个月，大伙一统计共有189000元。
我们找开发商要，但开发商给出的收据显示，所有账款每月都已结清，至于我们的那份工资全部被刘姓包工头给卷走了，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是一分一角靠出卖苦力应得的啊！
当时我们一起合计，想到了向派出所报警，警察过来后告诉我们应当找劳动局。
我们又来到劳动局，执法大队的一名李姓队长在接待室会见了我们。
他的意思很明确：包工头跑了，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事情很多，追逃的事情他们不负责，叫我们去人民法院告。
我们一起又转去了法院，法院工作人员说要首先确定我们的劳务关系，这个事情应该找劳动局仲裁什么的。
总之，我们来回跑了不下10趟，没一个部门愿意帮助我们。
最后不得已，我们找到了市政府□□接待处，可结果又是等，至于等多久，没人告诉我们。
大伙儿受不了这样的折腾，最后选择在市政府门口静坐，结果几个工友有些冲动，与警察发生了口角被关押了起来，其余的工友见状，也都各自放弃了，最后都散了。
当时的我，身上仅有187元6角，我不想回家让父母看到我落魄的样子。我还年轻，我还有手和脚，身体健全，我还能干苦力，只要能赚钱，我什么苦都能吃。
就这样，我在这座城市到处寻找着下一次工作的机会，一天两个馒头只需要花费我一块钱。
之后的一年里，我捡过垃圾、爬过楼，做过洗碗工、饭馆服务员，但这都是临时性的，直到我遇见了贺总——贺军。
2003年11月6日，大概晚上9点多的时候，4个小混混将我堵在马路边，他们的意思是观察我很久了，想从我这个外地人手上拿些钱花花。
他们4人手上都有武器，其中领头的那个黄毛还亮出了三菱尖刀，这种尖刀我认识，是乡里专门用来杀猪的，一刀下去，血就会顺着刀上的三个血槽往外冒。
我原本想着与他们拼了，4个小混混我还是有能力将他们打趴下的，但考虑到赔钱坐牢，又觉得不值得。
我佯装掏钱，用头硬磕其中一人鼻子，并从此人身侧跑了出去。
我听到那人惨叫了一声，之后是“废了他！”的咆哮，我没有回头，只顾跑路，结果在路过一处马路转弯的地方，被一辆轿车给撞了上来。
这次撞的很重，我飞了起来，重重地落在了地上。背上和手上无比的疼痛，但我意识很清醒，倒在地上假装晕死过去。
轿车急刹停了下来，之后下来一个人用手推了推我，我还听到他对着追我的那4个混混大喝了一声：
“干什么的？”然后就听到杂乱的脚步声越走越远。
等此人将手放到我脖颈处并用手指按压下来的时候，我才睁开了眼睛，借着车灯射过来的侧光，我才看清这个男人近40岁左右，身材匀称，留着短发，脸上轮廓分明，穿着黑色西装，就是大家常说的成功人士样子。
我说了声“没事”，就想努力站起来，但感觉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他搭了把手扶起我。
“小兄弟哪里受伤了？我带你去医院看看？”男人等我站稳这才松开了手，试探性地询问我伤势。
“我没事，你车子......我暂时没钱......”我低着头说出了这么一句。
男人显然是有点蒙，回过味来才呵呵笑了两声，表示车子是物品，破了废了怎么都比不上人重要。
见我真没事，他就问我要去哪里，他可以搭我一程。
我想当时他肯定是发觉到有人在追赶我，也是出于好心，这才有这么一说。
我又想，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也确实不安全，也就同意坐他的车稍微走远点。
我上了他的小车，车里原先就他一个人。
开过几条街后，我就要求下车，他也没有拦我。
下车后，他从钱包里拿出了5百元钱塞给我，说如果有病痛就打他电话，并将一张名片给了我，我这才知道这个男人叫贺军，而名片上只印有姓名和电话号码。
我以为我与贺军也只是萍水相逢、一面之缘而已，却不知在一个月后的又一次遇见，让我决定从此跟随着他。
那次与轿车碰撞，当时感觉自己没什么事，坐了公交车到了郊区一处偏僻的废弃屋住了一晚，这个地方我曾经多次住过，很是熟悉。
夜深时分，我被一阵剧痛惊醒，发现右手上臂已经肿起，稍一触碰便疼痛难忍。就这样，我在疼痛中煎熬了一整夜。
我意识到可能是骨折了，如果拖延不治，恐怕会落下残疾，于是上午在附近找了一家小诊所。
医生检查后告诉我，这种情况需要去专业医院拍片才能确诊，而且不能耽搁。
可我手头拮据，便问他有没有更便宜的治疗办法。
医生无奈，只好先用绷带和木板帮我固定了手臂，又开了几副消炎药和中药，让我暂时缓解症状。
至于上班，我是去不成了，一是身上的伤，二是那几个小混混混迹于附近。
当时，我没想过要找贺总，毕竟是我自己乱跑才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能怪他。
可事情就是这么巧，我还记得那天是12月14日的上午，天空阴沉沉的，我出门买米，在返回的路上，又一次遇见了贺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