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母性特征的显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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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在生育后成为了生理上的母亲，但社会性别中的母亲形象则由他者的凝视规训而成。
曹禺擅于书写家庭题材，基于自身经历的幼年生活、婚姻爱情塑造出了多元而鲜明的典型母亲形象。
《北京人》中出现了多位母亲，这些母亲从生理和精神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母亲形象。
第一种是扭曲的生理母亲，恶妇人思懿和反叛者瑞贞具有明显的反母性特征；
第二种是拟制的精神母亲，悲情女子愫芳则与曾家形成了近于母子的精神关系，具有明显的母性特征，成为了拟制的理想的精神母亲。
关键词：《北京人》 母亲形象他者
生在新旧交界时代的曹禺，敏锐地感知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正如曹禺所说: “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和父权的压迫”，“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我愿用最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1）。
在曹禺笔下，女性不再是空洞的符号，不再简单地划分为“天使”与“妖妇”，而是正视女□□望和主体性，不遗余力地描写女性身上同时存在的善与恶。
剧作中的母亲形象不再是神龛里的神，母性特征也不仅仅出现在生理母亲上，也塑造出拟制的精神母亲。
一．曹禺与母亲形象
曹禺擅于书写复杂的母亲形象。
不仅刻画了一群饱受社会礼教压迫的苦难母亲形象，还刻画了一群被社会异化的封建恶母形象，更在两者的基础上，刻画了一群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母亲形象，共同构成了一幅形象生动且内蕴丰富的女性人物谱系图。（2）
在《北京人》中多元而鲜明的母亲形象源于主体性和母性特征的拉扯。
女性天然具有生育能力，与孩子构成特殊社会关系，生育使女性在生理上成为母亲；但在父权制下的生育，更多地指向由社会要素组成社会制度，女性被赋予了母亲的职责。
母性特征由社会定义，血缘母亲与精神母亲并不完全重合，女性在主体性和母性特征间摇摆，成为母亲并不是女性的必然选择，不是生理母亲亦可成为拟制的精神母亲。
为人子，曹禺有一位生理母亲和一位爱怜他的继母（即拟制的精神母亲），然生母早逝，他由继母、奶妈、姐姐等女性抚养长大。
“母亲到底是怎样的形象”这一问题困扰了曹禺一生。曹禺自己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3）。
田本相在《曹禺传》写道“直到他自己成为七十老人，一提到生身母亲仍然是无限怀念和伤痛。生母的死，是造成他童年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
他用创作刻画出想象的母亲形象，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亦可看作他内心苦闷的投射。
“通过把我们那根源于必死性的心理不安全感的层面投射到我们所认为的男人与女人互补的特点上，我们能把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必死性的责任投射到别人身上。（4）”
二．扭曲的生理母亲
田本相曾在《苦闷的灵魂》中写道：“不懂得曹禺的婚恋就很难深入曹禺的戏剧世界。（5）”
《北京人》中的母亲形象同样受到曹禺婚姻爱情影响，成为丈夫的曹禺，对女性有了不同以往的期待，他需要“妻子”，母性特征明显的“妻子”。
作为一个“诗人”，曹禺是现代的，有着足够的浪漫情怀；但作为一个丈夫他更多地被传统理念所支配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照顾自己生活起居的传统意义上的“妻子”（6）。
做“诗人”的曹禺和做丈夫的曹禺在摇摆，恶妇人思懿和反叛者瑞贞也摇摆在母性特征和主体性之间，她们作为生理母亲呈现出了扭曲生命状态。
（一）反叛者瑞贞
瑞贞身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反叛者，她反叛了母性特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她的规训，但与曹禺前期作品中的繁漪、陈白露、花金子不同。
她的反叛是沉静而决绝的，哪怕怀孕已经使她成了一个生理母亲，腹中的胎儿并不能阻挡已觉醒的她冲破樊笼的决心。
1938年以前的曹禺受“个性独立”“妇女解放”的五四精神和西方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影响颇深。
向往强调主体性的女性，追求第一任妻子郑秀，书写了一大批如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充满生命力的新女性形象。
在个体感性的驱动下她们追求着生命的本真意义她们不需要“他者”的肯定而是自我肯定（7），她们强烈的的主体性不为母性特征让步。
1940年创作《北京人》时，曹禺逐渐进入了戏剧创作生命的沉静期，他笔下出现了从封建家庭中成功出走的人物，即《北京人》中的曾瑞贞与愫方（8）。
瑞贞出身与曾家相似的封建大家庭，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便被推着送进了曾家，应“他者”的目光与期待勉强做一个柔顺的媳妇，接下来还要做一个慈爱的母亲，但她曾受过新式的教育，叛逆的种子根植于心底不曾被磨灭。
她读书，读新书，交朋友，交新朋友，在日复一日的磋磨中沉默，在朋友的支持下坚定了出走的信念。
瑞贞不是全然不愿做母亲的，她看见愫芳做的小孩衣裳也是发自内心的欢喜，那是兽的母性，本能的母性。
中国传统文化按照男性需求所定做的理想母亲，剥夺了母亲的主体性，消除母亲作为人的各种现实需求，无限扩大母亲的养育、奉献、牺牲，把母亲推向了圣坛，从而消除男性对母亲的“负债”心理。（9）
瑞贞不愿糊糊涂涂地做曾家里的一个母亲，不愿再有更小的生命诞生于樊笼中，不愿为曾家这个腐朽的封建大家庭延续血脉。
瑞贞作为曾家的下位者，她没有办法与曾皓、思懿抗争，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天然就有对自己的身体有处置权，她要堕胎，不做这个母亲，不让曾家媳妇的身份完完全全地拘束住她。
袁家父女带着远古北京人的生命力像一束光照进幽暗的曾家，瑞贞彻彻底底地醒来了，不能教母亲的身份湮没了她的主体性，她要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反叛者。
（二）恶妇人思懿
思懿是个可悲的恶妇人，曹禺的态度是憎恶鄙夷的，但不曾想封闭腐朽的樊笼不仅把男人养得孱弱如阉鸡，还会把女人逼成阁楼上的疯女人。
1938年以后国家进入抗战相持阶段，曹禺与郑秀感情破裂，国事与家事的双重诱因导致了曹禺女性审美的转向，曹禺的理想女性从“反传统”主体性明确的新女性转变为以愫芳为代表富有母性特征的女性。
第一任妻子郑秀曾是被讴歌的繁漪，在《北京人》中变成了恶妇人的思懿。
如果说曾家这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是个没有希望亮光的地狱，那么，阴狠歹毒而又胆小虚伪的曾思懿就是地狱中虐待囚犯的狱卒（10）。
思懿出身与曾家门当户对的书香门第，教她的都是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他者”的目光刻进了她的骨子里，她仍然信奉“以夫为天”，立志要做一个贤良的妇人。
但她自认为颇有才干，怨自己是个女人，只能自我圈禁在棺材一样的曾家，对于自我价值认知的矛盾让她变得扭曲，全然背离了传统审美中理想的母亲形象，成为了恶妇人。
思懿是一个女性施虐者，更是拥护父权制的伥鬼，是封建礼教制度扭曲了焦母和曾思懿的性格，但是她们却把这种痛苦持续传递给了同她们一样深受畸形社会文化毒害的弱势者（11）。
无爱的丈夫令她窒息，她不知道被爱的滋味，自我欺骗式地维持表面“谦和、孝顺、仁爱”，哺育子女的不是香甜的乳汁而是一碗碗苦涩的参汤和安胎药。
她生下了曾霆，但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儿子，她对儿子的爱是专制的极端的，这种爱令曾霆恐惧她乃至疏远她。
母性特征早已被这个吃人的“家”磨灭，曾家也早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再怀孕也不过是再一次成为扭曲的生理母亲，生下又一个小可怜虫延续这苟延残喘的曾家。
三．拟制的精神母亲
对曹禺来说，生母已逝，只能像虚无的影子一样盘旋在他的脑海中，是继母真真切切地爱怜他抚养他，承担了母亲的责任。
曹禺对母亲形象的理解投射到了《北京人》中，呈现出来的便是生理母亲已然扭曲，他理想的母亲形象落到了拟制的精神母亲愫芳身上。
她们虽然与曾家不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她们的顺从但坚韧的爱、无私付出之类的母性特征使她在精神上近似于母亲，成为了拟制的母亲。
哀静的愫芳是曹禺在《北京人》中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寄人篱下的她从物质到精神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曾家的每一个人。
照料垂老的曾老太爷，陪伴懦弱的曾文清，服侍苛刻的思懿，关爱苦闷的瑞贞，做了一切“他者”所要求媳妇、母亲应做的，成了曾家的精神母亲。
她哀静像秋天的病梅，忍耐曾家对她主体性的绞杀，树已落尽了叶子但孕育着严冬的花蕾，她的静不是失声的菩萨塑像，而是聆听的母亲觉醒的天使，她听见文清的苦恼、瑞贞的成长。
愫芳表现出来的母亲形象，符合一切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他者”占据了核心位置而“自我”则隐匿不见了。
她们每时每刻都在压抑着“自我”的欲求，而全身心地考虑着“他者”的利益（12），是传统审美中无私的母亲。
但愫芳的母性不是社会性规训出来的，她心里充满了爱，她的爱倾注在文清、瑞贞身上，将快乐寄托在他们身上。
“看见人家快乐，你不也快乐么？”是愫芳的自白，她是因为爱而无私，是因为爱而忍耐。
愫方看似被封建家庭所禁锢，但实际上是具有高度生命自决权的女性形象。她爱只是因为她愿爱，她留在曾家也只是因为她深深爱着曾文清。（13）
愫芳愿意为了他遵守“他者”的规训，压制自己的主体性，但并不将“他者”的规训强加于人，所以她是那么真切地期待瑞贞的孩子，做了那么多精巧的小衣裳，但支持瑞贞的一切决定，支持她堕胎出走。
当她彻底对文清失望，她便离开了曾家，离开了传统世界的规训。
作者有话说
第8章 母性特征的显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