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丽的风俗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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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受戒》——清丽的风俗画
汪曾祺凭借《受戒》以六十岁的高龄走进大众视野，可称为是大器晚成，他的小说在排山倒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独树一帜，他有意淡化了时代背景，写了些“闲花野草”发表在地方刊物上。
“闲花野草”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汪曾祺的生命力并没有在经历了十年□□以及之后的两年压抑生活中被消磨，而在“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下蓬勃地迸发出来。
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发表，只是纯然地抒发，他强调写《受戒》是一种“感情需要”，想来就像是在经历了极端的压抑之后给自己送上一份小巧的礼物。
庵赵庄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不说乡民，甚至连荸荠庵里的和尚也没什么戒律束缚，与寻常人家一般当家、吃肉、嫁娶地过日子。
明海愚钝得可爱，英子则明快俊秀，是田野里长出来的自由的儿女。
他们正值青少年，又是在生命里最明媚灿烂的时候，他们青涩朦胧的爱恋也像吐着柔亮的紫灰色穗的芦花一样美丽，不被规训。是那么美好，那么诗意，那么健康，汪曾祺通过青春的他们写出了人性的解放。
现在常评价汪曾祺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在当时这是近于实验性的，像“闲花野草”一般旁逸斜出。在《受戒》中故事情节所占篇幅并不大，可以说是去情节化的，大片的都是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细致的描写，小小的人物行走其中，就像是一幅清丽的风俗画。
他钟情于描画生活的细节，发掘生活的诗意与可爱。《受戒》是一篇回忆，“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他一提笔，便是充满生活气息的菩提庵，整齐干净的英子家，质朴勤劳的劳动人民，那故乡的高邮跃然纸上。
在写作这篇小说期间他正在编纂其恩师沈从文的小说集，系统地重读其恩师沈从文的作品为《受戒》打下人文主义的烙印。不难看出他的《受戒》与沈的《边城》一脉相承，都是写一个在美好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发生的故事，只是他的故事比起老师的忧郁更显开朗。
《受戒》里没有愁云惨雾，只有天高云淡风清气朗，悠悠地传来一支乡间小调。汪曾祺在浮躁的社会里送来一缕清风，一枝野花，一幅清丽的风俗画。
二.散文《昆明的雨——昆明忆旧之三》——“犹怜草木青”
初读汪曾祺，是在课本里遇见的这篇散文，从前最爱情节跌宕扣人心弦的小说，片面地觉得散文不过是文人抒怀，既无趣又与我无关。
但在课本一众艰深的文章里它是一片浓绿的丰腴的仙人掌，叫我心生欢喜。
这篇散文是那么有趣，里面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缓缓描画出雨季的昆明。
再看介绍，作者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只觉奇怪，印象里的士大夫是遥远的，好像惯常里还带着些尖刻，这文章里却分明是那么普通。
那段时间，专门去找了大量汪曾祺的文章来看，才明白他原来是将文人的意趣融入平淡的生活，让生活变得恬淡而有味，让诗意温柔可感。
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将生活转化为艺术，应是如此。
门头的仙人掌、鲜美的菌子、又大又甜的杨梅、浓香的缅桂花、一大架子木香花。
《昆明的雨》里意象多而杂，要将这些安排妥当，做到形散神不散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水磨工夫，他在记忆里俯拾这样细致的琐碎，构成了昆明雨季湿润但清爽的印象。
“这个世界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他的字里行间，尽是温暖，我想他一定花了很长的时间观察生活、感受生活、享受生活，驻足细看叶的舒展、花的绽放，他对生活的爱几乎溢出来。
单看文字，他似乎是个天生的乐观派，传递着他感受到的美好与诗意，构建了充满生活气息的乌托邦。
他是个才子，在文章里却少见傲气，注意力似乎也不是很集中，上学的时候会逃课，有的课分数很高，有的也惨不忍睹。
在小说里多有闲笔，在散文里早年弗吉尼亚·伍尔芙意识流作品对他的影响更为明显地表露出来，尽由心走，无拘无束，像孩童一样天真烂漫地边走边看。
汪曾祺曾表示，“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
幼年丧母，青年在动荡的二战中度过，中年又遇文/革，近于暮年才重登文坛。
他一生命途多舛，对苦难的书写却极其克制，“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1）这句诗浮现在我脑海里，他用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的伤痕。
他不太抱怨，不大悲伤，宽容地迎接无常的命运，在流水的生活中捡起晶亮的碎片细细端详，慢慢打磨，然后将带着体温的“宝贝”递给我们。
三.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戴着镣铐舞蹈
《沙家浜》是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是北京京剧团根据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现代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成的革命现代京剧剧目。
在那个政治高度敏感、社会高度紧张的年代，京剧原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被抛弃，为了表现新生事物和宣传国家政策，要求将现代革命内容与传统京剧结合，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成了文艺工作者的工作重心。
对于创作者而言各方面的限制都极大，时间很赶要求很高，像带着镣铐舞蹈，领导层又密切关注，每一次的修改在主要编剧汪曾祺眼里几乎算是“应对称旨”。
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以汪曾祺为首的创作者们仍然塑造出了一位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的角色——阿庆嫂，她能说会道、机智勇敢、圆通泼辣，在一众“高、大、全”“红、光、亮”的扁平化英雄中脱颖而出，留在了一代人的心中。
阿庆嫂最著名的唱段莫过于《智斗》，周旋于阴险奸诈的刁德一和伪善愚蠢的胡传魁之间，她沉着冷静应对有度，一问一答间滴水不漏，又成功套出敌人的信息。
这场戏在最初版本的阿庆嫂、刁德一两人对峙中，加入了不明所以且愚蠢的胡传魁，三人轮唱，既有表面来回又有内心剖白，将暗流涌动的心理战精彩地表现了出来。
刁德一旁敲侧击含沙射影，阿庆嫂用一段五言流水地顶了回去，以人走茶凉的“炼话”使戏剧达到了高潮。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与原本的沪剧散文相比，这段五言押韵唱词更为练达且富有趣味性，“七星”“三江”“十六方”“嘴一张”一串的数字构成妙语连珠，写出了阿庆嫂的能说会道、热情周到。最后的“人一走，茶就凉”将前面的天花乱坠收束，化整为零干净利落，再一句“有什么周详不周详”软中带硬让刁德一哑口无言。
改编戏剧，需要深厚的文学基础和戏曲基础，得益于幼年的家学以及身边好友，汪曾祺能吹能唱，能实践。
京剧在清代中叶的花雅之争中胜出，得益于其民间艺术野蛮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通俗易懂因而传播广泛。
但同时也为传统京剧带来了语言较为浅显的特点，汪曾祺在不改变叙述性的前提下有意地提高了文学性，而且保留了京剧独有的魅力。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清丽的风俗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