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声如叙》岑昱

253、第 253 章 《战火中的

　　《战火中的维里迪亚》后记
　　黎叙闻

　　三周后，我们从维里迪亚离开，踏上了归途。

　　我把护照递给一个海关工作人员，那是个美丽的维里迪亚女人，留着精干短发，手上涂着粉红色指甲油。

　　“你在这里呆了很久，”她看着我的入境章说：“还有回来的打算吗？”

　　我微笑着回答：“也许。”

　　“希望你回来，”她在我护照上拓下印章：“我们本应该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维里迪亚给予了我很多，至少在我这里，它不需要做得更好了。

　　我在这里经历了比之前更复杂的生活，接触到了我原本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的人。维里迪亚是美丽而热情的，即使被战争荼毒也不会改变这一点。

　　它让我明白我们可以深爱某个人，而不用承担他的罪孽，也可以深爱某个地方，但依旧远赴山海。

　　我以为我会铭记这里的一切，然而事实上，从我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它们便开始在我脑海里飞速地褪色。

　　我再也听不到远处的枪炮声，不需要随时放下泡面拿起相机，跑出去寻找爆炸后的黑烟，不再需要因为恐惧而时时检查自己的记者证。

　　停战协议重新变成了稿件里的一行字，而不是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变化，那些我天天挂在嘴边的大人物，也成了电视里的一张图像。

　　维里迪亚像一阵潮水，从我的生活里褪去了，但它把许多珍贵的宝物留在了沙滩上。

　　被战争蹂躏的城市褪色成了背景布，而那些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却因为这块褪色的背景而愈加凸显。

　　后来我去采访了自杀式爆炸的婚礼现场，那里已经被打扫干净，只有地上的血迹还没有洗清。

　　一个自由军军官告诉我：“我总觉得我见过凶手，记不清了，好像在医院。他眼睛特别亮。”

　　“爆炸那天他看见我打胰岛素，还找了一瓶苏打水给我，”军官说：“让我注意血糖。”

　　几天后，这篇报道夹在萨科专题里一起登上《纽约时报》，然而当时瓦尔纳难民营濒临解散，两军和谈如火如荼，它没有引起任何关注。

　　有时候我会想，我拍的照片、写的报道，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因为很多被固定下来的瞬间放到报纸上，网站上，似乎还比不上网页广告有趣。

　　伊诺在雷区捡回了他的爸爸，不知道是谁捡回了他。

　　这件事我在集体默哀仪式中告诉了马克。

　　我没能遵守跟他的约定，没有给这个潜力无限的孩子一个应得的未来。比起我欠他的那杯世界上最贵的红茶，这更让我愧疚。

　　这个红头发的无国界医生，将是我余生必须面对的道德拷问和职业准绳。

　　我在萨科遗失的不止这两位好友。

　　我最亲爱的邻居和姐妹，苏西和她可爱的小女儿梅尔，萨科大撤离后我曾在翡翠城全力寻找过她们，想再见她们一面，然而除了她们顺利上了车的消息之外，我没有打听到任何。

　　我不会放弃寻找，我想我们总有一天还会再见。

　　萨科撤离的专题里，除了苏西的故事，我还给守城将领索尔·麦伦和副官阿蒙·李斯特留出了惊人的篇幅。外界据此猜测我与政府军有染。我没有辩解。

　　索尔·麦伦不是圣人，但他的英勇献身，使惠及八万余人的大撤离成为可能。一座城市陷落时，有些东西应当被铭记，比如索尔·麦伦上校对萨科这片土地的热爱，和阿蒙·李斯特无与伦比的忠诚。

　　世界上有一些人是这样生活的，家人四散各地，朋友各奔东西，为了自己的生命或是信仰，他们每一天都要做出各种简单而渺小的选择。

　　正是这些选择，这些杯水车薪的闪光，让残酷战争不至于成为灭顶之灾，它们足以抗衡永无止尽的明天。

　　我的工作是中立地捕捉这一切，但在某些时候，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关于这一点，我无法不愧疚，更无法给出一个漂亮的解答。

　　从维里迪亚离开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国，而是在A国短暂停留。

　　经过很长时间的询问和比对，我终于找到了山姆·西尔塔女友的家。

　　她是个温柔的姑娘，我找到她时，她正在主持退伍军人互助会。我看见八个男人围坐成一圈，其中一个在痛哭流涕地说着什么。

　　而她坐在中间，认真而怜悯地倾听。

　　山姆·西尔塔对她最后的印象，是自己因非法入侵被捕时她柔弱的退却。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离开的这几年里，他软弱的女友——安妮·西尔塔——亲手筹建了一所帮助退伍士兵的老兵之家。

　　我问起她的姓氏，她很自然地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叫山姆·西尔塔。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过几次不得不传达别人的死讯的时刻，这种时候我总会痛恨自己，这次更不例外。但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将山姆的抚恤金亲手交到安妮的手上。

　　出乎我的意料，安妮并没有哭。

　　“其实我想到了。”她说。

　　她深爱着山姆。所以在他刚离开的那几个月里，安妮一直在思考，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她放弃了自己原本的经济学学位，投身到战后创伤的研究中，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得益于她的坚韧和奉献，上百位退伍军人从战后创伤中痊愈，回归了正常生活。

　　她甚至在家里装修了一间隔音屋。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一直等着他，但好像又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她说。

　　安妮接受了那些钱。

　　那天我们跟几个老兵一起吃了晚餐，饭桌上他们看见我还随身携带着救命用的战术包，充满善意地告诉我，这个习惯将持续很久，但不必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这大概也是安妮告诉他们的事。

　　离开时，很多人出来相送，从他们的脸上，我看见了战争残留的痕迹，还有对那片战场奇怪的向往。

　　他们对我挥手，许多人朝我微笑，叫我“黎记者”。

　　我想起我们离开维里迪亚时，政府军派人护送，军官送我们到登机口，对我说：

　　“希望下一次你回来的时候，能在这喝上一顿好酒”。

　　我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一定会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他点点头，仿佛识破了那只是个客套的谎言：“谢谢你。”

　　那时我也有这种感受，一种毫无道理，但异常清晰的愧疚。

　　他们还挣扎在泥淖里，而我要上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