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死的小强》罗曼史

2、澜海冬深 不知过

　　不知过了多久，电视声停了。夜深了，隔壁传来鼾声，一起一伏。苏墙放下手臂，看着黑暗中模糊的天花板。很累，但睡不着。脑子里像过电影，一帧一帧：法庭上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的声音，母亲在旁听席上瞬间煞白的脸，狱警打开牢门时走廊尽头那一点光，老张递来公交卡时粗糙的手。
　　还有宋柏谦。
　　这个名字跳出来时，他皱了下眉。怎么想起他了。三年没见，也没联系。听说他混得很好，红圈所合伙人，澜海法律界的风云人物。今天在公交站台等车时，好像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开过去，后座的人侧影有点像他。但也可能看错了。宋柏谦那种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他翻了个身，床板又“吱呀”一声。睡吧，他对自己说，明天还得早起。工作还没着落，母亲等着钱买药，房租下个月还得交。一桩桩，一件件，都得扛。
　　窗外传来猫叫，凄厉的一声。然后是什么东西打翻的声音，有人骂了句脏话。城中村的夜，从来不安宁。
　　他闭上眼，数羊。一只，两只，数到一百多，意识终于模糊。半梦半醒间，好像回到大学宿舍，宋柏谦在上铺翻书，纸页哗啦哗啦响。他喊：“老宋，几点了？”宋柏谦没理他。他又喊，宋柏谦忽然探头下来，脸却是狱警老张的，冷冷地说：“4376，该起床了。”
　　他猛地睁开眼。
　　天还没亮，灰蒙蒙的光从窄窗挤进来。隔壁鼾声停了，换成了咳嗽。他坐起来，揉了揉脸。梦里的心悸还在，但很快褪去。三年牢狱，别的没学会，控制情绪算一样。
　　起床，用冷水抹了把脸。水很冰，激得他一哆嗦，但人也清醒了。他对着墙上那块破镜子照了照——脸色苍白，眼底乌青，但眼神还算清亮。他扯了扯嘴角，镜子里的自己也扯了扯嘴角，笑得有点僵，但总归是个笑。
　　“行吧，”他对着镜子说，“新的一天，苏墙同志，继续努力。”
　　他从行李袋里拿出那套最好的衣服——三年前的旧西装，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平整。换上，又套上旧棉服。在监狱里，他学会了一件事：人可以落魄，但不能邋遢。衣服旧没关系，但要干净；处境难没关系，但要挺直脊背。
　　出门前，他看了眼记账的小本子。想了想，又添上一行：
　　•目标：本周内找到工作，任何工作。
　　然后他把本子塞进内袋，贴胸口放着。那里还装着出狱证明、身份证，和一张皱巴巴的全家福——父母和他，很多年前拍的，照片边缘都磨白了。
　　锁门，下楼。楼梯间有股尿骚味，他屏住呼吸，快步通过。巷子口有家早点摊，热气腾腾。他走过去，看了眼价格：豆浆一块五，油条一块。他摸摸口袋，要了碗豆浆，坐在塑料凳子上慢慢喝。
　　天渐渐亮了。摊主是个中年女人，围着油腻的围裙，动作麻利。她看了眼苏墙，随口问：“新搬来的？”
　　“嗯，昨天。”
　　“在哪儿上班？”
　　“还在找。”
　　女人哦了一声，没再多问。苏墙喝完豆浆，把碗还回去，道了谢。走出几步，听见女人对帮忙的女儿说：“看着像个文化人，可惜了。”
　　可惜什么，没说。苏墙脚步没停，径直往前走。
　　公交站台挤满了人，多是打工的，学生，上班族。他挤上去，在摇晃的车厢里看着窗外流动的城市。高楼，广告牌，行人，车流。这城市很大，很忙，没人在意多了一个苏墙，或少了一个苏墙。
　　他在南城新区下车。宏伟大厦在晨光里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清冷的光。他仰头看了看，整理了下衣领，走进去。
　　前台姑娘抬头看他，眼神在他洗得发白的西装上停留了一秒，然后公式化地笑：“请问找谁？”
　　“七楼，致远律师事务所，陈律师。”
　　“电梯在那边。”
　　电梯里只有他一人。镜面映出他的样子：短发，旧西装，眼底有疲惫，但背挺得很直。他看着镜中的自己，想起三年前，他也常出入这样的写字楼，手里是沉甸甸的案卷，身后是助理，前呼后拥。那时他以为，法律是剑，可斩世间不平。
　　现在，他是来找工作的，一个月三千，不交社保。
　　电梯“叮”一声，七楼到了。他走出去，找到“致远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塑料的，边角开裂。推门进去，一股烟味和泡面味扑面而来。
　　办公室里挤着四张桌子，堆满卷宗。最里面那张桌子后，一个谢顶的中年男人抬起头，打量他。
　　“苏墙？”
　　“是。”
　　“我是陈律师。”男人指了指墙角一张小桌子，“你的位置。每天打扫卫生，烧水泡茶，复印文件，接电话，跑腿。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走，没加班费。中午管一顿盒饭。试用期一个月，两千八，转正三千。有问题吗？”
　　苏墙目光扫过那堆满灰尘的角落，桌上还有上个“内勤”留下的咖啡渍。他沉默了两秒，说：“没有。”
　　“那行，今天先把这些卷宗整理了。”陈律师踢了踢脚边两个纸箱，“按年份分类，编页码，做目录。明天我要用。”
　　苏墙放下包，蹲下翻开纸箱。灰尘扬起，他偏头咳嗽了两声，然后挽起袖子，开始整理。
　　纸张粗糙，有些沾着油渍，有些边缘卷起。他一张张抚平，按时间码放。手指很快沾满灰，指甲缝里黑黑的。他不在意，只是专注地做着。分类，编码，在目录页上工整地写下案号、当事人、事由。
　　办公室里还有三个人，两个年轻律师，一个中年女会计。他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偶尔交谈，没人多看苏墙一眼。电话响了两次，苏墙起身去接，对方要找陈律师，他说陈律师在忙，请问哪里找，我可以转告。对方报了名字和事由，他记在一张便签上，等陈律师打完电话，递过去。
　　陈律师瞥了眼便签，有点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中午，盒饭送来了。一荤一素，米饭硬，菜油大。苏墙慢慢吃着，把肥肉挑出来，放在盖子上。胃不好，在牢里落下的毛病，吃不得太油腻。
　　下午继续整理卷宗。三点多，陈律师让他去楼下咖啡店买咖啡。他拿着单子下去，排队，等，拎着四杯咖啡上来，一杯杯放在各人桌上。没人说谢谢，他也无所谓。
　　五点半，陈律师说“你可以走了”。苏墙没走，他还有半箱卷宗没整理完。办公室里的人陆续离开，灯一盏盏灭掉，最后只剩他那盏。窗外天色暗下来，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
　　他做完最后一本案卷的目录，直起腰，听见脊椎“咔”一声轻响。他活动了下脖子，关灯，锁门，离开。
　　走出大厦，寒风扑面。他拉紧棉服，朝公交站走。胃又开始隐隐作痛，他放慢脚步，手按在胃部。
　　站台没人，夜班车要等很久。他坐在冰凉的椅子上，看着街对面商场橱窗里明亮的灯光，模特穿着华服，面无表情地展示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优雅。
　　手机震动。是母亲：“墙墙，下班了吗？吃饭了吗？”
　　他深吸一口气，让声音听起来轻松些：“刚下班，吃了。妈您呢？”
　　“吃了，隔壁王阿姨送的饺子，可香了。你工作怎么样？累不累？”
　　“不累，就整理整理文件。同事都挺好，陈律师还夸我细心。”他面不改色地说着谎，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椅子边缘剥落的漆皮。
　　“那就好，那就好。你好好干，别怕吃苦。妈这儿你别操心，药还有。”
　　“嗯，我知道。妈，我下周发工资，就去看您，给您带好吃的。”
　　“不急不急，你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他握着手机，在寒风里坐了许久。胃疼一阵阵袭来，他蜷起身子，额头抵着膝盖。
　　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面前。他抬起头。
　　一个人站在路灯下，穿着深灰色羊绒大衣，身形修长挺拔。光从头顶洒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影。金丝边眼镜后，那双眼睛正看着他，平静无波，像看一个陌生人。
　　苏墙愣了一秒，然后慢慢直起身。腿有点麻，他不动声色地稳住。
　　“苏墙？”宋柏谦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和这夜色一样凉。
　　“宋律师。”苏墙点点头，算是招呼。他没站起来，不是不想，是腿麻得厉害，站起来怕晃。
　　宋柏谦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又扫过他洗得发白的西装，最后落在他按在胃部的手上。
　　“什么时候出来的？”
　　“昨天。”
　　“在这儿上班？”
　　“七楼，致远所。”苏墙顿了顿，补充道，“内勤。”
　　宋柏谦点点头，没说话。空气有点凝滞，只有远处车流的声音。雪又开始下，细碎的，在路灯的光晕里旋转。
　　过了大概十秒，或者二十秒，宋柏谦开口，声音没什么温度：“需要帮忙吗？”
　　苏墙笑了。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是扯动嘴角肌肉，露出一个大概能称为“笑”的表情。
　　“不用。”他说，声音平稳，甚至带了点轻松，“宋律师，我挺好的。”
　　宋柏谦看着他，眼神很深，像在判断这句话的真伪。但苏墙表情自然，除了脸色苍白些，眼底乌青重些，看不出别的。
　　“那行。”宋柏谦最后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车钥匙，“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转身，走出两步，又停下，回头。路灯下，雪花落在他肩上，很快融化。
　　“留个电话？”他说，“以后……有事可以找我。”
　　苏墙报出号码。宋柏谦输入手机，没拨，只是收起手机，对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大衣下摆划出一个利落的弧度，很快消失在街角。
　　苏墙坐在长椅上，看着宋柏谦消失的方向。胃还在疼，一阵一阵的，像有只手在里面揪着。他按得更用力些，深吸几口气，等那阵疼过去。
　　然后他站起来，腿还有点麻，但能走了。他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整理了下衣领，朝公交站台另一端走去。
　　车来了，他投币上车。车厢里人很少，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澜海市的夜色流淌而过，繁华的，冷漠的，与他无关的。
　　他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冬夜，他和宋柏谦从图书馆出来。路上结了冰，宋柏谦滑了一下，他眼疾手快地扶住。两人在路灯下笑，呵出的白气混在一起。宋柏谦说：“苏墙，以后我们联手，把澜海那些蛀虫都送进去。”他说：“行啊，你负责赚钱，我负责送他们进去。”
　　那时他们都年轻，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相信未来一片光明。
　　后来，宋柏谦真的成了澜海最贵的律师，他成了最有前途的检察官。再后来，他进了监狱，宋柏谦站在云端。
　　车窗上，映出他模糊的脸。苍白，疲倦，但眼神是静的，像结了冰的湖。
　　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广告短信。他看了一眼，删掉，然后把手机收好。
　　车到站了。他下车，走进城中村狭窄的巷子。楼里传来炒菜声，电视声，孩子的哭闹声。空气里有油烟味，潮湿的霉味，还有一丝隐约的尿骚味。
　　他爬上五楼，开门，开灯。昏黄的灯光下，房间显得更小了，更破了。他脱下西装，仔细挂好，换上旧毛衣。然后从行李袋里摸出半个冷馒头——中午省下的，就着凉水，慢慢吃。
　　吃完，他洗漱，然后躺到床上。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形状像地图上的某个岛。他盯着看，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就只是看着。
　　然后他翻了个身，从枕头下摸出那本手抄笔记，就着灯光，翻开一页。是刑法关于证据规则的部分，他曾在旁边批注：“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基石。程序一旦污染，实体如沙上之塔。”
　　他看了会儿，合上笔记，关灯。
　　黑暗中，他睁着眼。胃疼已经缓了些，变成一种隐约的钝痛。隔壁电视还在响，有人在唱歌，跑调得厉害。
　　他闭上眼，对自己说：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活下去，要挣钱，要给母亲买药，要想办法翻案。
　　一件一件来。不急。
　　夜还长。而天，总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