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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蓝色帽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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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维有裕是一个速记员,而他和王实的见面是一场商务会议,那他会提前准备好笔记本和水笔,在王实说话时涂涂画画。因为人说话比用笔记录的速度快很多,他还会带一支录音笔,以回放整理出笔记的时候用。但现在,他坐在客厅里,身边没有笔、没有笔记本,也没有录音笔,他能依靠的只有他的耳朵和眼睛,它们一个负责看着王实的嘴唇,另一个负责听着王实说的话。他只能用记忆将王实的话全部记在心里,而它在她讲述的时候,就注定会遗失掉她话语里的一部分。意识到这点,维有裕希望自己更加竭力,把自己作为一个笔记本,装下王实说的话的大部分,从她说的第一个字开始,到最后一个字结束,串联起一条故事的线索。她讲述之中,维有裕有惊讶,有痛苦,但都让位于王实完整的叙述。以下就是维有裕用记忆整理的,关于王实的叙述,她说的“不是那样的部分”。
王实的叙述要从她二十二岁接到的一通电话说起。那是五年前的事。当时她还是个导演系学生,正在训练她的同学演员们,忽然有人给她来了电话。王实接起来,电话里的人说:“请问您是王西之的亲属王实小姐吗?”王实很久没听见那个人的名字了,她愣了一下,接着冷静地说:“是,我是他女儿,请问有什么事吗?”对方回答她说:“他去世了。”
王西之是王实的父亲,但他们久未逢面。王实第一个把电话打给母亲,告诉她这件事,因为母亲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王实没说太多。母亲问她:你要去吗?王实反问她:你觉得呢?她已经很久没有像小女孩时候那样,征询母亲的意见。母亲说,随你决定。于是,星期天的时候,王实坐上飞机,去处理电话里所说的遗产问题。
在飞机上的时候,王实想了很多,但大多数想法都随着机翼滑过的云层溜走,如同记忆里王西之的脸,王实要费很大力气才想起来而不致使它流失。在所有想法中,王实紧紧抓牢的只有一项。那是王西之在她十二岁时带她去公园玩的事。当时王西之状态已经很差了,那是他为数不多表现良好的一天,但只要留神,还是能发现他精神上的不对劲。王实从滑梯上溜下来时,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嘴巴抿得紧紧的,将手搭在穿着工装裤的大腿上,动作僵硬,像一个很久没活动过、丧失意志的拳手。如今,王实低头看看自己搭在牛仔裤上的手,她不知不觉地想,是否能从动作上感觉到他们父女的相似性。
从机场到郊区花了四个半小时。王西之的财产主要还是郊区的那座房子。房子很旧,也很破,钥匙拧门的时候,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门。等手从门上松开,沾了一手的灰。检查人员跟在她后面,一本正经地确认各种信息,让她在文件上签字。王实签完,检查人员拿过文件。王实回头看了一圈房间,还是忍不住说:“王东莱呢?”
去公园的除了她,还有王东莱。当时她在溜滑梯,他在荡秋千。直至黄昏,王西之终于从座椅上站起来,示意他们应该回家了。她便跑到王东莱旁边,牵住他的手对他说:“走吧。”
在很久以前,当她向周围的人说到王东莱,问他们,王东莱呢?他们会回答她,王东莱他去了麦基蛋糕店,在公园看到他溜滑梯,或者书店见他读书。要是他们实在不知道,会反问她,他没有和你一起吗?但是,检查人员站在她对面,露出茫然的神色。
“什么王东莱?”
这让她不得不采用公事公办的口吻,像一个人在表格上填上她已知的所有资料:“是我的弟弟,我父亲和我母亲之前离婚了,他和父亲住在一起。户口本上没有他的名字吗?”
检查人员翻了翻笔记,简单地回答她道:“没有这个人。”
隔壁邻居还记得她。检查人员走后,王实收拾房子里的东西,半掩的门忽然被小心地推开,她以为是风,结果是邻居走进来。邻居很喜欢小孩子,小时候,王实和王东莱总是会去那里玩。
邻居犹豫地问她:“你是王实吗?”王实回看着她,想了起来,说:“张婆婆。”邻居便露出高兴的表情:“你都长这么大啦。”
王西之的东西不多,王实可以一面收拾一面和张婆婆聊天,大多数东西王实都要不了,她要么丢进垃圾桶,要么和张婆婆商量,转送给她。王实其实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发现自己保留下来,准备带走的东西都很零碎,无非是一些相片、碗或者她小时候玩的玩具。她没想到王西之保留到现在,也或者可能是他根本忘记还有它们,因为它们都被塞在电视柜抽屉的最底下,而一打开电视柜她就闻到一股灰霉味。
王西之像是在独居。她收拾衣柜,发现了这一点。八九十平米的房子里有两个卧室,其中一间卧室很正常,但另一个卧室的床只有干巴巴的床架,看上去很久没人用过了。而正常卧室那间的衣柜里充满各式各样的男式旧衣服,王实按照张婆婆所言,把那些衣服送给了她,她可以做成抹布或毛巾,有些冬天用的还可以再穿。而陪伴瘦削床架的衣柜,里面则是空荡荡的,没有上衣,没有裤子,什么都没有。王实盯着衣柜,好半天才看到衣柜里最低边有个很小的物件。她捡起来一看,发现是顶蓝色的、洗白的鸭舌帽。
张婆婆脱口而出说:“王东莱的帽子。”
这是他们那天第一次提到王东莱。王实摩挲着那顶鸭舌帽。这顶帽子唤醒了她的记忆。这是王东莱最喜欢的一顶帽子,是母亲在他七岁时买给他的生日礼物。无论去哪里,他都戴着它。因为戴的次数太多,才不过几年,帽子已经变得比一般情况下用的更旧。如今,王实再看到它,略微恍惚。因为上一次她看到那顶帽子,还是那次王西之带他和她去公园玩的那时候。
就在他们于公园待到黄昏,准备回家时,王西之突然拉住她和王东莱,心血来潮地把他们带到旁边卖戏服拍照片的老板那里,说要给他们拍个纪念照。王东莱一听如此,立刻紧张地用手牵着王实的衣服。但老板希望拍一张王东莱站在前,王实站在后的。王实照着他的话做,扯开王东莱抓她的手,因为王东莱的力气很大,她扳了两次才成功。王东莱没有办法,他只好把头上戴的帽子扒下来,紧张地抓到手上,用力拉住它。王实一瞥,看得到帽子被他抓得快变形了。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王实问张婆婆。
去公园那次之后王实对王东莱的记忆,远没有在公园的那一瞬那么深刻,因为那都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的一部分。等到她再对他有记忆,是她和母亲离开的时候。王西之没有出来送他们,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他的冷漠和母亲的不留恋中不再有任何值得道别的必要。倒是王东莱面色呆滞、苍白地站在路边,看着她们上公交车。他们没有一个人挥手作别,也没有说话,母亲是忙着整理物品,她是因为隔着玻璃,不确定王东莱能否听得见。她和王东莱久久地凝视着对方,直到王东莱在公交车开启后越变越小,消失为止。
张婆婆回答她说不知道:“小莱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没回家。之后一直没回来了。西之就把他从户口里迁出去了。”
王实最后把客厅里的那台电话也送给张婆婆,她试了一下,还可以用,电话里的通话声也很清楚:“如果王东莱。”王实停顿了一下,对张婆婆说,“他打电话过来的话,你可以告诉他,拨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我。”她写了一串数字,把电话号码留给张婆婆。
隔夜,王实回到了家。母亲随口问了她状况。王实交代清楚,也说了留电话的事。她们讨论她的做法。
“你留电话做什么?都是没关系的人了。”母亲说。
王实正在替她削水果,没有说话。等到王实很专心地削干净苹果的外皮,放进盘子里。这时,她才说道:“如果当时你选的不是我,是王东莱呢?”
母亲沉默了一会,说:“我只会选你。”但是母亲明白王实的意思。母亲的家境要好一些,王西之的差很多。母亲带走王实的时候,王西之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像一根快要融化的蜡烛。
母亲带走王实而不是王东莱,又或者不是把他们两个都带走,是因为母亲对王东莱没有感情。他是她和王西之意外的产物,那时候他们感情已经很不和谐。但王实记得零碎的记忆,比如她和王东莱一起睡觉的下午,背对背一起大声念书的晚上。有时候,县里来了表演的演出剧团,她和他一起去看,回家后,他们模仿剧团的演员一起表演,但不久以后她就厌倦这一套,她大声命令他道:我来做导演,你来做演员。他们的话都不是很多,但说出来的对对方来说都很有意思,彼此听得聚精会神。玩累以后,他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睡了过去,王实转过头,看到他的胸膛和自己的一样,微微振动。这让她稍微惊讶,意识到她和他之间作为亲人的相似。
正是如此,王实才留下电话号码。她忍不住想,或许她就是凝视她们坐上公交车离开的王东莱。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把王东莱的帽子带回了家。
没有任何电话来访。这也如王实所预估的,她没有很失望。过了不久,她在王东莱的帽子上用针线绣上“王实”两字,作为对王东莱为数不多的纪念。
过了一年左右,有一天,王实突然接到来电。对方说:“喂,请问是王实吗?”
对方听上去像是个成年男性,王实那时候正在约演员面试,她习惯性地说:“是的,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对方犹豫了一会,直到王实开始感到莫名其妙为止,才轻声说:“我是王东莱。”
他们聊了一会。他听上去有点紧张,其实王实也是,她不知道自己的声音能否让人感觉出来。他们先问了对方好不好,两个人都说好。接着王东莱讲了自己的近况,他告诉她,他在外打拼。而她告诉他,她在上海某所大学读导演系,马上就要毕业了。他恭喜了她,说你值得,你以前就……。说到这里,他好像还想说点些什么,但是硬生生地止住了。那一瞬间,王实猜了出来,他或许是想到小时候他们一起演戏的事,但他不知道她是否记得。就在这时,王实想要衔接起记忆的话题,电话那头突然有人走过来说:“陈简德!”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不好意思……我马上来。”王实听到王东莱说道。接着王东莱对她说道:“我们下次再聊吧,我要去工作了。”他就要挂电话了,王实说:“陈简德是?……”他立刻明白了她的困惑,解释说:“那是我现在的名字。陈简德。”没有多余的解释,接着他就挂了电话。
之后很久,王东莱,或者说陈简德都没联系她。而王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他。她觉得他们的对话比她想的尴尬,有一种东西横在他们中间。这件事就搁置下去,直到有一天,陈简德又一次打电话。
和上次一样,他们的对话还是简短之间穿插着沉默。
“你在做什么工作?”王实问他。
“演员。”陈简德回答,不知为何,他语气不太肯定,“……流动剧团的那种。”
他好像为自己感到尴尬,王实却立刻联想到:“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吗?”她还记得,剧团在开放的广场上表演,草草地设立一个台子,等到晚上天黑时再收起来。那时候她和他总会待到他们收场,着迷地盯着演员们疲惫的一举一动。
他大概没想到她还记得,有点意外地说:“对,就是那种。”
“我是导演,你是演员。”她怀念地说。
记忆从吵闹的剧团流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地步。她的话是一次缩窄,也是试探的确认。
“我是草台班子,你是大导演。”陈简德自贬地说,语气略微讽刺,好像讽刺自己,也讽刺王实。这句话是不合时宜的,有一刹那,他们之间的气氛降下去,但很快重升起来,甚至比之前还要高。因为这句话令他们在痛苦的隧道中,挖掘到小时候对方的面容,它就藏在讽刺之下。一种对彼此的亲密感便突然建立起来。王实笑起来,接着陈简德也微微地笑了。
此后他们常常和彼此通话。他们聊天的内容很散漫,从个人的生活,到小时候的记忆,想到什么聊什么。在一次次的通话里,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而不像最开始那样难以交谈。王实对陈简德的了解加深,她知道,他现在跟着流动剧团跑各个县城,参加演出。他们接的活通常是喜事或者葬礼,他表演的角色有新郎、小丑、判官、财神爷等奇奇怪怪,让人想不到的角色。她还知道,他名字的变更是在他跟着剧团离家的几个月后,剧团里的老板替他改的。但是他离家,改名的原因,陈简德没有多提,王实也就不再过问。还有她开玩笑问过他有没有女朋友,陈简德异常诚实地说:“我喜欢男性。”但说他和谁在一起,陈简德却沉默了,似乎他自己也不太明确。
王实感觉得到,陈简德告诉她他自己的生活,但具体的生活概括,他对她缄口不言。王实能理解,正如她自己,在得知陈简德不稳定的生活后,她也少提自己在上海的日子。不过,如果陈简德问起,她也做好了准备,诚实地回答他诸如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妈妈怎么样之类的问题。但陈简德和她保持着诡异的默契,一次都没有问过。
比起亲人,他们更像两个对彼此的生活互不冒犯的笔友,血脉是他们的信筒。在这样不急不缓的通信过程中,王实继续她的生活:她从大学毕业,顺利地进入到剧院工作,和各位同事切磋剧本,与演员们排戏等等。她有了男朋友,有时候是女朋友,又和他们分手。这些具体的事件,她没有和陈简德讲过。她只在电话里和他漫谈,讨论感情的喜或者悲,要么回忆过去。只有一次例外,她详细地讲起了实际的事。是母亲去世的时候。王实觉得,陈简德有必要知道这件事。她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了他。
“最开始我们以为只是感冒,第三天的时候,送她进了医院住院,给她打点滴,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叫她,她没有动,我们以为她睡着了,结果她走了。”王实描述道。
陈简德沉默了一阵:“他也是差不多的。他在公园的椅子上睡觉,睡到晚上,保洁人员来推他,才发现事情不对。”
他口中的他是谁,他们都知道。王实说:“那时候你在吗?”
“没有。消息传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很久。我打电话给张婆婆,她这么说的。不过我也没回去。她说你回去过了,而且那时候我离得太远了,没钱坐火车回家。”
其实,那一瞬间,王实突然想问问陈简德,你对爸爸妈妈怎么看的。你离开爸爸,是不是因为他对你生活的无能,他连他自己都管不好?那对抛弃你的妈妈,你会怨恨吗,还是不在乎?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她已经不是十二岁的小孩了,陈简德也不是十一岁的时候盯着她们离开,一动不动的孩子了。而想到这点,王实忽然有点不舒服,同时还有些孤独。当初和她一起坐公交车走的妈妈已经离开了,她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
“你要不要来上海?”她一下有些冲动地说。说完她就后悔了,而陈简德在电话那头也沉默了。王实猜他们沉默的理由是一样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亲密到如此的程度,就连彼此的生活,他们都没有和对方说完整,更不要说搬到一起。
陈简德的话缓解了王实心血来潮导致的尴尬,他用遗憾的语气说:万一我是个丑八怪吓你一跳呢?”
王实一下被他逗笑了:“你不会是丑八怪的。你小时候就很漂亮。”
“我可以寄一张相片给你,你要吗?”
“好啊,我也可以把我的寄给你。”
除了声音,王实还知道了陈简德的样貌,而这几乎构成一个人表面的全部。她抖了抖信封,从里面取出透明的小塑料袋,里面装了陈简德的照片。她以为他会寄生活照给她,结果却是证件照。她惊讶了一瞬,但立刻理解了,或许他没有多余的钱去记录自己的生活。她拿起小方块状的照片,在阳光下看到陈简德的脸,她觉得很奇怪,那是张成年人的脸,和丑八怪完全搭不上边。不过,她却从成人的脸上看到小时候王东莱的神态,她不知道陈简德是怎么想的,但是那天,她通过视觉,感觉到那种神态紧紧地缠绕着她,令她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她想象的还要紧密,即使相隔千里。
正在王实这么想的时候,她和陈简德的通讯突然中断了。并不是王实故意为之。那一阵子,王实正好忙于工作,她手上有一部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戏剧,她没有时间和陈简德打电话。等到她想起来时,她打过去,陈简德的手机却变成了空号。这让她感觉奇怪,她试了几次,都是如此,于是便按照上次陈简德给她寄信的地址,寄一封信过去,问他情况如何。不久那封信被打回来,当地查无此人。
陈简德就像一条鱼,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引起王实深深的茫然无措,她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那阵子,她常会听错街上人的叫法,别人叫人“陈……”的时候,她总会忍不住回头,结果当然什么都看不到。
再一次见到陈简德,已经是两三年后。那时候她已经以为,或许自己永远都再见不了他,要么是很久很久以后才能与他相会。但生活总是这么意外。
那一场宴会由王实认识的人组局,她只是随便去参加,在上海总是有这样的组局。她坐在桌边,接着就看到陈简德走进来。她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疑虑地看她,他们如此惊讶、疑虑,像两个鬼混呆在冥府里茫然地等待审讯,怀疑对方是故意被制造出来的幻觉或鬼影。那就是他们那时的心情。
等到刘老板互相介绍名字的时候,他们两就都完全明白了。而陈简德和王实开口讲话,那由电话连起的彼此间熟悉的感觉,便让他们知道:就是你和我。怎么会这么巧呢?中途的时候,他们趁着别人敬酒,简短地谈了话。王实说:“你怎么在这?”陈简德反问她:“你怎么在这?”王实说:“你之前怎么了?”陈简德说:“说来话长。”说到这里,就像在电话里一样,王实默契地不再过问陈简德了。
宴会以后,陈简德不知道怎么想,没有联系王实,是王实打电话给了他:“你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过得不太好。”陈简德自嘲地回答,“最好还是别打扰你。”
王实从陈简德穿的衣服,还有眼神看得出来,他说的是真话。他身上有种很强的疲惫感,也不太能打得起精神。
“我们出来喝个咖啡吧。”她想了想,说。
在见陈简德之前,她从朋友那里大概听到陈简德的事。
见他之前,她想了很久。她想问他很多事。他是怎么来上海的?他失踪期间发生了什么,乃至他自离家以后的事?他为什么要忍受蒲善谋那种人?但等到见他那天,她只是径直地对他说:“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吧。”这一次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人在电话里用声音听的时候,总是有很多想象和怀疑,但是人用眼睛看,感觉却不一样,当她在宴会上看着陈简德苍白的脸,她觉得就像小时候在公交车上看着他一样。如果小时候她够有勇气,像成人一样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会下公交车把他也拉上来,或者自己下去。但是她那时候没有。这次却不一样。
陈简德没有立刻拒绝,而是问她:“你是听谁说了什么吗?”
王实承认了。
陈简德盯着她说:“我可以拒绝吗?”
王实摇头。她想了想,又说:“你觉得你如果拒绝,是在保护我吗?”
“或许吧。”陈简德游移不定地说。
王实沉吟片刻:“你当时没有追公交车,也没有求让你和我们一起走,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吗?”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陈简德眯起眼睛,嘲讽地说。
“你搬过来吧。我不会问你的事的。”最后王实说,“等你住烦了,或者我烦了,你可以自己搬出去。”
陈简德搬过来以后,王实保持了她的承诺,什么都没有问,无论是蒲善谋的事,还是陈简德之前突然失去联系的事,或者陈简德的经历:他为什么突然来到了上海?他之前去了哪些地方?她就像一个关系普通的室友一样和他相处。有时候,陈简德会简短地和她吐露一些过去的零碎记忆,她听完就不再提。如果说陈简德的事里,她最熟悉的,那一定是和蒲善谋相关的。因为他在陈简德进了王实在的剧院后,频繁地给他们写匿名信。而这或许也是陈简德最开始不想接受王实抛出来的橄榄枝的原因,尽管他说的借口是:“我不想借你的关系。”
王实回答道:“我只是让你进去打杂,未来怎么样,看你自己。”她说的是实话。不过李果比王实想象的做得更好。进剧院后,在他打杂,替剧院打扫卫生、收拾道具时,他偶尔也会陪忙着的演员过戏。王实不知道他在的流动剧团是什么样,但他表露出的天分是惊人的,他拿到剧本,总是能很快理解角色,并把握的很准确,那就像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之后李果正式进入剧团的事,其实她并没有怎么插手,但他自然、并不令人诧异地融入了他们。
进剧院前,正好他的身份证快到期,他们偶然地谈起名字。王实问他:“两个名字你喜欢哪个?”陈简德诚实地回答她说:“都不喜欢。”王实没有问他不喜欢的原因,她大概猜得到。她问他:“那你想改名吗?”陈简德笑笑说:“可以啊,不过我想不到,你呢?”王实想的名字很简单,正好她自己的是“实”,她希望陈简德能够单名一个“果”字。“果实”。某种程度上,这是补上他们并不亲近的亲情。陈简德听到她这么说,随随便便地答应了她。至于姓,王实让陈简德自己挑,陈简德就随口答了一个“李”。他就改名叫“李果”。
那个时候,王实已经在想着他搬离她家的事。和李果是个如何的室友无关,她让他搬进来的原因本来就是为了帮助他,而现在李果生活稳定下来,她的职责就结束了,恰如公交车总有到站的那天。
她还有一套房子。那是她和母亲最开始搬到上海住时,从亲戚那里买的二手房。它坐落在巷口里,那一排房子全是红屋顶。夏天的时候,她从厕所的楼梯口爬到屋顶,顿觉冷风阵阵。她想把那套房子给李果住。她总觉得,她们两人一起住时,房间还差另一个孩子。而现在,那孩子迟来地住进来。
她找到一个晚上,在李果忙着烫衣服时说了这件事。为了不让李果觉得欠她人情,她提了一些条件:“你可以住我之前的房子,给我租金……那地方是我储存室,放自己过季或者平时不穿的衣服的。如果你一个人独住的话,卧室衣柜应该还是有些空间,那些衣服我暂时不拿走,还是放在那里行吧……当然,如果你有男朋友了,你要是嫌空间不够可以扔。”
最后一句话她是和李果开玩笑,李果却没有笑,而是细致地熨烫西装。这她倒是习以为常。她感觉得到李果的变化,在他和她一起住后,他的状态看似好了不少,但掩藏在最底下的,仍然是那个语气略微自嘲,偶尔沉默的“王东莱”。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仍存在某条隐隐的界限。那是时间造成的分割。等李果烫完衣服,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而是朝王实说话道:“今天你让我收拾衣柜。”
王实不明所以:“是啊,怎么了?”
“我找到一顶帽子。”李果说,“蓝色的。”
王实愣了片刻,知道他说的是哪顶帽子。她把它和自己的帽子丢在衣柜的角落里,不怎么管它。
“那是你的帽子。”王实朝他解释说,“当时我回王西之那里时在你卧室衣柜找到的,我顺便拿了回来。”
“但帽子上有你的名字。”李果说。
“我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你了,上面的名字是给我自己的纪念。”
李果笑了笑说:“我还以为你像小时候那样,和我喜欢一个东西就说那是你自己的。”他是在开玩笑,没有生气。他又用怀念的口吻说,“我好久都没见到它了。”
“你要吗?”王实问他。
李果无所谓地摇摇头:“你放着吧。”
他想了想,又说:“我那时候过得,其实还算幸福。”
王实从他的话里听出了隐含的意思:“你之后过得不好吗?”
李果随口说:“可能吧。”回答的并不用心。
王实看着他,开口说话。因为夜晚很安静,她听到自己说的每一个字,那像是在设问,又像是因同情某个人而单纯的劝慰,最后这些情绪都消隐下去,变成肯定、认真的讨论:“那这样吧,等你觉得,你开始有幸福可能的时候。你告诉我,我再把帽子还给你。这样总有一天我会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