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献+思考】主流媒体在舆情中位置的思考 主流媒体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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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的研究中，对于“主流媒体如何应对舆情”的策略性讨论很多，分野也很大。很多研究舆情应对的论文，一写到主流媒体如何应对时就开始放水，因此缺乏真正对主流媒体位置和策略的思考。
使讨论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不同研究者对于“主流媒体在舆情处理中应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有不同的看法。如一类学者认为应该及时回应，一类学者又认为回应越少越好；有人侧重从民众角度回应舆情，有人又认为应该引导。这实际上让主流媒体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
（二）文献整理
根据193篇关于“主流媒体舆情”文献中策略部分的文献梳理，得到的结果如下所示：
1.时间上：认为主流媒体应该及时/第一时间掌控舆论的文献
“地方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准确、客观地披露危机事件和政府、社会处置危机的信息,以及全方位的相关报道,最能彰显领引社会舆情和维系社会稳定的功用。”——浦争鸣《公共危机中地方主流媒体舆情领引功用》，2008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第一时间整合资源，及时、客观地进行全方位报道。”——韩壮《关键时刻主流媒体如何避免“失声缺位”——以河池市广播电视台疫情报道为例》，2020
“主流媒体迅速反应，公开透明，纾堵结合。”——陈佳《主流媒体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情引导——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道为例》，2020
“应积极发布权威声音，及时回应舆论关切。”——王崭《提升媒体舆论引导能力——以“新冠肺炎”舆情为例》，2020
“第一速度及时反应，稳定舆情；第一力度主动介入，正本清源；第一频度滚动刷新，引导舆情；第一精度服务大局，传递温暖。”——邓戈《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彰显党媒力量的实践与思考——以梧州市广播电视台为例》，2022
“遵循网络舆情发展规律,抢占第一时间,与意见领袖进行良性互动,主动设置议程,并借助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方能在纷繁复杂的网络舆情中,赢得主动权,掌握制高点。”——侯金亮《浅议如何提升网络舆情的沟通效果》，2015
2.时间上：但是也有例外......
如孙锦露、李玫瑾《涉警事件的网络舆情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一文指出：官方的权威发声是涉警事件中备受关注的节点，且官方的每次回应都会形成一个小高潮。从回应效果上讲，回应次数越少效果越好。
“根据2017年4月四川泸县校园事件官方回应的网民言论，每次随机抽取 100 条，对看法和态度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此次事件官方的前 3 次回应效果并不理想。第 1 次与第 2 次回应中，网民基本出现一边倒坚信官方报道不属实的舆论态势......第 3 次泸县公安局的公告激起了民愤，导致舆论进入白热化阶段。第 4 次回应中，官方做到了对事件极为详尽的描述和解释，大部分网民对官方详细说明支持点赞，也有部分还处在激动情绪中的顽固网民仍对事件结果存在质疑。舆论在第 4 次回应后的第 2 天基本回落正常值。”
3.内容上：认为应该全方位/全面报道
“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引导的基本原则是信息发布及时公开和舆情引导态度开明；对信息的全方位管辖、对舆情引导的区分化管理、对负面舆情处理的人性化管控，是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引导方式方法的一种创新。”
——赵林云《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引导的基本原则》，2020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第一时间整合资源，及时、客观地进行全方位报道。”
——韩壮《关键时刻主流媒体如何避免“失声缺位”——以河池市广播电视台疫情报道为例》，2020
“积极转型，推进媒介融合；全方位报道，再现事件原貌；严把信息关，权威解答、击退谣言；主动介入，对公众舆论作出正确引导。”
——牛依飞《主流媒体对微博议程设置的再引导——以2018—2019年热点舆情事件为例》，2020
“要完善全方位的监管机制，实现政治参与法制化；健全有效的教育机制，提升政治参与主体素质；打造高效的沟通机制，保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建立协同平顺的配合机制,打造新型政治参与平台。”
——张璐《试议网络舆情协同引导机制的构建》，2014
4.反思：到底怎么样的回应才算“及时”？应该“及时”回应什么？
如果不“及时回应”，会出现一句相对应的话，叫做“主流媒体失声”。
不同话语背后的主体也是不一样。“及时回应”往往是以政府的立场来看问题，“主流媒体失声”则多是从群众的视角来看待，认为主流媒体在该报道的时候没有报道。
但是主流媒体没有办法越级调查出事件真相，应该做的到底是什么？
由此可见，主流媒体处在一个夹缝之中。从一面来看，主流媒体是党的耳目喉舌，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民众对于媒体的期待并不仅仅是替党说话，而是替自己说话。这种变化与互联网环境的变化有关。
（三）网络环境的变化
1.网络环境的变化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
（1）分散的，去中心化
“网络世界虚拟与现实界限的模糊，使人类群聚更加便捷，导致自上而下的权力树状结构不断被“肢解”......如今每一个社会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生活群、工作群、兴趣群等的笼罩之下。这些社群使既有社会结构被打碎成一个个社会分子后，又通过思想、观点、主张的聚集，重新演化成一个分散的、去中心的社群化社会。在这种模式下，权力看似掌握在国家机器手中，实则被分散、转移和消解，舆论场的话语权流向了每个人的拇指尖，传统权力自上而下的管控边界逐渐被突破。”——王璐，韩璞庚，《网络视域下“塔西佗陷阱”的现实表现与中国策略应对》，2020
（2）扁平化
“信息的共享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较为容易地在网络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使传统世界中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被压缩成扁平状的组成形式。扁平状的组织形式使社会结构由过去的精英主导逐渐演变为以平民化为主。与结构相对稳固的传统社会不同的是，网络社会的结构是脆弱的。人们对某个事件、某个人甚至地方政府等主体形象的认识都是基于碎片式的信息，这种认知具备与生俱来的片面性、武断性和易变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公众的维权意识和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日益强烈。”——李枫、刘福媚：《网络舆情视阈下的塔西佗陷阱及其引导策略》，2018
3.心理学依据
这样的网络环境促生“媒体应为我发声”的舆论，有其心理学依据：
（1）利己主义偏向和邻避效应是网络舆情发生的重要内在原因。
利己主义偏向，即当事人有居功自赏而避免对失败责任的倾向。
米勒和罗斯认为，归因中的利己主义偏向可以利用信息加工框架解释，即人们把积极的结果归因个人因素，而把消极的结果归因于外界环境，这种归因是基于不同结果与人们事先对未知结果的不同预期而产生的。
邻避效应指居民因担心某些邻避设施 ( 如垃圾场、核电厂等) 对身心健康、居住环境和经济利益等带来潜在消极影响，从而形成一种 “不要在我家附近建”的心理，使用强烈和坚决的反对方式。舆情事件大都与一部分人群具有心理接近性，因此邻避效应很显著。
（2）“罗宾汉情结”：
指当遇到官民关系、贫富关系等，凡是牵涉弱势群体，网民可能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一味同情和支持弱者，呼吁公平公正，充当打抱不平的罗宾汉。
“罗宾汉情结”还伴随着刻板印象，表达着个体对事物的评价和好恶，习惯性地用刻板目光来对待问题，将不好的结果归因于部分人的道德败坏，本能地站在道德制高点，试图匡扶正义、帮助弱者，非理性支持弱方而放弃对事实的探究。
因此民众希望主流媒体回应的缘由，其实是两个点：
①太可恶了强者居然打压弱者；
②这件事和我利益有关，再不出手下一个受欺负的就是我。
对互联网特征分词有个很重要的词，是“情绪”。上述心理效应都极易引发情绪，而且是很难避免的，因此会出现主流媒体说什么都有人不信的情况。在第一时间，民众需要的是情绪上的抚慰以及碎片化之外的准确信息，即“给个说法”。
但是在调查没有结果时，仅凭情绪安抚民众有违专业性，尤其是在反转新闻频发时，主流媒体如果太早定性事件，反而容易被怀疑专业性。因此主流媒体能够回应的往往是“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中”。
4.反思：“全方位”“全面”报道还有没有可能存在？
在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官方往往倾向于隐瞒事态，运用行政权力对报纸、电视等媒体控制，致使民众对党政机关和传统媒体不信任。
因此有时候，舆情回应并不仅仅是事件或事实方面的问题，是情绪以及群众认知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反思的可能不是“如何通过及时/全面地报道稳固公信力/稳固主流媒体的地位”，而是“在信息爆炸、人云亦云的时代，绝对的信任是否有可能存在。”
（四）构建制度化不信任
制度化不信任：说白了就是加强监督，在“全知全能政府”的视角之外引入不信任的事例，例如依靠媒体进行对贪污腐败的报道。这是政治学的策略和概念。
“现代政治信任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化不信任规范的有效性，即对违背民众信任行为的有效惩罚。只有这样，以公权力为轴心的政府体系运行才具有确定性、可控性和责任性，广大民众会因此形成政治信任心理。”——上官酒瑞《现代政治信任建构的根本原理——兼论制度化不信任的功能与限度》
全能政府的认知框架必然造成社会困难群体将所有问题的出口都指向当地政府。对政府在心理和行为上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民众自然会向政府表达大量的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
学者们在探讨现实的信任危机时，惯常性地会强调信任的重要性，而制度化不信任的重要功能却为人所忽略......人们思想观念的多面性与信息获取的多渠道化使得传媒单纯倚重信任的乌托邦式构建已经不太现实。如果民众对风险无法获取适当不信任、评估甚至批判的权利，那么真正的信任体系也将无从构建。
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制度化不信任并不必然成为信任的对立面，也并不必然延伸导向塔西佗陷阱效应的深渊，反而可以充当社会正常运行的有效制衡因素。
因此，类似“及时”“全面”回应舆情的背后，暗含着对主流媒体位置的探讨：主流媒体的责任不仅仅是塑造可信任的政府，也要构建制度化不信任。
舆情不一定是洪水猛兽，它的产生，也许是构建制度化不信任的时机。除了“挽尊”，主流媒体也需要为群众建构一种认知，即“矛盾与问题是必然存在的，但我们在监督和解决”，也就是从情绪方面转移到监督与解决的层面，以将民众引到理性的路上。这意味着主流媒体需要构建底层视角。
“社会困难群体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通过连篇累牍的会议公告、一知半解的宣传标语等来展示高大全的政府形象，而是在具体问题上将全部细节展示在公众面前、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李春雷刘冰莹《塔西佗陷阱效应与传媒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引导策略研究》
于是我们发现，对主流媒体该处于何种位置的探讨，十分类似于“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如果觉得割裂，是因为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了。当我们提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时候，有必要真正了解这句话的内涵，这也是主流媒体的位置所在。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文献+思考】主流媒体在舆情中位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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