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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如果从未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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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信安,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你呢?”
“我搬去了郊区,这边什么都很好,就是离市区太远了。”
在我们分开的第一年,我们每个月,甚至每周都给彼此写信,讲一些琐事或者讨论一些奇怪的东西,从哲学到逃逸层。我听不懂他的空军术语,他听不懂我的缓干剂,但不影响我们给彼此分享生活。那一年我的艺术事业刚刚起步,虽然还是蹲在郊区的房子里摆弄丙烯,气泵,喷枪与聚氨酯,但是好在没有邻居会对我的化学物质过敏,离我最近的人定居在三公里之外。那时候我处在自认为的人生上升期,正被喜悦冲昏头脑,居然没有意识到他在字里行间的求救。
第二年的年中,我收到了他寄出的一封信,信封里装着撕碎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些无法辨认的文字。我试图联系上他,当我在电话亭里焦躁地把电话线绕在手指上又松开,如此重复十几次时,对面终于有人接了,我原谅他们,因为我们都不在一个时区。
接电话的是位接待员,我谎称我是他表哥,受他母亲的委托来打这一通电话。对方礼貌地回应道,如果找到他一定会让他和我联系。我在电话亭等了半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通电话。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不,我一切都好,嗯,表哥,我很好,告诉妈妈不用担心。”
人总能再一再二,甚至再三再四地失误,我相信那封信仅仅是他为了发泄写下的,却忘了想死的人不仅会抓住一切,也有人会推开救生圈、竹竿、爱人的手,一个人走向了毁灭。
在我第不知道几次打去电话时,他对我说:“别再打来了。”
“……好。”
我以为他只是对我厌倦了,这很正常,我与他在一起的那天就做好了他会甩开我离开的准备。我却没有想到他在甩开我,为了不让任何人将他从死亡那里夺回来。
我给他每月寄一封信,再也没有得到回复。
又过了一年零三个月,暮春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他母亲的电话,问我能不能过去一趟。
我那时搬到了郊区,到他家需要开车二十公里。
等我停好车,走进院子时,我发现这儿和我记忆中的不一样,草坪没有修整,灌木一半枯死一半和杂草一样疯长。我从来没有听过她像电话里那样说话,如此的失态与歇斯底里。我敲响了门,来开门的是他父亲,他没说什么,只是要我进门。
他们说他未经批准开走了一架飞机,拒绝了地勤的对话请求,径直向海岸线飞去。残骸还在打捞中,“没有生还可能。”他们说。他们开始讨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失望?仪式?陷入疯狂?什么让他失去了理智?他们说,他们无穷无尽地说,他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铺天盖地地向我涌来。
三个月后当局公布了调查结果,以违规盖过了他的挣扎,打捞上来的遗体被送回他父母那里,没有送别仪式,他的同僚也没有来看他。那天我穿上了我的西装,坐在教堂最后一排的长椅上,在他母亲的啜泣声中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梦,我失去了他,而且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三四年以前。
六个月后我去了公墓。那天下着小雨,墓地没什么人,我戴上了卫衣的兜帽,我在清晨的雾中走到他的墓前,看见他的墓碑前摆着花束,百合,已经干枯了。我想做些什么,最后还是留下了那干枯的花束。
一年以后已经没什么人会提起这件事了,他们只会指责他毁了一架——不好意思,我不知道那是真的战斗机还是只是一架运输机——飞机,似乎一个人求死时还有义务考虑会造成什么损失。
我本以为我会是我们当中先离开的那个,更早离开,更早被遗忘。我还记得他亲吻我手腕上的伤疤,抚摸我大腿上的刀痕,我也记得那一晚纪录片里旁白说:
“军舰鸟的羽毛是不防水的,一旦坠海就会被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