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雀》山月崽

166、第 166 章 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欧洲战场的风向终于开始改变。因为德军在东线遭到重创，英国本土所承受的战略压力也随之缓解。虽然目前英国尚无力把大批精锐立即投入远东，但至少它终于有余力考虑一件此前近乎奢侈的事——反击日本在东南亚的势力。
　　这一切的起点还要追溯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本相继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并迅速向东南亚推进。12月23日，蒋中正在重庆与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魏菲尔会谈，中英开始协调缅甸防务；为支援英军作战并保卫滇缅公路和中国西南后方，中国随后组织远征军入缅。1942年3月，第5军陆续进入缅甸，而戴安澜则率领第200师则作为前锋主力赶往同古接替撤退中的英军防线。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黄埔三期，曾参加台儿庄和武汉会战，治军严整，性格刚烈，作战尤以勇猛果断著称，是第200师这支机械化精锐的主将。抵达同古后，戴安澜希望英军配给第200师一名联络翻译：既要熟悉在缅英军情况，又要中英文流利，吃苦耐劳、胆大心细，最好还会使用步枪。当时英军在香港、新加坡等华人聚居地大量强制征兵，所以部队里会中文的人并不少，然而在缅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听完之后，几乎没怎么犹豫便把一个平平无奇的英国步枪兵推了出来。
　　“柯克兰不是中文说的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符合你要求的人，比所有华人都好。”
　　亚历山大的话乍听起来很像一句“西方至上”的歧视言论，然而相处一阵后，戴安澜发现柯克兰确实配得上如此评价。首先，他在热带的生存能力就超乎常人：缅甸雨林闷热潮湿，暴雨说来就来，蚊虫、蚂蟥、毒蛇更是无处不在。许多初来乍到的中国士兵都出现了腹泻发烧和双脚溃烂的情况，他们落地就病倒了。然而，柯克兰能在闷热潮湿的地方保持健康，他会看地势找干燥的宿营处，也能从植物和地形判断附近有没有水源，暴雨来了，他三两下便能生起一堆不至于立刻被浇灭的火。
　　当然，比起荒野求生的本领，更让戴安澜印象深刻的还是柯克兰的心理素质。当时日军经常借着雨林茂密的植被实施零散偷袭，树木和灌丛遮蔽视线，有时日军枪管都快顶到后脑勺了才会被发现。可柯克兰是那种性情冷静的人，即使是日军已经摸近向前，他也能在一瞬间转身举枪，然后抢在日军扣动扳机之前把他们爆头。
　　英语和印地语，母语水平；汉语，可交流；日语，零星；缅甸语，零星……
　　从语言知识的储备量上说，柯克兰算不上最好的翻译，不过戴安澜认为他是最好的“军队翻译”，因为他尤其擅长和“文盲”交流。当时无论中国军队还是在缅英军，基层士兵的文化水平大多不高，若直接照搬军事术语发号施令，很多人根本听不明白。然而，柯克兰却特别擅长翻译大白话，例如“分散配置”就是“别挤在一块，否则会被炮弹全炸死”；所谓“交替掩护撤退”，就是“一拨开枪，一拨往后跑，到了地方再换过来”。
　　至于和“流氓”打交道嘛，专家水平，对兵溜子以恶制恶是一种艺术。
　　3月18日，缅甸同古会战打响，此时英军在缅甸战场已经接连失利，仰光失守后一路北撤，部队疲惫、士气低落，许多阵地连防御都没准备就直接放弃。因为英军后撤过快，致使刚刚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很快被推到了阻挡日军北进的第一线。戴安澜对英军不战而逃的表现十分失望，最后索性给第5军总司令杜聿明打了个电话，要求对方快点派国军新22师过来增援：
　　“杜司令，英国佬是指望不住了，但我在他们那边捞了个人才，等你到后就介绍柯先生和你认识。”
　　3月末，新22师奉命向同古以北推进。至3月27日，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同古北面并与迂回而来的日军发生遭遇战，而杜聿明也顺利赶到第5军前线指挥部与戴安澜会合。
　　杜聿明，字光亭，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重要将领，曾率机械化部队参加淞沪、南京、昆仑关等战役。1942年，他任第5军军长，率部作为中国远征军主力入缅作战，也是戴安澜的直接上级。见到柯克兰后，杜聿明上下打量了他一阵，转头问戴安澜：
　　“老戴，这人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能耐，怎么到现在还只是个普通步兵？”
　　“没办法，他自己不愿意升。我原来想让他做个班长，他都不肯。他以前信教，大概有什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吧。哦，忘了说：柯先生以前还是南京安全区的传教士，受过国民政府勋章的。”
　　“怪不得你恭称他为先生。”
　　就这样，经戴安澜介绍，柯克兰又成了杜聿明的联络翻译。当时杜聿明丢给柯克兰几份中英文报纸，让他从里面挑几条积极些的消息讲给军队里的文盲士兵听。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予人希望越显得重要，然而彼时柯克兰能找到的全是坏消息。他不死心，继续一页页翻看，最后在其中一页停住了——那上面刊着一张有关美日双方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岛交换战俘的照片：AFJ站在一群俘虏中间，比从前瘦了许多，脸上满是疲惫和沧桑。柯克兰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最后拿起剪刀将照片仔仔细细剪下来，夹进自己的随身笔记本里。
　　“柯先生，你1937年在南京吧？真是不得了啊。”
　　杜聿明说起淞沪会战时仍忍不住感慨，说那时候前线乱得简直像一锅粥，他自己带着坦克部队赶到上海，一时也弄不清该往哪里开，最后还是老王从中周旋才算把坦克团顺利送进战场。说到这里，他又有些惋惜，说可惜老王已经死了。
　　“老王很会烧饭啊，一个人就是一个炊事班。打仗时候谁不喜欢这种后勤领队呢？”
　　闲聊间，柯克兰发现杜聿明和戴安澜完全是两种性格——戴安澜话少而稳，杜聿明却健谈得多，性情也明朗乐观，哪怕谈起败仗和苦日子也总能随口开两句玩笑。这样的性格让柯克兰莫名想起老王。他向来喜欢这种乐天的中国人，因此第一次真正聊开时，他便觉得自己大概会和杜聿明成为朋友，几次打交道下来，两人果然很快熟络起来。
　　因为英属缅甸战场一片混乱，柯克兰虽然名义上是翻译，实际上却经常兼做警卫和私人秘书，连给杜聿明送饭这样的差事也要负责。战场上的伙食简陋得可怜，最奢侈的东西就是美军空投下来的生牛肉罐头。只是那罐头腥味很重，许多中国士兵吃不惯，再加上热带雨林又湿又热，吃不好便容易闹肚子。
　　不过中国人走到哪里总有办法做饭：远征军索性把罐头盒当成一口“迷你锅”，架在柴火上直接加热，把牛肉倒进去撒些盐和简单调料，再随手添一点野菜，很快就能炒成一罐牛肉臊子。这样既快，又不会冒出太大的炊烟，不容易把日军飞机招来。有一次杜聿明蹲在火边顺手给柯克兰炒了一罐，柯克兰尝了一口顿时赞叹：
　　“这简直是厨艺界的天才发明。真羡慕你，杜先生，我也一直想成为这种擅长烹饪的人。”
　　杜聿明听得很得意，却又摆摆手说这并不是自己的原创。早在淞沪战场时，老王就教过他们这么处理西洋罐头：不用另外找锅，省柴、省时间，吃完连锅都不用刷。说完，他把那只烫手的罐头盒递给柯克兰，又笑道：
　　“柯先生，战场上的后勤是很重要的。吃饭睡觉都是要紧事，这些天也辛苦你替我们来回传递、操劳了。”
　　杜聿明随口一说，柯克兰还真把杜聿明那句话听进去了。他开始格外用心地照看每一批来之不易的物资。杜聿明见他做事认真，对他的信任也越来越多，后来索性把不少后勤分配的事情交给他处理。
　　因为长期操劳，杜聿明胃一直不太好，尤其受不了生冷东西，所以那些美国生肉罐头每次都得先加工一下。时间宽裕时还能炒成牛肉臊子，真赶上战事紧张，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拿滚水把肉烫熟便吃。那种罐头本来就带着一股很重的膻腥味，烫水后就更不好了，杜聿明倒不抱怨，只说现在还能吃到肉，已经是顶好的日子了，至少还没沦落到啃树叶子的地步。
　　可柯克兰偏偏有点负责过了头。他觉得杜聿明人很好，又天天累得胃疼，怎么也该吃上一顿像样的晚饭，于是某天竟擅作主张准备了一桌“豪华大餐”。他在热带雨林里找来几种确认能够食用、但口感相当古怪的野菜和块根，又把牛肉罐头拆出来加水炖成一道极其简陋的英式炖牛肉——其实到此为止也就可以了，但是他又不知道从哪里捉到几只可食用的大蜗牛，照着自己记忆里的欧洲做法，用盐、油脂和一点能找到的香草烤熟，最后郑重其事地摆到了杜聿明面前。
　　杜聿明望着那一锅颜色可疑的炖肉，又看了看旁边几只缩成一团的蜗牛，沉默了好半天。
　　“柯先生，这是什么？”
　　“蜗牛。法国人很流行吃这个。”
　　“难怪法国投降得那么快。天天吃这个，估计还没等德国人打来，人就先让饭毒倒了。你这顿饭用了几个牛肉罐头？”
　　“两个。”
　　“可惜了，一次性浪费了两个罐头。以前真有人夸过你厨艺吗？”
　　柯克兰默默拿出AFJ的照片：“还是有一个的，他叫阿尔弗雷德。”
　　杜聿明接过来看：“咋是黑白的？哦，我知道了——这个阿什么雷的是不是已经食物中毒去世了？你节哀啊，柯先生。”
　　“……这是报纸上剪下来的，所以才是黑白的。”
　　“好家伙，我还以为叫你的厨艺毒死了呢。”
　　“老杜，你也太不客气了。”戴安澜忍不住批评，“柯先生也是一片好心，还特地给你做创新菜。”
　　杜聿明立刻点头：“对，对。柯先生，别灰心，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你虽然不适合做饭，但特别有做毒药的天赋——把这锅倒进湄公河，下游日军估计就全没了。”
　　自此以后，柯克兰就识趣地退出了“炊事”的行列。
　　3月7日，200师抵达同古。3月16日起，日军开始轰炸同古，这是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接触。3月19日，同古战役爆发，200师负责守城，迎击日军第55师。由于交通线持续遭到轰炸，第5军其余部队无法及时集结，新22师也在外围受阻，因此同古城内主要依靠200师苦撑。激战11天后，200师和新22师均损失惨重，又面临缺粮少弹、援军不至和日军合围的危险。杜聿明最终下令200师于3月29日晚向同古以□□围，3月30日日军进入同古。
　　同古战役后，远征军原本准备在平满纳继续阻击日军，并进一步筹划曼德勒会战。但仰光失守后，英军不断向北撤退，整个战局迅速恶化。远征军右翼因英军后撤而暴露，左翼缅东也因兵力不足难以防守，第5军一度面临三面受敌的危险。与此同时，中、英、美3方在作战指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4月18日凌晨，史迪威和罗卓英最终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远征军开始逐步后撤。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就在战局持续恶化之时，仁安羌传来了捷报。4月14日凌晨，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急电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请求营救被围困的英军。4月19日下午5时，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部攻克仁安羌油田，解救英军7000余人，并救出此前被俘的英缅军官兵、美国传教士和记者等500余人。消息传出后，中、英、美3国均为之振奋。
　　在得知消息后，当时的柯克兰有了一种跨越国界的自豪感。五年前在南京，他看见的还是中国人在战争中被动挨打；如今到了缅甸，他却亲眼看见中国军队反过来从日军包围中救出了盟军。更让他欣赏的是杜聿明、戴安澜和孙立人这些中国将领：他们尊重盟军，却并不迷信西方的权威，对战场有自己的判断，也敢坚持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一味等待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打仗。
　　然而，希望之后很快又是毁灭。4月底，腊戍失守，远征军返回云南的交通线被切断，原本已经混乱的指挥体系进一步失控。此后从5月到8月，大批部队被迫穿越缅北野人山撤退。暴雨、疾病、饥饿和断绝的补给比日军更加致命，远征军在漫长的山地撤退中遭受了极其惨重的减员。
　　戴安澜率200师自4月26日奉命撤出东枝后，一路向北转进，并于5月10日与第5军补训处部队会合。此后部队连续突破日军封锁，经棠吉、南盘江、梅苗、南坎一带北撤。5月18日，200师在通过细胞—抹谷公路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击。激战1天后，全师伤亡过半，最终从东侧山坡撕开缺口突围。戴安澜却在突围中被2颗机枪子弹击中胸腹，只能由卫兵救起，官兵轮流用担架抬着继续赶路。
　　柯克兰一路想办法让戴安澜吃些东西，可他已经虚弱得什么都咽不下去了，只让柯克兰把食物留给其他更需要的人。临了，他还反过来安慰柯克兰：
　　“柯先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好了……”
　　此后，200师由郑庭笈率领，按照第5军最后的命令前往八莫寻找军部。可部队抵达后始终无法取得联系，只能继续沿缅北山区潜行，设法绕道回国。5月26日，200师残部行至缅北茅邦的克钦山寨，此地距离国境已不过30—40里，戴安澜却因伤势恶化去世。
　　戴安澜的死给了柯克兰很大的打击。一路相处下来，他早已把戴安澜当成朋友，可这一次他什么也做不了。最终，他只能和200师的队伍分别，继续跟随杜聿明向北撤退。
　　4月26日黄昏，杜聿明率领第5军军部与新22师、第96师主力从皎克西向曼德勒转移，当晚全部抵达。5月1日，各部撤至伊洛瓦底江以西、以北地区，此后由第5军所属部队、第96师和新38师轮流掩护撤退。5月5日，史迪威、罗卓英率远征军司令部西撤印度。由于畹町、八莫相继失守，他们决定全军转往印度，并电令杜聿明率第5军同行。杜聿明则希望返回国内，于5月6日电复罗卓英，同时请示蒋中正。
　　5月7日，□□回电命令杜聿明率领第5军立即向密支那、片马方向转移，不得继续犹豫停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柯克兰渐渐发现，杜聿明似乎是个更适合打胜仗的将领。一旦战局受挫，他就容易变得急躁，甚至作出不够冷静的决定——这一点竟也和老王很像，也许这种性格的人多少都有这样的毛病。当时柯克兰劝他遵从远征军司令部的安排，转往印度，但杜聿明执意要带第5军返回中国。
　　“柯先生，你最近有些话已经逾越了自己的职责，也在干扰军务！这些事情以后不要再同我说了！”
　　毁灭和绝望面前，杜聿明陷入了急躁，他迫切想要回到中国去，于是最终没有采纳远征军司令部撤往印度的方案，而是决定率部经密支那、片马方向返回国内。5月8日上午，日军攻占密支那。5月9日，杜聿明又在杰沙发现日军，而新38师先期到达的掩护部队只有1个团，新38师和新22师主力至少还需1天半才能撤下。担心日军南北夹击，第5军遂继续北撤。5月12日，各部抵达英多后，杜聿明决定离开通往密支那的公路，转入森林，经孟关、大洛方向回国，并命令第96师在右翼孟拱一带掩护全军突围。
　　此后，杜聿明率第5军军部、直属部队、黄翔游击支队和新22师共约一万五千人人离开公路，丢弃全部汽车、运输设备和重装备。原先由汽车运送的1500名伤病员因此无法随军撤退，他们又不愿被俘，最终选择点火自焚。后来，第96师第288团经过救护营地，只见未完全烧尽的遗骸与车辆、器械残骸散落一地，许多士兵当场跪地痛哭。
　　后人是否还能感受到那种悲伤和虚无？
　　1500名中国人为了避免落入日军手中，选择在异国他乡用火焰烧尽自己。几个月前，他们越过国境是为了援助盟军、保卫中国；几个月后，他们最大的愿望却只剩下活着回家。可到最后，连这个最简单的愿望也成了奢望。
　　这些自焚的中国士兵让柯克兰感到极其悲伤。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苦，而这些痛苦又很难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AFJ，他根本不愿待在战场上，甚至连昆明的飞机场也让他厌恶。他讨厌彼此残杀的人类，也讨厌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若他没有表现出来，也只是因为一直在忍耐和伪装。
　　最后，杜聿明率一万五千余人进入胡康河谷的茫茫林海，向西北方向经大洛、新平洋撤退。此时正值雨季，山洪暴发，道路泥泞，部队又粮尽药绝，在荒无人烟的森林中几乎找不到可以充饥的东西。蚊虫、饥饿和疫病不断夺走官兵的生命，沿途到处都是倒下的尸体，甚至有人不堪折磨，选择自杀。
　　而在那片看不见尽头的死亡森林，柯克兰又常常变回那个“神父”。他一路劝那些绝望的士兵不要轻易放弃生命，可有些人刚刚答应他会继续走下去，转眼便趁他不注意跳下山崖。柯克兰渐渐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只能继续往前走，见到一个人便救一个人。就在所有人几乎陷入绝望时，柯克兰发现头顶出现了美军飞机。他立刻设法用烟雾向空中发出信号，又取出远征军的旗帜不断挥舞。那时连杜聿明都已经快要放弃希望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飞机上的人能够看见。
　　5月下旬的一天，部队经过一片没有被参天树木完全遮蔽的河谷，而这一次柯克兰挥舞的旗帜终于被美军飞机发现。消息传回盟军总部后，飞机开始向他们空投电台、粮食和药品。此时杜聿明已经患上回归热，一度高烧昏迷。虽然两人此前因为撤退路线发生过争执，柯克兰还是竭尽全力照顾他——戴安澜已经死在这片热带丛林里，他不愿再看着另一个朋友死去。
　　“柯先生，我大抵也是要像老王一样死了，你放弃我吧。”
　　杜聿明在高烧时候不停说胡话，柯克兰反复祈求他不要死。也许是祈求有些用，再加上杜聿明也是个坚强的人，所以最后还是挺过来了。当时部队抵达大洛后暂时休整。由于原定回国路线已经被日军控制，这支残部无力再战，杜聿明最终不得不放弃直接回国转往印度。
　　5月31日，杜聿明的部队从大洛重新出发，他们经新平洋向利多前进，沿途依靠美军飞机空投粮食和药品维持。经过近2个月跋涉，直到7月25日才抵达印度边境的利多，而最初的一万五千余人只剩下两千多人。
　　1942年8月，杜聿明返回中国，担任昆明防守司令兼第5军军长。柯克兰原本也准备回昆明继续等待AFJ归来，然而，他却从杜聿明那里得到了错误的消息——他以为飞虎队反攻的主力已经转往越南，于是一路追去了越南。只是这一次，他已经彻底厌倦战争了。他不想再当翻译，不想再跟着军队撤退，也不想再看见尸体。所以到了越南以后，柯克兰藏起自己的过去，他把自己的名字为Arthur Frederick Jennings （亚瑟·弗雷德里克·詹宁斯），做起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裁缝。
　　这个名字太长了，所以越南的许多当地人都会直接叫他AFJ。

　　以上就是柯克兰的故事。接下来，再说说画匠吧。
　　作为一个生活在日本的普通人，无论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是远东军的征战，画匠都只能从收音机和报纸上零碎地得知消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安稳无虞。1943—1944年，日本这个尚且维持着正常社会外观的战争国家，正在迅速滑向全民战争与物资枯竭的阴影之中。
　　1943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此前，日本普通城市居民虽然早已习惯配给征兵和各种战时动员，但太平洋战争毕竟还发生在遥远的海外。随着瓜达尔卡纳尔等战役失利、海运损失不断扩大，日本越来越难从海外稳定运回粮食、石油和其他原料。
　　大米、衣物和燃料越来越紧缺，隣組也承担起配给、防空训练和基层动员等事务。当时画匠发现东京的大米越来越难买，价格也越来越高。恍惚之间，他竟想起了当年的南京——战争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日本普通人的生活里。为了节省粮食和开支，许多人家开始利用院子和空地种植瓜果蔬菜。那段日子，画匠和本田珩开垦了一些田地，他们每天都胆战心惊地守着田里的作物，而接着，他们收到了一封非常“吓人”的信：

　　美术老师：
　　许久未联系，我是桐岛。
　　我又被征召了，这次去菲律宾。你不要担心，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战场了。南京以后，我原以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碰枪，可现在看来，人想不想做什么其实并不重要。这些年我还是经常梦见金陵和她母亲。梦里她们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也不说话。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等我偿还什么。
　　如果我还能回来，我仍然会回到长崎老家。如果回不来，也没什么。只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长崎以后也会出事，像有什么东西迟早要从天上掉下来，把一切都毁掉。
　　总之，你们好好活着。

　　这是一封充满死亡气息的诀别信，而自此以后，桐岛就失踪了。画匠再也没有办法联系上他：寄往长崎的信无人回复，四处打听也没有消息。桐岛究竟被调去了哪里，是死是活，没有人知道。
　　桐岛就这样失踪了，而他的失踪让画匠真正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念头。他不知道一个普通人究竟能够改变什么，却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再什么都不做。他想做些什么——哪怕只有一点点——让日本不要继续陷进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于是，当时的画匠画了一组特殊的画。当时是看不到的，在2000年之后，大家便都会看到了——
　　《南京1937》是一套由12幅大型画作组成的连续组画，每幅高约180厘米、宽约240厘米，以油彩绘制在粗制画布上。在这套组画中，创作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南京，而是把自己记忆中最无法摆脱的场景一幅幅重新画了出来：燃烧的街道、堆满尸体的城门、逃入安全区的难民、遭到杀害的俘虏、躲藏的妇女和儿童、挤满伤员的医院，以及那些站在废墟和尸体之间的日本士兵……一连11幅都是如此。到了最后一幅，画面里却什么杀戮都没有，只剩下一片近乎彻底的“空白”。
　　空白，一切都是空白。漫天暴雪覆盖着辽阔无垠的中国，从1840年一直延伸到今天。大地是白的，天空是白的，那些已经被烧毁、崩塌的帝国残骸也渐渐埋进白雪里，一切都显得空旷而寂静。就在这片说不清道不明的空白中央，只有一个很小的人影背对观者站着，看不清面孔，也无法判断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不过，在当时日本高度压抑、战争气氛日益浓重的环境里，画匠从未敢让整套《南京1937》公开露面。他把前11幅谨慎地藏了起来，只有最后那幅没有直接描绘杀戮的“空白”流传了出去。然而，即便如此，这幅画也足以给他招来麻烦。有人指责画中的废墟和暴雪是在影射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甚至说那个背对观众的人影是在“诅咒帝国”。画匠开始收到没有署名的恐吓信，有人在夜里砸碎他的窗户，往门口泼污水、扔死老鼠，还有人跟踪他和本田珩。最严重的一次，几名陌生男人堵在巷口殴打了画匠，并警告他如果继续画这种“败坏军心”的东西，下次就不会只是挨一顿打。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秩父宫雍仁亲王亲自在御殿场的秩父宫别邸接见了画匠。
　　1940年，雍仁被诊断出肺结核，此后逐渐退出实际军务，并长期在静冈县御殿场疗养。此前，他曾因对华战争和日本的外交路线与裕仁发生过多次分歧。与不少皇室成员相比，雍仁对中国战场始终抱着更为消极而复杂的态度。南京陷落以后，他曾在私人书信中抱怨华中日军军纪败坏，也怀疑这种战争究竟能否带来所谓的“日中亲善”。因此，当那幅漫天暴雪的“空白”辗转传到雍仁手里时，他看了很久。画面上没有南京，没有尸体，也没有日本兵，可他还是隐约明白了创作者究竟在画什么。
　　于是，他让人把画匠请到了御殿场。
　　“这是南京吗？”雍仁问。
　　“不是。”画匠回。
　　“那是什么地方？”
　　“中国的一切。”
　　“什么时候的中国？”
　　“从1899年到现在。”
　　雍仁又看了看那片几乎将整个世界吞没的白雪，他继续问道：
　　“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
　　“日本人？”
　　“不知道。”
　　“中国人？”
　　“也不知道。”
　　再追问画匠也已经没有意义了，不过，雍仁最后购买了那幅空白的画，他把它挂在御殿场的起居室，并亲自下令，禁止任何人迫害画匠。
　　接着，日本爆发了“横滨事件”。该事件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特高警察以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对《改造》《中央公论》等杂志周边的记者、编辑、研究者和知识分子展开调查——他们要由此找出“反对日本帝国的叛徒”。1943年至1944年间，逮捕进一步扩大。特高试图从这些知识分子之间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庞大地下组织，通过长期拘押和严厉审讯迫使部分嫌疑人“自白”，再依据这些供词继续逮捕其他人。
　　“谁要迫害帝国！谁在反对帝国！”
　　如果当时的日本是一个人，那么他一定是一个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已经陷入歇斯底里的病人。他日复一日对着空白的墙壁怒吼，坚信墙后藏着无数敌人；每听见一点窃窃私语，就以为有人正在密谋杀死自己；每看见一个沉默的人，又怀疑对方心里藏着背叛。于是，他对那些空白不断审问，不断搜查，不断要求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忠诚。可越是这样，他就越虚无，虚无由此带领他陷入巨大的的恐惧，叫他觉得周围全是叛徒，最后甚至连什么都没有的空白，也能被他看出一个仇敌来。
　　日本，在这空白中，谁是你的敌人呢？是这虚无的20世纪吗？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总之，当时的画匠也受到了“横滨事件”的波及。即使有雍仁的口令保护，他不至于轻易被特高逮捕，家门口却仍然经常遭到极端分子的骚扰。最后，他只能带着本田珩离开城市，搬到了乡下。然而，乡下远比城市贫瘠。到了1943年至1944年，战争对日本农村的消耗已经随处可见。成年男子一批又一批被征召入伍，许多家庭只剩老人、女人和孩子承担农活。过去那种热烈的“支持战争”也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闷的长期消耗：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只知道下一张征召令随时可能落到自己家门口。
　　画匠原本也在征召范围内。只是因为他过去在南京获得过特殊表彰，又有一系列相关证明，地方征兵机关此前一直对他作缓征处理。可随着兵源越来越紧张，这层保护也开始摇摇欲坠。当时画匠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突然有人拿着征召通知找到家里，他想尽各种办法拖延周旋，好在他是个聪明而勇敢的人，所以并没有被抓去当兵。
　　真是一项可歌可泣的“壮举”——毕竟当时日本已经到了“每两个成年男性就有一个被抓去当兵”的程度了。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劳动力也已经严重不足。学校里的学生和妇女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军需生产。1944年以后，学徒勤劳动员进一步扩大，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大量进入军需工厂，正常课堂不断让位于生产劳动；同年8月，《学徒勤劳令》正式公布，这种动员进一步制度化。
　　所以，当时的本田珩原本已经养好了病，要重新恢复了中学学业，可没过多久，她也被学校统一编入勤劳动员，并送进一家与航空生产有关的工厂。本田珩每天站在流水线边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处理零件，有时给飞机部件喷涂标记。所谓“上学”渐渐只剩下一个名义，她真正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厂房里，最后也就真的彻底辍学了。然而，本田珩觉得这件事比上学好得多，至少这份工作还能换来一点工资和配给，因此后来本田珩干脆彻底辍学，又陆续接了几份零工，和画匠一起勉强维持生活。
　　那段时间不是很好过，然而住到乡下以后，画匠第一次真正开始观察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普通日本人。对战争，普通日本人有自己的想法：
　　“美国人打得进来吗？”
　　“怎么可能？日本有神风。蒙古人当年都被吹走了，美国人当然也一样。”
　　这些话叫人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悲哀。村里许多人其实压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日本一直在打仗”，也知道报纸上每天都说皇军在哪里获得了胜利，可再问下去便什么都说不出来。在帝国机器的转动中，日本老百姓有诸多处于一种“无辜的愚昧状态”，以至于他们直到当时还相信从元朝忽必烈时期留下来的“神风”传说：
　　传说在13世纪，蒙古帝国两次派大军渡海进攻日本，却都在登陆前后遭遇猛烈台风，舰船大量沉没，远征最终失败。后来，日本人便把这两场风暴解释成神明为了保护日本而吹来的“神风”，并逐渐将它理解为日本这个“神国”在危急关头总会得到天佑的证明。
　　几百年过去，蒙古人的舰队早已沉入海底，可这个故事却没有消失。到了20世纪40年代，仍有人相信，只要美国真的逼近日本本土，那神明就会像过去一样，再替他们吹来一场风。
　　这就是当时许多日本人的真实状态，而对对岸的中国，他们更是一无所知——许多人对中国的文化状态认知甚至还停留在古书上的明朝时期。但奇怪的是，这些人对英美反而还熟悉些，他们至少知道美国的汽车、电影、电器，知道英国的呢料和洋货。战前几十年的西化生活留下了极深的痕迹，以至于他们一面高喊打倒英美，一面又怀念那些过去从英美输入的东西。
　　于是，在这种鸡同鸭讲的交流里，画匠渐渐发现了一个悖论：这些日本老百姓既不能简单称作恶人，也很难说完全无辜。他们活在一个被层层筛选过的信息世界里，所以他们相信报纸，相信广播，也相信帝国，但他们却并不知道1937年的南京发生过什么，也不知道被征召出去的儿子究竟去了哪里。
　　这种无知比恶意让画匠觉得可怕。
　　1944年，“神风”的幻觉终于破裂了。6月15日，美军B-29轰炸机从中国成都附近的基地起飞，首次对日本本土发动B-29空袭，其目标是北九州的八幡钢铁厂。此次轰炸造成的实际破坏有限，却具有巨大的心理意义：日本普通居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美军的大型轰炸机已经能够直接飞到本土上空。6月至7月，美军攻占塞班岛。马里亚纳群岛落入美军手中以后，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主要城市都进入了B-29的有效作战半径，随后从马里亚纳出发的战略轰炸在1944年末迅速扩大——于是战争终于真正来到日本人的家门口。
　　从那个时候开始，防空警报就越来越频繁了，当时的日本城市实行灯火管制，人们挖防空壕、储备水桶，学校和隣組一遍遍进行防空演习。远处的天空偶尔会传来沉闷的轰鸣，日本人也开始真正恐慌了。
　　遥远的战火烧到了华美的和服袍子上，而画匠这一次却阴差阳错地躲过了最初的危险：此前因为骚扰而被迫搬到乡下本来是他人生中又一次狼狈的逃亡，然而到了1944年却反而成了幸运——他和本田珩居住的村庄远离大型城市、军港和主要工业设施，并不是美军优先轰炸的目标，所以每当远方拉起空袭警报，他们也能听见飞机的声音，却很少真正看见炸弹落下来。于是，当画匠站在田野里望着远处被夜色染红的天空，便会产生一种极其荒诞的感觉：1937年，他在南京看着中国人的城市燃烧，到了1944年，他终于站在日本的土地上，看着同样的火焰，一点一点……
　　燃烧，吞噬，毁灭。
　　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疏散开始了，其中也包括儿童。1944年以后，“学童疏开”迅速扩大。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里的小学生被成批送往乡村，有些跟随亲戚单独疏散，更多的则由学校统一组织，整班整班离开父母，在老师带领下住进乡下的寺庙、旅馆和学校。孩子们背着行李从火车上下来，一队又一队地走过田野，胸前挂着姓名牌，年纪小的不过七八岁。画匠有时候会站在路边看他们，他觉得日本的现实越来越荒唐了。
　　谁发动了这场战争呢，又是为了什么？日本宣称的战争原本在中国，在南洋，在太平洋上；现在却像一场上涨的洪水漫过海岸，逼得日本人把自己的孩子从城市里一批批送走。那些孩子当然不知道南京，也不知道马尼拉，更不知道塞班岛。他们只是被大人告知乡下很安全，所以要去乡下。
　　可乡下真的安全吗？这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是真正安全的呢？
　　回答呀，日本帝国；说话呀，日本帝国。
　　也就是在这样得不到答复的日子里，画匠在乡下重新遇见了同样被疏散过来躲炮弹的尾崎光——在画匠公开表现出反战倾向以后，过去与他合作的报社和杂志陆续断了联系。他已经很久接不到像样的稿子，只能靠一些零碎的招牌和装饰画勉强换钱。而作为开画廊为生的人，尾崎光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城市局势越来越紧张，他把一部分生意和人员转移到了乡下。两人重新见面以后，尾崎光没有问《南京1937》，也没有问横滨事件，只看了看已经明显消瘦的画匠。
　　“还会画画吗？”
　　“会。”
　　“那就来和我一起谋生吧。”
　　于是画匠进了尾崎光的画廊，他和本田珩帮尾崎光修画装裱，也画一些能够卖钱的商业画。收入虽然不多，却总算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有了一点生计。
　　有一天，尾崎光整理账目时随口提起：台湾现在还是日本重要的后方基地，军需运输和商业活动都不少，因此店铺绘画之类的活计反而还有市场。当时画匠没把这句话当回事，而本田珩却记在了心里。
　　“台湾有工作？”
　　“当然有，只要战争一天不停，后方就总得有人做生意。”
　　于是，本田珩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念头——她要去台湾。
　　“不行。”画匠几乎没有给她继续说下去的机会，“出去太危险了。”
　　“哪里危险？台湾又没有在打仗。”
　　“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
　　经历过南京的种种后，画匠对“后方”“安全区”之类的词已经产生了近乎本能的不信任。在他看来，只要战争还在扩大，就不存在永远安全的地方。香港会沦陷，上海会燃烧，日本本土如今也已经出现了B-29，那么台湾凭什么永远不会遭到攻击？
　　“可是台湾是日本的补给基地啊。”本田珩说，“难道日本还能自己轰炸自己吗？”
　　“美国人会，那里有港口，有机场，有军队。战争打到哪里，炸弹就会跟到哪里。”
　　“美术老师，你现在看哪里都觉得要被炸。”
　　“因为真的到处都在被炸！你不要任性了！”
　　于是，当时画匠和本田珩为了这件事大吵了一架，最后画匠说什么也不同意，本田珩也只好低下头说自己不去了——当然，她只是嘴上不去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本田珩开始偷偷打听去台湾工作的办法。她问画廊里的客人，问认识的商人，甚至偷偷看报纸上的招工广告，最后是陈婉云主动联系了她。陈婉云说，如果本田珩真的想去台湾，可以跟随一批民间雇员和技术人员过去，只要能够找到雇主开具证明，再办妥相关手续，就有机会成行。
　　“我当你的雇主，我送你去台湾。”
　　“好，这场战争一时半会是不会结束的。我们不能一直躲在乡下等。美术老师现在又接不到稿子，再这样下去，我们两个迟早都要饿死。”
　　“那你怎么和美术老师说？”
　　“先斩后奏，给他留封信。要指责就指责我吧，也许我也是老王那种王八蛋。”
　　某个夜晚，本田珩瞒着画匠收拾好了行李，然后从柜子最深处翻出了晓梅留下的那只匣子——匣子里还放着那张台湾回乡证。因为年代久远，回乡证的纸张早已泛黄发脆，上面的墨迹也被岁月洇得模糊不清。晓梅一直没能拿着它回去，她走了以后，画匠也始终没有舍得扔，只把它和她留下来的东西一起收好，一放就是七年。
　　七年，七年，从1937年到1944年。
　　本田珩把那张纸拿在手里看了很久，最后，她把它塞进了自己的行李。
　　1944年的深夜，本田珩独自离开了家，等画匠从尾崎光的画廊返回来，发现桌上的辞别信时，她已经到了港口。当时码头上到处都是等待登船的人，本田珩抱紧行李跟着人群一步一步往前走。直到踏上船，本田珩才开始害怕——如果美术老师追来了怎么办？如果船不开了怎么办？如果陈婉云骗她怎么办？
　　然而黑夜不会回复她的迷茫，汽笛响了，码头一点一点向后退去，日本漆黑的海岸也逐渐缩成了一条细线。
　　没人追上来。
　　船开了，渐渐离开了日本，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本田珩一个人跑到甲板上。海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四周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黑色的海水在船舷下面翻滚。她拿起行李里那张已经泛黄的台湾回乡证对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挥舞：
　　“林晓梅，我——！要去台湾了！你听到没——！我要去台湾了！”
　　大海没有回答，风把她的声音一下子吹散了，然而本田珩却喊得更大声：
　　“林晓梅，我要去台湾了，我去过就等于你去过了！听到了吗——！”
　　大海不会回答她，林晓梅也不会回答她，然而那张曾经因为善意而被伪造出的回乡证，现在确真真切切渡海了。由此，一个女孩的追逐与另一个女孩的寻路，也跨越了七年的汪洋，重新开始了。

　　这就是当时日本的情况。再来说说中国吧。
　　到1942年前后，东北抗联在日军长期围剿之下已经遭受极大损失，相当一部分人员越境进入苏联整训。1942年以后，其中一部分人员被编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此后，东北境内的大规模游击活动已经很难恢复到过去的规模，留下来的人只能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维持交通侦察和地下组织。
　　濠镜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1944年，在春燕已经死去后，濠镜仍然在艰难维持她留下来的东北地下工作。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忽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伊万的私人信件。然而和濠镜想象中完全不同，伊万在信里显得非常高兴，他宣布自己现在已经“彻底退休”，不用再带兵，也不用再去任何前线，而是在大后方一个安置老干部的机构里过起了清闲日子。因为实在闲得无聊，他最近甚至开始负责给年轻人介绍对象，并且自称在这项工作上比指挥集团军更有天赋。
　　“现在的我非常善于用非常规手段促成姑娘和小伙子们进入到恋情中，并且火速结婚。”
　　啊哈……？门卫大爷不当了，新工作是“全职月老”吗？
　　考虑到对方是“伊万诺夫”，那这边的“非常规手段”估计会极其“非常规”。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濠镜真心实意希望伊万不要把单身小伙和姑娘们绑在一块，然后拿枪逼着他们互相表白；或者干脆把两个彼此有好感却死活不肯开口的年轻人一起关进仓库，宣布“不确定恋爱关系就不许出来”。
　　不过，在满篇家长里短的废话末尾，伊万写了一句很不一样的话。他声称自己利用过去的一点私人关系从朱可夫那里听到了一些尚不能公开的口风——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而远东的局势也不会永远维持现在的样子。至于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他没有明说，只留下了一句模糊的话：“未来苏联会在东三省对日寇施以铁拳重锤。”
　　“铁拳重锤”这种表达还真是符合“伊万诺夫”一贯的冷幽默，他甚至能想到这个人说话时的微笑神态。然而究竟什么时候？从哪里？多少军队？所谓“铁拳重锤”究竟只是伊万随口吹牛，还是莫斯科真的已经开始考虑对日作战？虽然一个答案都没有，但濠镜还是把那封信收了起来。虽然一切都没有定论，可他隐隐感觉这场已经持续太久的战争终于出现一点结束的希望。
　　然而，伊万的信也给濠镜带来了另外一个麻烦——彩开始怀疑过他是和苏联有关系的间谍了。其实她早该怀疑了，毕竟濠镜这些年的行踪实在太奇怪了。他偶尔突然消失，回来以后又绝口不提自己去了哪里；家里会出现来历不明的信件，有些用俄文书写，有些甚至没有署名；他认识一些彩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又总能提前知道一些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消息。
　　“你是不是在给苏联人做事？”
　　彩终于有一天问了出来。
　　“为什么这么问？”
　　“我不知道。”
　　彩确实不知道，她没有证据，甚至连一件真正能够称作证据的东西都拿不出来。她只是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丈夫身后似乎还藏着另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里有苏联人，有抗联，也有一些她最好永远不要知道的事情。可怀疑到了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相信濠镜。
　　“算了。你不想告诉我，就不要告诉我。我们继续好好生活，把小孩养大就好了。”
　　彩没有继续问下去，这并不叫濠镜感到意外，因为彩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时让濠镜意外的消息，反而来自遥远的华中。
　　1944年，豫湘桂会战爆发以后，日军沿平汉、粤汉、湘桂等交通线大举推进，战火从河南一路向湖南、广西蔓延。就在这期间，濠镜通过地下交通线联系上了一名正在华中活动的中共人员。对方在信中告诉他，日军的推进已经严重破坏当地交通，沿线城镇不断陷入战火，各地的联络也越来越困难。他们现在已经辗转进入湖南，正在想办法继续维持交通线。
　　这些内容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字很特别。那封信的字写得龙飞凤舞，横撇竖捺像随时要从纸上飞出去似的，有些地方甚至潦草得需要猜上半天。濠镜最初只觉得眼熟，可看到第三页的时候，他不读了。他把信重新翻回第一页又看了一遍，然后再看一遍。
　　不对，这字他见过——很多年前，在广州黄埔，他经常见到一个人这样写字：写得快，写得乱，遇到重要的地方反而突然端正起来；有些字最后一笔总喜欢往右上方挑，像一个人说完正经话以后，偏偏还要在句尾翘一下嘴角。濠镜盯着那封信看了很久，一个他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以为早就死了的人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
　　“不会吧……”
　　濠镜又低头看了看落款，当然不是老王的名字，甚至连姓都不是，可濠镜心里那种古怪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这封从湖南辗转送来的信怎么越看越像是老王写的？

　　虽然这封信来路不明，但至少可以确定，它和豫湘桂会战有关。
　　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一号作战”，是日军在抗日战争后期发动的规模最大的陆上攻势之一。日军发动此次作战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将华北、华中、华南直至法属印度支那方向的占领区连接起来；第二，摧毁中国境内供美军使用的航空基地，削弱美军从中国大陆轰炸日本及其海上交通线的能力；第三，则是重创国民政府军队，改善日本在中国战场日益恶化的战略处境。
　　豫湘桂会战是一场大规模跨境会战，整个会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1944年4月至5月的豫中会战，日军从河南发动进攻，突破第一战区防线，郑州、许昌、洛阳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随后是5月至8月的长衡会战，日军沿湖南继续南下，长沙失守以后，双方围绕衡阳进行了异常惨烈的攻防战，国军第10军坚守40余日，最终在伤亡惨重、弹药粮食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停止抵抗；到了秋冬，战事又蔓延至广西，桂林、柳州等地相继失守，日军终于基本打通了贯穿中国大陆南北的交通线。
　　唐生智对这场会战十分悲观。
　　南京战役以后，唐生智就退下来了，在湖南长沙闲居。1937年的那场溃败几乎改变了他后半生看待战争的方式——大半辈子过去了，唐生智终于知道一座被宣布“死守”的首都是如何在短短数日内失去秩序，而军事命令和政治口号与真正发生在老百姓身上的灾难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距离。
　　因此到了1944年，唐生智已经很难再被报纸上的“转进”“歼敌”或者“重新部署”之类的词安慰，在他看来，豫湘桂会战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失败：大片国土失守，郑州、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重要城市先后陷落，大量部队在连续作战中遭受损失，美军设在中国南部的一批航空基地也不得不撤退或者放弃。
　　这场失败正在进一步消耗国民政府已经所剩不多的威望。
　　“烧吧，全都一把火烧光了算了。”
　　唐生智每次看到国军的“焦土政策”都会作如此悲观言语。撤退就破坏铁路，炸桥，焚烧物资；实在守不住的地方，又开始讨论什么东西必须提前毁掉，绝不能留给日军。军事上当然可以给这些事情找到无数理由，可唐生智已经见过这种逻辑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烧吧，全都一把火烧光了算了。
　　然而，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好人和坏人，每当看到这种情况，唐生智又“坐不住”。
　　“你们今天烧一间老百姓的房子，说这是为了抗战；明天再烧一条街，也说是为了抗战。日本人把老百姓的命都要了，你们撤退以前还把他们的家烧了！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害中国人！国民政府完了啊！中国完了啊！”
　　唐生智每次都义愤填膺，可惜已经没有多少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了——毕竟他已经失去了权力，也不得不放弃权力。然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传话，说外面有人要见他。
　　“谁？叫他滚，老子正烦着呢！”
　　坐在自家宅院里，唐生智气不打一处来，但佣人却说此人执意要见他——来人自称新四军军部作战处副处长，也不绕弯子，见面便说自己缺物资，要粮食、药品、布匹，能弄到什么就要什么。
　　“他在老百姓之中很有威望，也许唐先生您该见见。”
　　佣人又做了一番解释，说这人什么都会干：缺兵的时候拿枪上阵，打完仗钻出战壕又能和农民坐下来算账。豫湘桂会战打得一塌糊涂，他竟然还能在山沟里带着老百姓折腾出一套土办法维持信贷和物资周转，据说硬是让不少人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还有当地百姓给他送过锦旗。
　　“行吧，叫他进来吧。”
　　唐生智心不在焉挥挥手，直到那个人走进来，他抬头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
　　“老王？”
　　对方站住了，唐生智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老王，你原来没死啊！”
　　七年了，故人久别重逢，然而这些话语却没有得到唐生智想象中的回应——因为老王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唐先生，别来无恙。”
　　没有玩世不恭，没有贫嘴，甚至没有笑，唐生智脸上的喜色僵住了，因为他发现眼前这个人已经和记忆里的老王完全不同了——不只是性情，甚至连面相都有些变了。他消瘦了许多，眉眼之间压着一种散不开的阴郁。过去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能胡扯几句的人似乎已经彻底消失了。别人说笑，他不附和；别人争论，他也很少插嘴，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听，唯独提到日本，他才会突然变得锋利。
　　这个人现在厌恶日本，极其厌恶。
　　然而说厌恶都有点轻了，应该说一种近乎刻进骨头里的仇恨。七年光阴把他身上原本那些模糊复杂甚至玩世不恭的东西似乎都被磨掉了，他失去了一切，只剩下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意识——无论内部有什么矛盾，中国都必须先活下来，日本必须被赶出去。可即使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也很少激动，他说得平静，甚至平静得让唐生智不舒服。他有点不习惯把这个人称为“老王”，但又不得不承认他是老王。
　　“老王啊，你这些年到底经历什么了？”
　　“也没什么。”
　　“什么叫没什么？”
　　老王不说话，倒是旁边的新四军警卫员忍不住插嘴：
　　“唐先生，莫提了，老王这几年经历的苦难远超你想象。”
　　“老王，南京以后呢？你家里那些人怎么样了？”
　　唐生智没有理会这个插嘴的警卫员，他继续问，但是老王依旧很平静。
　　“走散了。”
　　“那你没找？”
　　“找了。”
　　“那你咋一个人？”
　　唐生智还想追问，警卫员却替他回答了：
　　“老王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没找着呗。”
　　警卫员简简单单一句话便把后面的事情全部盖住了。究竟怎么走散的，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老王这些年去了哪里，又为什么会从当年那个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人继续说，而唐生智也终于意识到有些事情不能再问了。
　　话题就此打住了，然后就是关于物资的事——挺复杂，不是一两句就能解决的，所以老王只能赞助在唐生智那里几天长谈。不过在聊完后，警卫员倒私下找到唐生智问了另一件事。
　　“唐先生，你这里认不认识西医？老王现在有严重的睡眠障碍。很久了，经常整宿整宿不睡。有时候天亮了还坐在那里。能不能给他弄点安眠药？让他睡几个钟头也好。”
　　战火四起，睡不着是常事，所以唐生智托人弄到了一些安眠药交给老王。最开始似乎确实有用，可是没过多久，唐生智便发现事情有些不对——他老王会故意多吃安眠药。其实他知道自己应该吃多少，却偶尔会多吞几片，然后什么都不做，只躺到床上去。他似乎并不是单纯想治失眠，而是想让药物把自己拖进一场尽可能漫长的昏睡里。
　　睡得越久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用想。
　　那段时间老王在唐生智家里住着，所以唐生智确实发现了。他对老王这种消极的行为很不满，当场把药瓶夺了过去。
　　“老王，我问问，你在干什么！”
　　“睡觉。”
　　“睡觉要吃这么多？你这是自杀的分量！”
　　老王不说话，唐生智一下子火了。虽然他早已不是老王的上级，可那一刻还是拿出了过去训人的架势：
　　“老王啊老王，中国现在还在打仗！河南丢了，长沙丢了，衡阳还在死人，到处都在找人、找枪、找粮食！你倒好，跑到这里拿安眠药把自己灌晕？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手底下还有多少人等着你？像话吗！”
　　“知道了。”
　　“以后还吃不吃？”
　　“不多吃了。”
　　“保证？”
　　“保证。”
　　“一个个的，都是逃避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既然还活着，就打起精神头来！”
　　唐生智把药收走了，而老王后来确实没有再当着他的面乱吃药，可药可以收走，有些东西却收不走。当时的老王依旧在新四军，他没有公开说过自己想死，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革命；第二天天亮以后，他照样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事情，可不知道为什么，唐生智总觉得他身上笼罩着一股越来越浓的死亡气息。
　　这个人还在拼命活着，却已经不怎么留恋活着了。
　　他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