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雀》山月崽

151、第 151 章 死亡已

　　死亡已至。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守军以侵犯主权为由拒绝日军入城，于是7月8日凌晨，日军炮轰了宛平城——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掀起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在华北接二连三受到日本攻击时，中国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然而日军在战场大量调用飞机，对南苑、北平外围阵地及交通线大肆轰炸扫射，守军既无防空之备，又无空中支援，损失惨重。
　　7月28日，北平外围战斗激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相继战死。
　　7月29日，北平基本失守。
　　7月30日，天津失守。
　　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相比，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飞行员训练、维修体系、防空配套可谓处处捉襟见肘。飞机既是重要战力，也是昂贵耗材，在中央统一调令之下，华北的飞机很快被抽调转向华东、上海、南京一线，只留下寥寥数架增援。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这几架零星的飞机无异于以卵击石。与其说他们起了什么实际作用，不如说他们是以血肉之躯完成了最后的见证：
　　华北已经全面沦陷，而一些英勇的尸骸仍在飞。
　　夜晚，硕大寒冷的夏月升起来了，月光照耀着半截烧焦的尸体。他挂在树上，姿势像是要抓住什么：树枝，一片云，写着“关振华”的飞行员名牌，或者怀里那些燃烧殆尽的信件。他与他驾驶的飞机坠落了，烧毁了，皮肉在高温里早已分不清层次，有些烧成了炭，有些还留着人的模样，在月光下泛着依稀光泽。
　　他死了，他在想什么呢？也许是——
　　亲爱的梅，他今天飞过了天津，看见了中国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他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什么都是小的，河是细线，城是尘点，只有海岸线是弯的。台湾有一千一百多公里的海岸线，你以后回去了，替他走走吧。你和他在大陆住得太久，台湾的样子都快记不清了，何况日本占着那么多年，就算记得，恐怕也已经不一样了。
　　亲爱的梅，留在华北的所有飞机都陨落了，他的飞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机身着火的那一刻，他很庆幸，因为他是最后一个死的，不需要目睹更多的死亡。长官说他们一定要在华北等待，等南京下命令后会有补充战力，他临死前还以为是真的。
　　亲爱的梅，月亮是亮的，海岸线是弯的，他没能按照约定回去见你，也没能娶你，你原谅他吧。
　　他是你的——
　　风一吹，他残留的半截身体轻轻晃了晃，最后一点未曾被烧毁的眼球掉出来了，像一盏挂坏了的灯笼。

　　摇摇欲坠。
　　华北沦丧，国共双方进入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僵局，然而这一切与老王并无交集：无论是赴延安还是上庐山，他都没有再做相关的工作了，所以得以在南京与画匠过了最后一段正常的生活。然而，琼先生可谓波澜起伏：西安事变之后，蒋中正终究没有原谅他，还是将他从经济顾问的班子里一脚踢开；好在宋美龄从中斡旋求情，他才得以保全教职——可惜不是国立中央大学，而是不那么知名的金陵女子大学。为了避避风头，琼先生从原先的公馆搬家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公馆里书太多了，老王不得不来帮手，可是即便如此，扫除灰尘和清点书籍都花了整整两天。
　　“你住的地方可千万别着火，否则全是纸张易燃物。”
　　大扫除时候老王对琼先生开玩笑，琼先生说着火倒是不会，但上火是真的。自从当全职“书疯子”后，基本是白天登台授课，夜里伏案著文。这样投入的好处是暂时从低谷抑郁中走了出来，坏处就是容易“上火”，尤其是见到日本最近流行的三条中国史言论：
　　其一，满洲本非中国固有领土论：声称东北自古便是独立于中原的化外之地，日本占领不过是还其本来面目；
　　其二，大东亚共荣论：鼓吹日本领导亚洲各民族共同摆脱西方列强压迫，中日本是同文同种的兄弟，合则两利；
　　其三，鞑虏积弱招祸论：将中国近代的屈辱全然归咎于清朝的腐败懦弱，认为明朝之后再无正统中国，暗示日本外力介入是一种还原正统的文明开化。
　　这些论断不仅传播甚广，甚至令许多西方人趋之若鹜。因为明治维新已令西方人对日本刮目相看，他们便本能地将日本视作亚洲文化的执牛耳者，凡日本学者所言，皆以为文明之声。当时《大公报》有个外国人资助的历史文化专属小刊，此类扭曲言论充斥其间，好些历史学者在上面轮流吵架，公众们遂给该刊物取了个诨名，叫作“大公厕”。
　　“三教九流在里面喷粪，今天你把我投厕了，明天我把你处刑了。”
　　“哦，我知道啊，‘大公厕’嘛。”
　　“你看过吗？”
　　“没看过，我是个有文化有素养的人。”
　　老王尬笑几声，而后把目光移往了别处，甚至还吹起了心虚的口哨。
　　瞧，对老王这种人文历史门外汉而言，他都知道“大公厕”没啥好看的，然而琼先生偏偏每期必读，每周必战，他把那些刊登他回复的期数给老王看：
　　“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一说——屎。东三省自汉武帝设四郡，历经唐之安东都护府、元之辽阳行省，所谓化外之地不过是强词夺理。况且‘化外’出自《唐律疏议》，原指朝廷刑律暂不施行之边远地区，是羁縻治理的变通之法，而非主权放弃的声明。”
　　“大东亚共荣论——屎。若中日果真同文同种、合则两利，为何甲午之后日本索台湾、割辽东，勒款两亿两白银？”
　　“鞑虏积弱招祸论——屎。清人入主近三百年，早已是中国一部分，其腐败者当由中国人自行革新，从未有哪条文明公理写明中国积弱便可由外邦代为开化。再者，‘开化’本是福泽谕吉对civilization（文明）的意译，到你们这反而等同于‘不要脸’了。”
　　……
　　总之，谁把这类言论投进“大公厕”，琼先生就把谁挂起来鞭尸，老王翻阅琼先生的剿厕文也不得不连连赞叹，说琼先生和伊万诺夫真是各有各的猛——前者的子弹是文笔上的，后者的子弹是物理上的。琼先生自嘲，他现在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出息，毕竟文笔的子弹毫无用处，还是拿真枪实弹把人脑袋爆了好些。老王不否认，但他依旧很看好琼先生：不知怎的，他觉得伊万诺夫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琼先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天津被轰炸了，你最喜欢去的起士林也被炸平了。”
　　“哈，无所谓，对我又没什么特别意义。”
　　老王言语，琼先生假装无所谓地耸了耸肩，然而在老王随后递给他一个从仓库里扫出来的锡兵时，他脸色就变得不太好了。
　　“丢了吧，以前的旧玩具。回忆逝去，旧物件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琼先生言语，于是老王就把那个锡兵丢进了垃圾桶。周日中午，房子扫完了，也搬完了，老王说自己接下来八月会去上海作抗日筹备，恐怕会非常忙碌，几个月不回南京都有可能，所以琼先生一定要多多照料画匠。
　　“留在南京能有什么事？除非他突然穷困潦倒了。”
　　琼先生没当回事，他答应了老王。在老王离开后，琼先生打算再去拜访一次宋美龄：毕竟留在学校里终究不算长远之计，也许对方还能再同蒋中正说点情，给他寻得其他一官半职。为了给宋美龄留下些好印象，琼先生换上了一套曾经被她赞许的衣服：浅蓝色衬衫内搭，系一条有椭圆形花纹的深色领带；外套是淡驼色的修身西装，胸袋里还精心折了口袋巾。
　　周日是作礼拜的日子，宋美龄信基督，下午肯定在她惯去的中华基督汉中堂。那天下午，琼先生就穿着这一身站在南京夏日芜杂的花丛里，他等啊等，终于等到一个人来了，然而不是宋美龄，是柯克兰神父：他抱着一本《圣经》，穿着一身丧葬似的黑色长袍，前襟垂着两条浅灰白色圣带，可能是因为要阅读什么细小文字的缘故，他还戴了一只单夹片眼镜。
　　“怎么是你？”
　　琼先生感到不悦，本能要说些刻薄的话，然而柯克兰神父并没有理他，只是漠然地穿着那身教堂的修道服穿过了花丛。“当——当——”教堂钟声响了，柯克兰走进了那些向神像流泪祈祷的人——他们都是二十九军遇难者的家属。这些可怜人的衣裳是素的，有几个还系着白布，他们白茫茫跪倒在神像下哭：有人在克制的啜泣，有人在撕心裂肺的嚎啕。
　　“既然神爱世人，为何还要叫世人受苦？”
　　一个妇人跪在地上，匍匐着，悲痛地撕扯柯克兰垂下的黑袍，哭声一阵一阵地涌上来。柯克兰神父的脸上却有一种神像般的神情——冷漠？悲悯？抑或，冷漠本就是神对人悲悯的方式……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来基督堂，他的母亲哭着，他也开始哭了。柯克兰神父给了那孩子一个锡兵玩具，他暂时不哭了。
　　总之，众生悲号，柯克兰神父却依旧是个无相的人。
　　“有振华的消息吗？”
　　晓梅跑来了，她身上带着手术台的血腥味，连护士服都没来得及脱掉。柯克兰神父说他祈祷的阵亡士兵名单里没有关振华的名字，兴许他还活着，只是暂时失联了。
　　之后，更多人来了，很多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的恋人曾在神像下发誓会回来……
　　“他还活着吗？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死了！为什么，他怎么能死……”
　　现在琼先生知道为什么柯克兰神父要戴单夹片眼镜了。华北沦丧，二十九军遇难者多达成百上千人，死去人的姓名密密麻麻在纸上排列着，即使单算信基督的也有足够数量了。神爱世人，柯克兰神父一个一个地念，一个一个地划去，喜极而泣的哭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声在汉中堂混合着，于是琼先生终于手足无措了，他穿着那身体面的衣服站在花丛里，花丛蒸发着夏日来临的热气，又芜杂，又彷徨。他不得不在那样复杂的虚无里离开，可是路上又碰到了魏特琳和拉贝。
　　日本要对上海开战，届时南京肯定会收留许多从上海及其附近过来的难民，所以魏特琳和拉贝牵头成立了国际安全委员会。见到琼先生，魏特琳赶紧拉住了他，她以金陵女大校长的身份竭力说服琼先生入会，而拉贝也列举了诸多影响力好处。
　　“如果您愿意成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您是个慈悲的人。”
　　慈悲，像教堂的神像一样慈悲吗？
　　天气好热，树上发出聒噪的蝉鸣声，琼先生不想再留在汉中堂附近，于是他没经考虑就入了会——只为摆脱魏特琳和拉贝，或者柯克兰，或者，1937年的那个夏天。

　　禁忌的爱。
　　1937年夏天，嘉龙跟着上海保安团的其他人一起挖战壕。7月中旬，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在虹口、杨树浦一带频繁调动，他们的军舰游弋于黄浦江上，炮口就正朝着岸边。8月9日，一名日本海军中尉强行闯入虹桥机场，他被中国卫兵击毙，日方随即以此为由向上海增兵，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
　　放弃是不可能的，难道也要让上海沦丧了吗？大规模的抗战准备开始了，可是嘉龙却感觉自己三心二意，他既紧张防御工事的进度，又紧张苏州河边是否会出现香雪的身影。
　　“王嘉龙，有人给你送洗干净的衣服来了！”
　　团长呼喊，嘉龙满身污泥，但他高兴地丢下铁锹就往河边跑。他跑呀跑，谁知道见到的是提着篮子的老王——他今天刚到，是到上海来做战前筹备工作的。酷日难耐，嘉龙这样子一看就没少遭罪，还好走之前把家里衣服带上了。简单问候后，老王赶紧把灌满的水壶递过去，谁知嘉龙满脸失望。
　　“不是说送干净衣服……老王，咋是你送啊？”
　　“瞧你这话！我亲手洗干净的衣服，不是我送是谁送，基督堂的上帝吗？”
　　老王纳闷，嘉龙沮丧地拿起水壶，“咕嘟嘟”喝光后就要回去，结果团长又来通知了。
　　“王嘉龙，又有人给你送洗干净的衣服来了！”
　　团长再次呼喊，香雪提着洗衣篮子来了，嘉龙立马丢下老王跑去和她说话，不时“嘿嘿嘿”“哈哈哈”，声音都亮了两个度。
　　“那个，我昨天把去香港的通行证给了你，你啥时候走？”
　　“之后再说吧，我以后是想离开上海，但不是现在。”
　　沉默了三秒，嘉龙又开口：“路上好走吗？”香雪看了他一眼，嫌弃地提着篮子走了。嘉龙脸红了，转过头去“哈哈哈”痴笑了两声，假装在看苏州河的水——他完全忘了老王就站在三步开外。待嘉龙意犹未尽、一步三回头地走回来，老王却在战壕边贱兮兮地笑：
　　“她是谁，是不是跟她谈恋爱了？”
　　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老王并没有认出她是当年在苏州的香雪。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和她是非常纯真的友谊……”
　　嘉龙急着否认，脚步连连往后退，一脚踩上了铁锹片——铁锹立起来狠狠打到了脑瓜子，打得他眼冒金星。老王看得哭笑不得，他撸了一把嘉龙脑袋：
　　“瞧你这点出息，老大的人，谈就谈了。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没表白过，也还没拉过手。我对她的情感很禁忌，因为，那个……她年龄比我大点，是我战友的……唉！反正我的行为不道德！我跟你讲不清的，挖战壕去了！”
　　掩耳盗铃，嘉龙拿起铁锹跳进坑里，老王故意站在战壕边上喊：
　　“逃什么，越禁忌的爱不是越刺激吗？”
　　“老王，收声啦！”
　　老王心眼太坏，嘉龙被逼得开口讲粤语了。

　　大厦将倾。
　　日本要对上海开战，彼时唐生智生了一场大病，手术卧床使得他不得不把所有在上海的筹备工作都压给老王；与此同时，陈诚也要到上海去做军队部署指挥了。在上海，王陈二人再次见面，两人最忧愁的都是日本会打到南京来，然而他们还是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虽然现在日本四处宣扬“对华一击”，但毕竟南京是中国首都，如果要攻围，那在战略上将是相当愚蠢和鲁莽的；其次，美英苏等国都注视着日本，假如日本真要攻打南京，那这个国家也基本失心疯了——它完全抛弃了国际影响；最后，中国军队对上海的保卫有相当大的准备和信心，单预计投入的兵力就达三十万，与华北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况且现在蒋先生也在南京，我们也必然要随同了。”
　　“是啊，还是对蒋先生保留些希望吧。”
　　“可是老王，你对蒋先生真抱有希望吗？”
　　眼前黄浦江泛滥，陈诚真希望老王能就张、杨的审判给予回复，但是老王没有。
　　“老陈，我只对中国抱有希望，如果蒋先生不再能代表中国，那我也就不会了。”
　　“好吧，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彻底分道扬镳，但我希望你我仍旧是朋友。”
　　虽然忙碌，但还是有希望。人有希望就会闲聊，闲聊时候陈诚又说起之前放河灯时候：他其实也没写什么打仗大捷，写的是“希望中国和平”，而且他自信自己的美术水平是所有人里最好的，毕竟就他的河灯没沉，其他的丑东西都沉了。
　　“我怎么感觉你在点名道姓？”
　　“哈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美者自美，丑者自丑。”
　　“行了拉倒吧，这么有文化，咋不和琼先生一起辩历史去呢？”
　　“我哪敢和他辩，但凡辩一句，他能把我投在‘大公厕’上。”
　　“老陈，难道你也爱看‘大公厕’？我其实一直爱看，但就怕被圈子里的人嘲，说我没品。”
　　“老王，巧了呀，我也是每期必看，还不敢和人讲啊！咱俩又低山臭水遇知音了！”
　　江水滔滔，难兄难弟又一次喜笑颜开，两人郑重地握了握手，并开始规划起上海保卫战结束后的公休假。陈诚说他忙得两眼昏花，完事后想找个僻静地方修整一段时间，老王提议陈诚考虑在苏州短租间房子，即使是乡下的也很好。陈诚同意，说到时候一定在苏州请老王“农家乐”，届时太湖的虾蟹鱼也到金秋十月丰收的季节，可叫个乡下厨子来烧菜。
　　十月难道就能结束这场战争吗？
　　一言为定是假的，只能说希望如此吧。

　　不抱希望。
　　在南京待久了，陈昌明已经能分辨出政客的花言巧语。在所有人，包括蒋中正都在笃定日本不会攻打南京时，他却坚定地持以相反意见：日本是迟早会打到南京来的，因为中国太弱了，根本赢不了上海的战役。所以早在六月，陈昌明就给女儿陈婉云办理了退学手续，要带着她回新加坡去了。
　　临走的时候，陈婉云把自己的钢笔送给了同桌王小珩——那支曾经被王小珩偷窃的钢笔。
　　“你不是一直想要吗？现在我也不上学了，你留着吧。”
　　“我留着干啥，难道你还想叫我再挨一顿打吗？”
　　“你留着它记账，记账总需要笔的。我相信你会成功，你身上有种奇怪的魔力。”
　　陈婉云话音未落，王小珩已经干脆利落地把钢笔收下了——这种态度叫陈婉云有点羡慕。王小珩是个特立独行的女孩子，拽拽的，劲劲的，和她家里那位老王有几分相像。但和老王不同，王小珩不会把自己的生存意义押在任何人身上，她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和其他随波逐流的少女们不同，王小珩一直在思考自己适合做什么，上了一段时间学，她便知道自己不擅长应试，却也早想好了出路：她会去做生意，像娜塔莉亚那样当个女商人。
　　陈婉云则不同，她没有什么真正的生活兴趣。她一直在画画，但其实并不喜欢画画，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是界定自己的一种方式。大概因为青春期的焦虑与迷茫，她一边艰难地画着，一边吃个不停，体型一度胖到不受控制。到新加坡后，陈婉云本想像王小珩那样找到自己的方向，父亲却一刻也没停，马不停蹄地给她张罗相亲。她每天都在相亲，每天都在崩溃，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从一个女学生变成了一个以相亲为业的女人。更糟的是，她一直以为父亲待她好，却听见他和别人闲聊时打趣：
　　“再不出售，好货也过期了。”
　　陈婉云非常愤怒，问父亲：既然迟早都是要被出售的，当初为什么还要让她上学，还要对她察言观色？父亲的回答是：不这样，陈婉云没办法“上嫁”。
　　“上嫁才会有好生活，战乱时候尤其如此，除了父母，还有谁为你人生如此打算？”
　　那天陈婉云摔了门嚎啕大哭，她爸冲进来，说她不知好歹：
　　“你哭什么哭，想想那些留在中国的女孩子！我告诉你，等日本人打进南京，她们一个都活不了。你倒好，胖成这样，还有脸在这里哭！”
　　“不要了，这一切我都不要了！”
　　“给我滚出去！”
　　陈婉云赌气出了门，身上没有一分钱，最后还是灰溜溜回去了。父亲也缓和了态度，叫人给她做了许多新衣服，每件都很漂亮。陈婉云便把心思放在搭配和打扮上，她想，这样就够了——打扮得漂亮，作为一个女人，这样就够了。
　　相亲时，对方是个开橡胶厂的大马华人，婆婆嘲笑她父亲不过是从中国回来的落魄户，她家还想着上嫁。陈婉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评价，她觉得天下家境好些的女孩子大抵如此——保持身材，然后上嫁。只是陈婉云一直没有瘦下来，始终维持着宽阔的体型，婆家倒也满意：大屁股的胖女人好生养。
　　很快，陈婉云嫁了人。婆婆给了她很多钱，每天打麻将，她似乎拥有了某种自由。作为当家女人，婆婆教了她一门必修课：捉奸。听到“捉奸”要当作一门课来学，陈婉云笑出了声。知识本该是用来充实自己的，如今却是为了这个。然而这就是许多南洋女人的必修课，因为丈夫四处做生意，身边总不缺新的女人。
　　捉奸的效果卓著，陈婉云很快便发现了丈夫的出轨，于是婆婆教了她第二课——忍耐。
　　很快，陈婉云怀孕了。而王小珩呢？
　　“4＋2＋5＋3＋7……”
　　王小珩真的在用她送的那支钢笔记账，虽然金额很小。
　　八月，日本正式进攻上海，王小珩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她把小商店的零食批发到金陵女大，卖给女大学生，有时也兼跑腿送信。每次记账，她都会从布套里郑重地取出陈婉云送的那支钢笔，畅想自己日后发达了，去新加坡看望陈婉云的情景。
　　“心怀希望。”算完账，王小珩在账本上写了一遍又一遍，“要相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