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可笑》雪满梁园

3、皇帝 皇帝的职责

　　能够成为皇帝，是皇帝在十四岁以前万万不能想也无需去想的事情。作为兴王世子，他出生在安陆，成长在安陆，安陆的气候湿润，山明水媚，少女们的皮肤洁白得像新磨出的米浆。然而安陆的一切都不属于他，也不属于他的父亲，它先是属于他的伯父，然后是他的堂兄。他和父亲一样只是暂住在安陆，做天下最富贵的囚徒，然后耐心的等待着他未来的侄子，或是侄孙兴之所至，将他移居到另外一个封国去，让另一批地方官员继续监视着他和他的子孙。

　　然而他的堂兄没有能够给大明留下一个继承人，孝宗一脉从此断绝，国家的主人从此换做了兴王血胤。皇帝带着一颗少年人敏感的心离家千里来到京城，在感受到他应得的权力之前却先感受到了压力。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从官员们要求他以皇太子的身份从东华门进入皇宫的时候起，他便已经察觉出了自己这个嗣皇帝身份的尴尬。当时皇帝的口音，在官话中还夹杂着一些安陆的特点，譬如他偶尔会把自己称为“谮”，或者把杨廷和称为“杨先僧”，这舌尖上的一点点失误，就像皇帝血缘上的一点点偏差，虽然无伤大雅，但究竟还是惹人侧目。皇帝也一直没有想明白，自己的故乡究竟应当是凤阳还是安陆还是京师。在周围人的眼中，年少的皇帝是个少言的人。当他真正开始说一口纯正的京师官话，并且不再惧怕在阁臣面前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已经是嘉靖三年左顺门哭谏一事之后了。

　　皇帝不喜欢一部分文官，从他们不许自己从大明门入城，不许自己称父亲为父亲，从他们聚集在左顺门大哭，直到徐福达这个案子中，他们不肯接受自己几次三番的暗示和明示，定要将大礼议中的功臣郭勋除之而后快，诸般劣行，都让皇帝心生厌恶。

　　这些穿着禽鸟补和獬豸补的官员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他们如飞蝗一般拉帮结派从不退后，并且愈挫愈勇，他们肆无忌惮的言论使得皇帝时时都感觉到不自在。皇帝在公开的诏令中常常对已故的堂兄明褒实贬，颇有微词，但是几年之后，他却也有些体谅了堂兄的心情——毕竟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情愿收到约束的，尤其此人还是皇帝。

　　然而杨一清最终也出面说话了，杨相现下还是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挟着陕西三省的军务。他的面子，皇帝不能不买，只能暂且打消了亲审李案的念头。时入四月，皇帝又下旨，命令三法司再次在午门前审理李案，相较起从前温和的试探，皇帝这一次在诏令中明白告知众人：“若再似前次不备公道，偏信一面之词，以致是非不分，诬陷人罪，朕定行亲审，干碍原问官员，问重治不饶。”

　　案件尚未开审，皇帝便已经给与审官员们扣上了“不备公道”、“诬陷人罪”的帽子，并且明白威胁要“重治不饶”的情况下，四月四日的三法司、镇抚司和锦衣卫的司法官员仍然油盐不进，刑部尚书颜颐寿在一审之内两次向皇帝上疏，宣称张寅确系李福达本人无误。京城四月的天气已经转热，有人注意到，在午门广场无遮无拦的阳光下，颜颐寿的官袍两肩全部汗湿，如处伏夏。

　　此等结果当然不能使皇帝满意，皇帝当日即下诏，斥责一干办事官员，称：“死刑大狱，似此苟且粗率，有负委任。干碍应参官员，一并参来处治，不许仍回护似前。”

　　颜颐寿在此审后又单独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疏，细细例举了李案中所有的证据，又重新向皇帝阐述了案情发展的原委。皇帝对他的答复是：“前日会审之时颜颐寿并聂贤等言说，只要招和他们的意，事情何以得明？其出位喧嚷者，待问完一并处治！”

　　随后刑部主事唐枢再次给皇帝上疏，疏中将皇帝事先指出的疑惑一一详加剖析，希望皇帝能够回心转意，皇帝对他的答复是：“唐枢这厮好生轻率狂妄，出位奏扰，本当拿问重罪，从着宽为民。”

　　杀鸡却未能儆猴，唐枢致仕，文官们的弹章还是蜂拥而至。当皇帝发现，自己已经不能从司法程序中找出三司等人在审案中的过错时，遂在四月十六日，下旨将为薛良翻案的监察御史马禄发镇抚司收侯问罪，令颜颐寿待罪问案，使徐文华和聂贤致仕，重新调了刑部左侍郎刘玉和前往山西勘事的毛伯温重组三法司，由锦衣卫主持，于八月三日于午门前再次多官会审。

　　八月三日会审的结果仍然使皇帝失望，这次连他最信任的锦衣卫也背判了他。虽然主审长官和与审文官多为待罪，但是案件的结论仍旧维持原判不变。

　　刚满二十岁的皇帝已经满心沧桑，在深宫中深感孤独和失落，他其实不在乎张寅到底是不是李福达，也不再在乎郭勋会不会获罪，皇帝在乎的只有大礼议时从官员手中争夺得的那点东西是否会再度失去。张寅只是一个小民，郭勋也不过是个侯爵，他生他死，他是清白是冤屈，皇帝并不认为这是自己职责内的事情。皇帝的职责，只是在于要让一些人知道，三法司上，还有天子。

　　八月五日，司礼太监赖义传达了皇帝一道旨意：“礼部左侍郎桂萼着刑部，兵部右侍郎张璁着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着大理寺，都着署掌印信，仍不妨本衙门事。”

　　张璁和桂萼，素来见鄙于士林。推及缘由，大概便在于此二人便是大礼之议的始作俑者。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