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母玛丽安》昼白夜明

19、第 19 章 病人

　　半个月后，州政府就对我提起了包括持枪抢劫、一级谋杀、袭击警员在内的多项重大指控，面对一个接一个如山的铁证，乔纳森没有任何可供辩驳的余地，他只好劝我申请“精神错乱辩护”。

　　“你也觉得我是精神病？”

　　“那难道你想在监狱里度过整个下半辈子？”乔纳森显得很无奈地捋了捋前额的头发。

　　“玛丽安，现在不是我觉得的问题，好吗？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我真的听不明白，不过显然，你自己现在也搞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那怎么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先保住你的生命，为你争取相对更短的刑期，不至于让你余生稀里糊涂地老死在监狱里，这就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

　　“拜托！签上你的名字。”他说着又将桌上的纸张更近地推向我。

　　对于他在经过被挟持后，仍然愿意作为我的律师为我出庭辩护，我心存感激，真的，可问题在于我根本不相信自己是个精神病人，自己都不信的事情，却妄想借此逃脱审判，不是很可笑吗？

　　更何况，提出接受精神鉴定，就等于承认自己在犯罪过程中精神错乱，也就等于了认罪。

　　可是我从始至终都不认为那一切是我做的。

　　“一旦签上这个名字，我就再也没办法证明，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了。”

　　我望着乔纳森，还是将面前那支笔，退还给了他，“抱歉，我不想变成一个疯了的精神病人。”

　　乔纳森没有再说什么，收起文件就离开了，我本以为他也许会拒绝继续为我辩护，但在下一次开庭前，他再一次出现，并且这一次，他带来了检方指定的心理鉴定专家，为我进行精神鉴定。

　　他在警方的查案记录中，找到了我曾经接受过心理治疗的病例，以那些病例向法庭证明，我具有一定的疾病倾向，并且无法自主察觉自己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借此申请到了强制心理检查。

　　“你想要我说谎吗？”我质问他，“难道你以为说谎就能骗过那些人？”

　　乔纳森摇摇头，“当然不，事实上你只需要诚实地说出，你对我说过的那些就够了。”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当所有人都已经潜意识中认定你是个精神病人，那么你最困难的其实是怎么证明你自己没有疯。

　　经过连续一个月共计6次的面对面检查评估后，检方出具文件，认为被告——我确实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及妄想症，虽然目前几次评估，没有观察到有其他人格出现，但不排除存在多重人格。

　　综合情况显示，被告在案发过程中，存在精神错乱，无法分辨事实情形的可能。

　　以上结果仅供法庭参考，不得用于其他公开途径。

　　这份文件获得了法官与陪审团的认可，两次庭审过后，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夕，我住进了州立精神病院。根据判决，我会在这里先接受为期一年的治疗，期间由主治医生定期评估我的心理状态。

　　我的主治医生是哈里森，是个很严肃的中年男人，习惯板着一张长脸，带幅无框眼镜，头发和胡须永远修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每次和我见面，他通常拿着一支笔，随时在纸上写些什么，看起来就像个给人打分的机器人，连语速也均匀平静地好像电子音，要么发问，要么点头沉默。

　　起初我真的尝试过让自己表现得“良好”些。

　　我没有再跟任何人讲些会被认为妄想症发作的话，哈里森的一切问题，我都可以冷静且理智地回答，按时按量服用护士递过来的每种药，打针注射检查也从不挣扎，哪怕我清楚自己根本就没病……

　　可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丝毫也没有任何转变。

　　我依然是别人眼中的精神病人。

　　会因为仅仅只是安安静静吃完一顿饭，没有因为旁人某一句话没有讲对，突然发作，就把汤倒在别人头上而受到表扬，会在某个病人召开阴谋集会，宣扬自创宗教时选择走开独自看书而得到夸奖。

　　甚至负责我的病房护士，会因为愿意平常心地跟我聊天，而被同事严肃告诫：“我得告诉你，你得离这些人远一点，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善良地对待他们，但是……保持和患者的距离，好吗？”

　　“是，她曾经是个生物学博士，但你知道，天才和疯子可比天才和普通人，往往要相似得多。”

　　“你知道307号房的病人吧？”

　　“他本来是负责109号房病人的主治医生，但因为长期近距离接触，他被她的思想世界所折服，他爱上了她，不顾一切也要追随她，看看他现在……我打赌你不会想变成他们中的一员的。”

　　两天后，那个护士就被调离了这个病区，之后，我没有再见过她了。

　　我开始感到没办法忍受。

　　这里没有一个人真的在听我讲话，包括哈里森，他每次都在那张纸上写着什么呢？

　　我真受不了把自己扮演成个听话的白痴，努力让自己的每句话显得“正常”且“平庸”，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忐忑着他手中那只笔，在纸面上划出对我的打分，而那些指标关系着我的余生。

　　我受不了了！

　　最重要的是那些药——那些药对我并不是毫无影响的。

　　它们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显著降低神经活跃度，哪怕只是少量间歇服用，也让我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昏沉，停药期间，更会引起身体各项激素系统的强烈反应，让我情绪焦躁，记忆力、注意力下降。

　　当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渐渐地竟然看不懂杂志上的论文时，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试图偷偷藏起药片，再趁着上卫生间的时候冲进马桶里，可不幸的是，不久我就被举报了。

　　那个该死的告密者！

　　她居然悄悄跟着我，爬上隔间顶部监视我，然后报告给了护士长，就为了从护士长那里换一个月的病区秩序管理员“特权”——毫无疑问，那个贱人如愿得到了特权，另外，还有我的一拳头。

　　因为这次的藏药和攻击，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在一夜之间归了零。

　　我再也装不下去了。

　　我变成了整个精神病院最难搞的病人，甚至危险，我拒绝吃药、多次试图逃跑、攻击医护和安保，他们不得不用镇定剂制服我，然而我正怀着孩子，这就导致他们不能够持续使用药物控制我。

　　哈里森开始使用皮带扣，将我束缚在病床上，我只能依靠绝食抗议。

　　他不能任由我饿死。

　　因为那触犯了联邦人权法，但可惜并不是我的人权，而是我身体里那个已经六个月大的胎儿的人权——若病患孕妇在治疗期间无法自主控制行为，而做出伤害胎儿的举动，主治医生有权制止。

　　他们往我的手臂上扎针，输送营养液，但营养液只能维持我的生命体征，不是个长久的办法。

　　他还需要保障胎儿能够顺利降生。

　　于是，哈里森向州法院提交申请，提出对我短暂使用电击疗法，以降低我的大脑神经反应度。

　　某个该死的法官批准了。

　　我被绑在病床上，推进治疗室，护士往我的嘴里塞进硅胶保护器，仪器开启，轻微地嗡鸣中，我看见哈里森的脸，他压在我的头顶上方，把双手靠近我的太阳穴，我用尽全力地想要挣扎——

　　下一秒一股强烈的剧痛仿佛无数根针刺入了我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