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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晚 蝴蝶与铁笼 一、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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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生
林昭死在二十五岁生日那天。
准确地说,是死在给沈渡洲送生日蛋糕的路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整座城市被霓虹灯和圣诞装饰裹成一只巨大的礼物盒。她骑着她那辆破电动车,后座绑着一个手工蛋糕——草莓味的,沈渡洲喜欢的口味。蛋糕胚她烤了三次才成功,奶油抹得歪歪扭扭,上面用巧克力酱歪歪斜斜地写了四个字:
“渡洲,平安。”
一辆闯红灯的货车把她撞出去十七米。
她最后的意识里,看到蛋糕盒摔裂开来,草莓奶油溅在柏油路面上,那四个字糊成一团,像一摊融化的血。
林昭想:他还没有吃到我的蛋糕。
然后她死了。
死后的世界没有光,没有神,没有走马灯。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像沉入最深的海沟。
但林昭听见了声音。
是沈渡洲的声音。
她从未听过他用这种语气说话——那种绝望不是撕心裂肺的嚎哭,而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终于断了,不是“啪”的一声,而是整把琴碎成齑粉。
他在太平间抱着她冰冷的身体,额头抵着她已经开始僵硬的掌心,一遍一遍地说:
“昭昭,你回来。”
“我错了,我不该锁着你。”
“你回来,我不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回来。”
“求你了。”
林昭记得沈渡洲从不求人。
他是沈家的独子,十四岁之前是天才少年,十四岁之后是精神病院的常客。诊断书上写的是“边缘型人格障碍伴有偏执型特质”,翻译成人话就是:他爱一个人的方式,是把对方揉碎了咽下去,然后死死捂住喉咙,不让任何人看见骨头。
她活着的时候,沈渡洲做过很多过分的事。
他在她手机里装了定位器。他在她公司的每一个同事面前宣示主权,导致没有人敢跟她走得太近。他把她的护照锁在保险柜里,理由是“你出差太久我会疯”。有一次她和大学室友吃了一顿晚饭,没有及时回微信,他开车满城找了她三个小时,找到之后在车里握着她手腕,力道大得留下五个淤青指印。
他说:“昭昭,你不要离开我。”
他说:“没有你我会死。”
他说:“你是我的。”
所有人都劝林昭离开他。
她的母亲哭着说:“这个男人有病,你要被他拖死吗?”她的闺蜜直接把行李搬到她家,要带她走。甚至连沈渡洲的心理医生都私下跟她谈过:“林小姐,沈先生的病情需要长期治疗,但作为伴侣,你也需要保护自己。他的控制行为不属于健康的亲密关系范畴。”
林昭每次都摇头。
不是那种犹豫的、被胁迫的、委曲求全的摇头。是一种很平静的、几乎称得上笃定的摇头。
她说:“我知道。”
她说:“但他在努力。”
她说:“他不会真的伤害我。”
没有人理解她。
连沈渡洲自己都不理解。他无数次在发作之后抱着她哭,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把脸埋在她颈窝里,声音沙哑地说:“昭昭,我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很可怕?你为什么还不走?”
林昭就摸摸他的头发,说:“你不怕。”
她说的是“你不怕”,不是“我不怕”。
意思是:你不用害怕自己是个怪物,我不会走。
因为林昭知道一件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
——沈渡洲不是天生这样的。
她花了三年时间,才拼凑出他十四岁之前的模样。那些被锁在他书房最底层抽屉里的旧照片,那些被删除又恢复的社交媒体记录,那些他从不提起却会在噩梦里反复出现的碎片。
十四岁的沈渡洲,会拉大提琴,会折纸鹤,会在下雨天把流浪猫揣进校服里带回家。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浅浅的月亮。他写给朋友的信里说:“今天在图书馆看到一个女生,头发很长,在阳光下是棕色的,像一只小鹿。我没敢跟她说话。”
那个少年,被人用三年时间,一点一点地碾碎了。
他的母亲在他十二岁那年带着情人跑路,卷走了家里一大半的财产。他的父亲把对前妻的恨意全部倾泻在儿子身上——不是打骂,而是一种更阴毒的惩罚:控制。
父亲剥夺了他的一切社交。没收手机,注销社交媒体,禁止他出门,禁止他见朋友,甚至连他养的那只猫都被送走了。理由是:“你妈走了,你跟她一个德行,都需要被管着。”
十四岁的沈渡洲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面对一扇装了密码锁的门和一扇装了防盗栏的窗。
他试过反抗。他绝食,他用椅子砸门,他用指甲在墙上刻字——密密麻麻的“放我出去”,像某种被困在笼子里的动物留下的爪痕。
后来他不反抗了。
因为反抗没有用。
再后来,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笑了。
他学会了用父亲的方式去爱人——因为那是他唯一见过的爱。爱就是控制,爱就是囚禁,爱就是“我把你锁起来,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他的父亲用锁链教会了他这件事,然后他又想把这条锁链套在另一个人身上。
林昭知道这一切。
所以她不走。
不是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是因为软弱,不是因为“圣母心”。而是因为她看见那个十四岁的少年还活在沈渡洲的身体里,被困在一间看不见的房间里,用指甲在墙上刻字。
那些字写的是:“救救我。”
没有人来救他。
那就她来。
然后她死了。
死在给他送蛋糕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