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和柳繁 (1) 弗洛夏和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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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列宁核电站爆炸事故，以及后续无数明里暗里的斗争——至少是我参与的那一部分，是非常困难且复杂的。因为这些经历，我们在成功离开列宁核电站之后，就不愿再提起了。
你大概在旧报刊上读过不少有关那次事故的英雄事迹。那是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如果被公布的事实只是片面零碎、而有强烈诱导性质的信息，那事实就比谎言更可怕。
20万的清理人和科研工作者，对于个人身份的认知更倾向于受害者而非无名或有名的所谓“英雄”。这其中，就包括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柳繁。是的，联盟从没提起过，这场事故有共和国的人卷入其中。不止如此，我可以提前告诉你，列宁核电站还有更可怕的秘密。
柳繁是共和国的科学家。其实不止她，还有其他7名来自共和国的科研工作者，在列宁核电站待了六个多月，他们所遭受的完完全全就是无妄之灾——不止是辐射无声的摧毁。他们的名字和经历在联盟解体之前始终是高级机密。
柳繁和我的故事，要从80年她作为共和国公派留学生，到国立大学修读核物理专业说起。我当时的专业是高能物理学，而实际上我所崇拜的是更加有趣而充满挑战性的量子力学。在80年代的时候，联盟对于自身核物理的发展水平已经到了过度自信的地步，核物理逐渐向技术型的专业转变，大学教授普遍都偏向引导学生向更深层次的微观世界或更广袤的宇宙空间进发。我其实也是这样想的，即便我后来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和你们对于科研工作者的一贯印象不同，大部分的科学家在大学阶段并不是专业满分的优等生，相反，我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成绩都在及格边缘摇摆。联盟的高等教育是非常固化的，在过去数十年，不论是教授学方法还是教材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物理相关专业的学生，其物理学知识架构，依然建立在经典力学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地跟随学校的课程安排继续下去，那么我们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就和二十年前的毕业生就没有什么区别，未来联盟的科工界和二十年前联盟的科工界相比更不会有什么进步。
因此，我们更倾向用大学有限的时间，利用学校的资源阅读一些前沿的学科著作，以及大量顶刊文章。不少学生还会整天泡在导师的实验室里。对于当时狂热追随量子力学的我来说，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图书馆编号O1和O4的长排书架[1]和主楼里系主任索科洛夫教授的实验室。索科洛夫教授对修改引力理论、原初黑洞和现代数学有着非常独特的见地。我每周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索科洛夫教授的指导下建立以及优化一些数学物理模型，然后写研究报告和论文。
我第一次见到柳繁是大一的第二个学期。那个时候，我的水平还不足以独当一面，索科洛夫教授在教导我的同时，还把所有跑腿的工作都交给了我。大概是一个周三，我翘了一节化学课，去找索科洛夫教授请教一个无论如何都解不出来的偏微分方程，但是不厚道的索科洛夫先生不仅没有帮我指出我计算上的错误，反而指使我帮他把一份实验数据，交给一直看我不顺眼的赫尔岑教授。赫尔岑教授是教电动力学的，这门课我不仅屡次翘课被发现，而且以一个非常惨烈的成绩挂科了。赫尔岑教授不止一次地拿我做反面例子来教导其他学生：“如果你也像弗洛夏·梅德韦杰小姐一样，那么我保证你的期末成绩不超过30分！电动力学是近代物理的根基！你要对专业知识负责！”
但是我的索科洛夫大人和赫尔岑教授偏偏是非常要好的合作伙伴。
“索科洛夫先生，我其实还有别的......”
“偏微分方程赫尔岑也能帮你解。反正我今天是没时间帮你看的。”索科洛夫大人一贯知道怎么胁迫我给他当零工，因为20分钟后，我已经站在赫尔岑教授面前接受批判了。
“你怎么连这么低级的错误都没发现？”赫尔岑教授轻蔑地把我递给他的稿纸推还给我。
“我......先生，我错了，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问题出在哪？”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自己看，看不出来就退学吧，弗洛夏·梅德韦杰小姐。”赫尔岑教授确实知道怎么解，但是他不告诉我。
我在赫尔岑教授的实验室里，顶着巨大的冷气压，满头大汗地看着那张写得密密麻麻乱七八糟的纸。
“插值。”忽然，我的耳边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忙转过头去，就看到了一个东方女孩。她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边，已经看了我的“求解过程”好一会儿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她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她是极容易亲近的人。她的头发有些凌乱，脸上有两个明显的黑眼圈，但是遮不住东方人特有的那种和善优雅的曲线。
“这一部分，”她的手指轻轻落在了稿纸上，“你在插值区间外用了拉格朗日插值法，这样的得到的结果是不准确的。这就是后面部分你解不出来的原因。”
她的俄语发音不是很标准，但是吐字很清晰，然而我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她吸引了。直到赫尔岑教授继续开始他对我的“教育”，我才回过神来，仔细看了看我的求解过程。是的，她说得没错，就是这个问题，是我犯傻了。
“你弄完了吗，繁？”赫尔岑教授问道。
“嗯，弄完了。数据我已经清洗过了。”
“好，看到这个傻姑娘了吗？这就是索科洛夫教授派给我们的新伙伴。如果有任何有关相对效应的问题，都可以问她，这个小鬼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一套。如果有什么她不知道的，或者有什么需要索科洛夫教授亲自做的，就让她去帮我们请教索科洛夫教授。”
我愣了一瞬，“新伙伴”是什么意思？随即明白过来，索科洛夫大人把我卖了。
索科洛夫想让我替他给赫尔岑做顾问和传声筒，但是如果直接告诉我，那我一定抵死不从。他先把我骗到赫尔岑面前，让我骑虎难下——我可不敢拒绝赫尔岑教授。
“你好，我叫柳繁。”
不过，温柔可人的柳繁略微减轻了我对索科洛夫大人的怨念。
如果和柳繁一起工作的话，那还是考虑接受赫尔岑教授每次见面例行一遍的，对弗洛夏·梅德韦杰小姐的“爱的教育”的。
“弗洛夏·梅德韦杰。”
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时候，我见到的都只有柳繁，赫尔岑经常不在实验室，这让我愉快了不少。柳繁健谈，而且每次对人都和和气气。我有时也乐于和她见面闲聊几句。我们的关系发展的很快，逐渐变成了“老熟人”，得知她也经常受到赫尔岑“爱的教育”，我对她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
到后来，我们就开始经常在实验室工作结束后一起吃饭，顺便讨论一些工作和学术问题。
她的理论基础之雄厚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没想到同为本科学生，她竟能把同步辐射应用基础和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这些课程学得如此明白，还能用浅显的语言清晰地阐述那些我连断句都断不好的内容。她也表现出了对量子力学的浓厚兴趣，时常要我给她讲实验室的近期动向，并乐此不疲地要我给她解释我的论文。
一年里，我们聊天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除了学术问题，拉家常交换小道消息也成为了重要话题，这让我们的生活里莫名多出了晚饭后散步闲聊的项目，我们有时一起郊游，还会一起去古姆商场闲逛。短短一年时间，我们就成为了关系相当亲近的好友。
“你今天去干了什么？”她常常这样问我。
“去给索科洛夫那个老家伙干活。”不得不说，我和索科洛夫教授之间时不时也会产生一些矛盾，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用“老家伙”这种尊称。
“他让你干什么？”柳繁笑着问我。
“他让我帮他，给他论文里那个理论找模型，”我叹道，“这和让煤气炉造个火箭有什么区别？”
“不至于吧，你还是本科生欸。”
我听出了柳繁的幸灾乐祸。
“好了，我承认，我有时候觉得赫尔岑同志是一个不错的导师，至少他让你干的事情在人类看来都正常。现在你能安慰我几句吗？索科洛夫大人给了我10多篇论文让我这周读完欸。”通常我这么说的时候，柳繁一下就能领会我的坏心思。
“好吧，可怜的弗洛夏。我知道你想让我帮你写结课论文，有关中子活化分析的应用可以吗？我最近对这个比较熟悉。”
柳繁是不是喜欢写论文我不知道，但是她写论文的速度非常惊人。作为留学交换生，她被允许用英语或德语提交论文，而由于某些政治原因，有些教授对于共和国敌对情绪非常严重，因此共和国留学生的论文，教授们是不怎么看的，往往都是随便批一个分数了事。这也就为我伙同柳繁糊弄结课论文提供了便利。柳繁会先用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风格的语言[2]来写自己的论文,然后再翻译成俄文，调整一下结构和语序，就变成了了我的论文。这么做当然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相比花费大量时间，从我贫乏的词汇积累中压榨出完整的句子，来制造一大堆学术垃圾，我更喜欢压榨柳繁。当然也不完全是压榨，柳繁才不会做赔本买卖。
“你想写什么都可以，我的繁。”求人帮忙哪里有挑三拣四的道理？
“好吧，不过，”柳繁顿了顿，“冬季越野跑快要开始了，今年的奖品是一打红牌伏特加。”
冬季越野是国立大学的传统，是一个全长25公里的户外长跑活动，每年冬天都会在莫斯科郊外举办很多场次，完赛的学生都能获得一些小奖品，我记得去年是一箱萨拉米肉肠。对于我来说，25公里只比我日常的运动量大一点——因为我还在校冰球队当左锋，跑步训练和速滑训练是常事。但是柳繁就没有这么好运了。柳繁的运动能力并不糟糕，偶尔也会到户外登山徒步。但是一下在野外跑25公里，属实已经超过了极限。不过，去年的柳繁得到了一箱萨拉米肉肠。长距离的跑步难免要带补给和应急的必须品，所以事情的真相就是，我一个人扛着两个人的补给，后十公里还负责拖拽着一个半死不活的柳繁，缓慢地向终点移动，以全场倒二的成绩，光荣地完成了冬季越野——柳繁是倒一，因为她在我后面被我拖着呢。之后，精疲力竭的我，又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劲，把柳繁和两箱萨拉米肉肠弄回了寝室。
一打红牌伏特加要比一箱肉肠重多了，由于北方高热量的饮食，柳繁看起来好像也比去年重多了。但是我结课论文的生杀大权还攥在她手里，我也只好向恶势力低头。
作者有话说
第3章 我和柳繁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