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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一场庭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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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警方并没有发出拘留令,但是“监视居住”令继续执行。
结果就是:我陪着厂花重新回到了住处——杭州警安小区一幢4层小楼的404室。
我和厂花在小楼入口进行了登记,被允许进入楼内,当当当地敲门,开门的是何伟的父母。
“回来了?我们都急死了。”何伟父亲说。看到厂花,何伟的母亲已经双眼垂泪。
这样的情景,让我很是不忍。
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大致说了事情的经过,自然是隐瞒了“何伟是厂花”这一事实,然后是短暂的寒暄。
厂花自始而终都很少言语,只是很听我的话,我说什么,她做什么。
经过半天的相处,互相逐渐熟悉了一点。
吃过晚饭,厂花在侧卧,我在帮忙收拾碗筷,而张弛的父母则被我劝说,到楼下去散步。
收拾完碗筷,我走进厂花的卧式。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我说。
“什么事情,你说,刚哥。”厂花看我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想要张弛的父母先回老家,一来,张弛牵扯的这个案子,虽然说马上要庭审,但是他父母貌似也帮不上什么帮;其二,我怕露馅,你的言语、行为,与张弛不一样,老人家看在眼里,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儿子,”我说,“但是这件事情,由我来说,不太合适,毕竟我是一个外人,还是你来说。当然,可能有点为难你,但是,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总是要为别人着想一点,为别人多想一点。你说呢?”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和老张很像,你知道吗?”厂花答非所问。
“就是你们都喜欢给我讲大道理,哈哈。”不等我回答,厂花自问自答,并仰头大笑。
这是这几天来,我第一次听到厂花如此爽朗的笑声。
当晚,在张弛父母回来之后,我看到厂花走进了张弛父母的卧式。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不知道厂花怎么和张弛父母说的,第二天一早,我看到张弛父母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并向我辞行。
我开着车,将张弛父母送往火车站,买了票,进站给两位老人安排好座位,看着他们乘坐的火车缓缓启动。
我有种说不出的忧伤。
“老人家,你知道你们的儿子怎样了吗?可能已经与你们时空相隔。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但是谁也无力更改和挽救。”走出站台的时候我心想。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敲响了404的房门。
门很快被打开,还不等我走进客厅正中,厂花一拥而上,满怀抱住了我。
我尴尬到了极点。
这两天,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和这个男人相处。所以,我总是刻意躲避着她,很少走进她的卧式,总是保持着四五米远的距离,避免与她同处一室。
我很理解她:在大部分时候,她其实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是男人之身,因为我也是与人互换了身体,虽然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老马、马克戟,但是,大部分语言、行为,都是出自李刚的习惯和思考。所以,厂花做出的很多举动,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她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特别是我的感受——我对于一个男人过于亲密举动的尴尬、无措以及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我又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反对和抵触,我怕伤到一个女孩的心。
我只能想办法岔开或者转移。
“对了,我要打个电话,”我使劲掰开厂花的双手。
“那我去下卫生间。”厂花说。
我掏出手机,略一沉思,从通讯录翻到备注为“李姐”的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其实早应该打,现在打已经晚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作为李茗的老公,现在我是老马,没有任何理由和招呼,从天津市到杭州,理应向她汇报。这应该是作为丈夫的责任吧。
在电话里,我大致向李茗说了事情的大概,即,一个朋友牵涉讼案,需要我在杭州帮忙处理,可能要呆上三四天。李姐叮嘱我注意身体,早点回去。
我点头答应。
“你知道你们作为男人最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厂花从卫生间传出来的声音。
“就是站着小便,哈哈哈。”厂花自问自答。
我觉得厂花略有点放飞自我,但是,我不能跟着她胡闹。
我提醒我自己。
我也想提醒厂花。
我正襟危坐,等着厂花从卫生间出来。
“你坐过来,我们说会话。”厂花一出来,我就对她说。
厂花很听话地搬来一个板凳,坐在我的前面,像是等待着老师训话。
我突然就生出怜惜之情来,语气就缓和了很多。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情要想、要做。第一,我们得参加庭审,看何伟的案子,最后会出现一个怎样的结果。第二,等案子的事情处理完,可以的话,我们还要回一趟的济阳市,我们需要看看你怎样了?是活是死?”我对厂花说。
听闻此言,厂花就要要我的手机,给父母打电话,她说她记得父母的手机号码。
我没有同意。
我的理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单单为自己而活,也要为别人考虑。甚至,我们应该先考虑别人,而后考虑自己。
“如果你现在与阿姨联系,你要怎么说呢?如果你的身体还活着,她会相信你说的吗?如果你已经死了,现在告诉她你还活着,他们是否能够接纳现在的你呢?你怎么向他们解释呢?”我说道。
“那样复杂的场面和情况,我们两个人暂时都无法应对,所以暂时还是不要联系的为好。”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厂花低头思考了一会,抬起眼看着我,“我听你的,刚哥。”
当天中午的时候,我接到了开庭通知——杭州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算盘金服公司涉嫌诈骗一案”一审公开审理。
隔天,我载着厂花准时到庭。
厂花是被告之一,被告席还有算盘金服的大股东、算盘金服的财务主管以及部分管理人员。公诉机关为杭州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派员,被告人辩护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
整个庭审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左右,我全程旁听了庭审,毫无尿点。置于厂花,全程没有说过话。这也是辩护律师之前告知的辩护策略。
我应该怎么向你们解说这一庭审过程呢?作为一名非专业人士,我只能站在何伟的立场,大概向你们转述一下庭审的争议点。
此次庭审主要围绕两个争议点:
其一,双方围绕案件定性问题进行申辩。公诉方认为,此案属于集资欺诈案件,理由是算盘金服公司通过网络方式向社会发放理财产品,但是部分理财产品没有实际的抵押物,属于虚假标的,理应是诈骗案件。但是辩护律师认为,算盘金服的大部分理财标的,都是用实物抵押的,或是汽车,或是房产,小比例无抵押标的,属于内部风控不严格,应该属于内部管理、运营问题,特别是在公司运营层面,如公司总经理等管理层,对虚假标的并不知情,并且P2P此种模式还受到国家鼓励,是否属于非法揽储,尚且存疑。
根据此前律师与我的简单沟通,我也知道案件定性非常关键。如果定性为集资诈骗,最高可获无期徒刑,如果定性为非法吸收存款,最高只有十年刑期。
其二,双方围绕量刑和追赃等问题展开申辩。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将大量投资钱财,用于个人挥霍,而不是投入到相应的投资项目。但是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将投资资金并没有用于挥霍,更是用于更高收益项目的投资,例如,用于首都新区的土地购买项目,还例如,算盘金服的总经理何伟的账户资金并未进行转移、消费。
在双方就量刑和追赃问题进行辩护的时候,我了解到了这样一件事情——
在算盘金服出事之前的半年前,算盘金服的账面资金盘大约有20亿左右,其中10亿元用于返还未来一年的投资人本金和理财收益,还有10亿元被公司大股东挪用,购置了位于首都郊区的一块地,大约在20亩左右,每亩地价大约为5000万元左右。
正是这块地拯救了这场P2P“大事件”中的所有人。
我之前提过,由于刚刚发生的波及全国范围的地震,导致灾区数万人死亡,而在首都由于疏散问题,导致50多人死亡以及数百人受伤。这让管理机构意识到首都的“大城市病”,开始疏散大城市的功能,例如将部分机构搬出去、将部分人口转移出去,转移到哪里呢?于是乎,在首都郊区,规划了“新区”。规划方案和文件刚一出台,新区的土地价格迅猛上涨,交易非常活跃,大量的投资资金、地产资金、热钱开始流向新区。
就本案而言,算盘金服大股东挪用投资人的资金购买的20亩土地,正好位于新区的核心地带,原价10亿元购入的土地,经过拍卖程序,以20亿元成交,投资收益几乎200%。这也难怪,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个国家的地产和房地产一直处于火爆的状态,只涨不跌。
辩护律师在庭上表示:目前冻结的与本案相关的资金,已经能够偿付80%的投资人本金,另外,算盘金服以及股东、相关管理人员名下的资产,有待进一步追缴,可以弥补剩余投资人损失。所以,希望法官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庭审整整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左右,中间没有休息,双方争辩激烈,作为对整个事件比较了解的我,作为主要被告人朋友的我,作为对于经济金融有点兴趣的我,全程听得非常专注。
期间,我看了几眼被告席的厂花,她自然是一脸懵,显得十分无聊。
11点左右,法院宣布休庭,经过合议庭合议,下午开庭宣布审判结果。
走出法院大门,我开车和厂花找到一家面馆,一人要了一碗拉面,我放了很多的辣椒油。
呼噜噜地吃完,一脑门的汗水,一抬头,厂花直愣愣地看着我,伸手要过来给我擦,我躲闪了一下,自己抽了张纸巾擦拭。
吃完面,我放松了很多。
根据庭审的情况以及我与辩护律师的交流,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厂花应该会无罪,并且无需承担债务,当然,厂花的所有账户资金可能也会被罚没。不对,那应该是何伟的钱财。
是的,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不管是何伟还是厂花,要让他们有一个自由之身。
这是我的私心。
果然,下午的庭审结果是:
第一,作为算盘金服的大股东,以虚假标的吸引投资人投资,累计造成1.1万名投资人2亿元财产损失,以非法吸收存款罪,判处算盘金服大股东,即实控人五年有期徒刑,并没收非法所得。
第二,作为算盘金服的运营方,总经理何伟以及管理人员,存在协助犯罪行为,罚没非法和个人所得,鉴于其投案自首以及主动协助追赃的行为,予以无罪释放。
这样的结果,我挺满意。
虽然,此案与我无关。
但是,我可以用这样的结果,告慰何伟了。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何伟,你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