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何在——红颜探古·明代卷》草色风烟

3、棠棣·王姑庵（2）

　　明洪武九年的正月二十七日，这或许只是千年历史中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当时的两个人来说，却意味着他们生命中重要时刻的来临。
　　从这一天开始，十七岁的燕王朱棣与十五岁的魏国公徐达的长女结为夫妇，开始了他们长达三十一年的婚姻生活。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身为魏国公世家的徐氏家族与明朝的朱姓皇室家族的关系变得密不可分，这种纠葛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燕王与徐小姐的婚姻不仅直接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白首盟约，更间接地决定了有明一朝历史的走向。特别是当燕王变身成为天子之后，徐氏家族也从普通的皇室亲家成为了皇后嫡亲的娘家。在此之后的岁月里，魏国公一族因为这位徐小姐而荣耀，也因为这场从亲王到天子的天地剧变而演绎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关于徐氏的记载并不多，主要见诸《明史》的《后妃列传》，以及一些野史笔记。很遗憾，查遍手头的资料，我除了知道她的谥号是“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以外，并没有找到有关她闺名的文字，她的名字成为一个谜。
　　虽然我不曾查到她的名字，却可以通过仅有的文字了解到她的性格，她传奇的一生，以及一个围绕着徐氏家族扑朔迷离的故事。在探寻这个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生于名将之家，与历史上以残暴著称的明成祖朱棣白首共度，令朱棣终身不忘的女子。
　　《明史》的《后妃列传》中是这样记载徐氏的：
　　“中山王达长女也。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
　　“中山王达”即是指明朝开国将领徐达，徐达封魏国公，在其去世后，被因功追封为中山王。徐氏是魏国公徐达与继妻谢氏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幼贞静”是指从小贤淑文静，或者用现在的话说，从小就是个淑女。目下有个别历史爱好者将这里的“贞静”解读为徐氏的闺名，明显是与意不通的。“好读书”这点很值得玩味，就是喜好读书。这与我们印象中将门一定出虎女的范本大不一样。将门中大多数人都是以舞刀弄枪为终生技能，就拿徐氏的丈夫明成祖朱棣来说，朱棣因为父亲白手起家，征战天下，从小混迹于军旅，与名将军营为伍，文化修养几乎处于半文盲状态，但是论起行军打仗，他的才能让同时期的无数将领汗颜。在豪气纵横的粗犷环境中，徐氏居然从小就浸淫于书本，以读书为乐事，还因为博览群书被世人赞为“女诸生”（即女秀才），可见其特立独行的别致性格。出身名门，文静贤淑，又富有才学，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中，自然成了鹤立鸡群的佼佼者，也称为众人瞩目的才女名媛。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既然是窈窕淑女，自然不乏追求者。我相信，当年风华正茂的徐氏凭借着自身的才华与家族的声望就足以成为众相追逐的对象。可是，有再多的人追求，也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婚书。精明的太祖皇帝慧眼识珠，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聪慧贞静的女子，他与魏国公徐达本是并肩打天下的生死兄弟，君臣一家，又可将这淑女收为自己的儿媳，岂非是一举两得？
　　就这样，十五岁的徐氏成为了太祖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的正妻，是为燕王妃。
　　年轻的徐氏或许并不知道，她的好运并不以成为燕王妃为结束，相反，她的辉煌才刚刚开始。而在这辉煌来临之前，她还要经历漫长的岁月，以及别的女人所不能经历的战火恐惧和骨肉至亲的折磨。她只是如同寻常出嫁的女子一样，爱自己的丈夫，侍奉自己的贵为皇帝皇后的公婆，年复一年。
　　史书上没有详细为我们记载徐氏婚后的生活，三两笔点滴文字，也只是说孝慈高皇后（即马皇后）很喜欢她，而她侍奉孝慈高皇后也很尽心尽力，并深受孝慈高皇后的影响，婆媳关系非常融洽。且不说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家，就是平常百姓家中，直到21世纪的今天，围绕婆媳关系处理的问题仍然没有止境，并成为无数已婚女性的研究课题。普通百姓的家庭构成相对而言要单纯得多，而皇室成员之间因为权力斗争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如同老树盘根，想要在这中间游刃有余，并不是一件只要用真情打动就可以做到的简单事情。年轻的徐氏能够在这个勾心斗角的氛围中与婆母相处得亲密无间，可见她的机灵与聪敏。关于她的聪敏，我们从史料中的一行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王之籓，居孝慈高皇后丧三年，蔬食如礼。高皇后遗言可诵者，后一一举之不遗。”
　　为婆母守丧，居丧期间能吃素遵礼坚持三年，这说明她与婆母的感情非同一般，很是深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很恪守礼仪，有较强的自律性。而孝慈高皇后的遗言，她能够全数记下，一字不落，这恐怕就不是感情深厚所能解释的了。记下婆母的临终遗言，且达到不遗一字，可见徐氏的心思缜密。我们并不知道孝慈高皇后临终遗言究竟说了什么，想来家长里短应当不至于让徐氏如此用心地记忆，那徐氏用心记下这些遗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历史上关于孝慈高皇后辞世前的记载文字很短，只是说她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为了不使太祖皇帝迁怒治罪于御医，拒绝服药治疗，真正作为遗言被记载下来的，也无非是些冠冕堂皇的话 。从人之常情看起来，这些话文辞甚短，并没有强记的必要，更没有强记到一字不落的必要。所以，窃以为，能让心思缜密的徐氏念念不忘的所谓遗言，或许并没有被史官真正地记录到历史中去。这些遗言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删弃。从文字中“一一举之不遗”来看，这份遗言并非短短一句话，应当涉及较大的篇幅，至少是以条目形式存在的。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字毕竟遗失了，我们除了通过它了解到徐氏的心思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以外，其他的已经无从考证了。
　　后人因为有关徐氏婚姻生活的文字记载太少，对于徐氏与朱棣的婚姻生活充满了探究的好奇心。
　　作为丈夫的朱棣，一生几乎是在征战中度过，生于战火，死于征途，天生就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他的青少年的经历，造就了他性格的狡诈与冷酷，还有对于规则约束的叛逆。但有趣的是，从他后来的靖难夺权，到他成为皇帝后的永乐盛世，充分表现了他人格的两面性。他虽对敌人和不顺从自己的人残暴至极，方孝儒被“灭十族”就是典型，但对臣服于自己的人则是很爱护和信任，比如他对百姓很爱护，对执政的大臣用人不疑。归纳来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留存下来的公文批语表现出他在读书修养方面的贫弱，这一点和妻子徐氏之间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沟通障碍。
　　徐氏爱读书，且文静，心思细密，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般情况下来说，爱好读书的人视野通常很开阔，“读书知礼，读史明智”是对读书结果的最好诠释。通过这个我们可以推测，徐氏的性格应该很温婉，而其父魏国公徐达本身就是一个以谦和谨慎著称的人，受到其父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加之，喜好读书，出身将门，文武并重，眼界自然要比同时期不读书的女子要高很多，看事情的角度和认识也必然与众不同，处理事情的手腕也必然不寻常。
　　结合起来看，朱棣是军人，徐氏是“女诸生”，俗话说“秀才遇到兵”，夫妇二人在文学修养方面估计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但是，从两人的出身和性格上来，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互补和共同点。
　　所谓互补之处，一文一武。读书多的人，有鉴于书中的经验教训，做事情一般都比较沉着周到，长于谋划，而不长于决断。从军的人，于战场厮杀，死生之地挣扎，在勇气和胆略，以及决断力上都要胜人一筹。因而，夫妇二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徐氏应当能给丈夫很多的建议和帮助，尽力为丈夫弥补疏漏，而朱棣则可以通过参考建议修正自己没有考虑到的问题，达到整体的完善。
　　所谓共同点，经常会被人们忽视掉。徐氏除了读书以外，她将门的出身也使得她与寻常官宦人家爱读书的小姐有很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务实。读书有很多种，有人倾向诗词，有人倾向文史，因此就出现了诗人和史学家的差别。还有一种人，读书是为了实用，为了提高自己的见识，让自己待人处事更稳重成熟。从徐氏后来在靖难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她读书是很务实的，学以致用是她的目的。同样的，军人在战场上，不论是考察地形还是敌情，分析自己的实力还有战法，这些也都是要务实的，否则，稍有差错，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很明显，生长于军人世家的徐氏是明白“知行合一”这个道理的。因此，她与军人出身的丈夫之间达成的共同点就是“务实”，切实稳妥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故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狡诈且半文盲的朱棣和博闻强记的徐氏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这种默契来自于他们不同的性格，以及对事物处理方面的共识。这一点在靖难之前的婚姻生活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从靖难起兵的那一刻起，这份默契发挥了他们俩自己都不曾想到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