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未满》张嘉明

2、二

　　我从来不写日记。

　　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有不爱作笔记的坏习惯。虽然也会从父母亲戚那里收到一些封装精美的笔记本，但是无一例外都浪费了。老师让我们记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记下卡夫卡笔下那些拗口的主人公。我总是只是拿着笔作作样子，让水笔在空中划过来划过去，让老师能看到我笔尾的摆动。

　　对我而言，写下一个东西，就代表你要么喜欢它，想要了解它，要么就是你蠢到记不住它。很多东西都和这两项都不沾边，也就没有去记的必要。

　　成年之后，我也愈发明白了这种做法的好处在哪里。在那么多的书里，都是一部蠢到极致的日记改变了整本书里的人的命运。每当读到这种情节，我就愈发觉得“记录”这种东西是多么可怕——把想法文字化，特别是诚实地文字化完全等同于随地乱扔你大脑的裸照，披着皮囊的人捡起了它，阅读了它，而你却依旧只能看到他的皮囊。

　　话说回来，我想说的是，我确实从来都不写日记。不仅如此，我刻意回避着一切有可能具象化我思想的途径，在这件事上，我偏执地近乎一个法医。所以当公安局听到我那些热心善良的邻居们捕风捉影来的阴谋论后，并没有找到任何关键性的证据。说直白一点，他们连小雪的毛都没有碰到。

　　几次取证折返的时刻，他们的脸上都写着一种极度的不信任。其中还有那么一位，他在巡视房间的时候，会踱那种伴随着思索的长步，在他瘦长且眼眶深邃的脸上，总是会有那种最清晰明朗却又最讳莫如深的表情。最特别的是，他会不时发出一些如同剧目里的氛围音一般急促而清脆的吐息声，戏剧化得仿佛已经参透了台本。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有好几次差点笑出了声。

　　楼下，我的妻子拍打出的血渍已经不见了，早就不见了。那天我被警察们塞进恶意与轻蔑的裹尸布中带走，等我回来时，地砖的缝隙里，万年青的叶子上，花坛的泥土里，都看不到一点红色了。他们一定是用高压水枪好好地冲刷过，对他们来说，这种污渍可能比秽物还要可怕。

　　我并没有搬出去的打算，虽然邻居们已经不打算再隐瞒对我的感情——他们看见我就像看见带着不详诅咒的臭虫。王太太在自家门口用余光和声音知道我从楼上走下的时候，只是干咳着翻找她的钥匙，都没有转过来看这位可怜的丧偶者。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离开这里的理由，我的妻子的气味还没有消散，在那之前我不会走。

　　这件事在城市里也算是一个新闻，特别是对于那些认识我的人来说，家暴、外遇、谋杀，这些层出不穷的阴谋论成了他们在进食与□□之外获取更多多巴胺与肾上腺素的调味剂。

　　当局给我的立场是，子惠很有可能是罹患抑郁障碍而后自杀，作为丈夫的我如果没有罪证与明显的行为过错，是不会被追究什么责任的。当然，就算是我有一些所谓的“行为上的过错”，也大概不会怎么样。

　　警察问我，“有没有过家暴？”

　　我说，“没有。”

　　警察问我，“有没有过什么冲突？”

　　我说，“没有。”

　　警察问我，“有没有过外遇？”

　　我问他，“什么样算外遇？”

　　警察说，“就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我问他，“什么叫有别的女人？”

　　警察说，“就是在外面瞎搞，和别的女人睡了。”

　　我说，“我没有和别的女人睡，所以我没有外遇。”

　　警察说，“没有睡，其他的也算，只要你瞎搞了。”

　　我问，“那到底什么样才叫瞎搞？”

　　警察说，“就是说你有没有和别的女人产生友谊之外的不纯洁的关系。”

　　我依然回答没有。

　　他说的“友谊之外的不纯洁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拗口的词。但是这只不过是把一个简单的词语换了一个说法，那就是爱情，只不过在婚姻之外，它便不能被称为爱情。它应当被称作奸情，或者像他说的那样，被称为“不纯洁的关系”。

　　我没有骗他，我和小雪之间没有爱情，至少我不爱她。

　　人和人一旦有了联系，就必须要有一种名称来定义这种关系——亲情、爱情、友情，家人、朋友、恋人，如此这般，我对这一套早就已经烦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