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王》绣猫

122、第 122 章

　　慎年知道令年是个百折不回的性格，对于她回国的计划，索性置之不理。这时汤必荣已经毅然决然，辞去了纽约银行的差事，慎年要将沪银诸多的业务托付给他，因此连着好几天早出晚归。令年便趁他不在，把自己的行李略微整理了一下，所幸她随身需要带的用品非常简单，不过一半天的功夫，也就准备妥当了。慎年经过走廊时，巴基斯坦人将一个信封转交给他，说：是于太太托他买的船票。慎年脚步慢了下来，将信封拆开，看了船票上的日期，推门进去时，见令年正在伏案写信，脚底下是一只不大的皮箱。慎年把信封放在案上，说：“你的船票。”

　　令年原本担心行程太仓促，恐怕近日的票都已经售罄了。谁知巴基斯坦人很有门路，买到手的是三日之后的船票，自东岸出发，途径欧洲，再转内陆。这样一来，启程的日子忽然已经迫在眉睫了。她道声谢，把票收起来，看一眼慎年。慎年稍一沉吟，说：“汤必荣可以和你一起走。”

　　令年说：“只剩三天的时间，汤先生那边来不及吧？”

　　慎年道：“他已经辞了差事，也没有打算带太太同行。三天时间，足够了。”

　　对令年而言，要孤身度过两个月的旅程，虽然不至于提心吊胆，但有个熟人同行，总是好的，便点一点头，这时给玉珠的信已经写好了，她折起来塞进信封，而抽屉里最近陆续又有来信，一者是艾丽告知四叔一家赴欧洲的日期，令年已经回信，解释说在费城有些要紧的事情，不能亲自去送行，请四叔四婶见谅。二者，却是康年发自国内的电报，康年是十分地言简意赅，对杨金奎陷身云南的事情避而不提，只说上海近日形势有变，叫慎年二人可不必急着回国，待到明年政治平稳一些，再订票也不迟，于太太亦是这个意思。这封电报令年读完便收了起来，没有做回复。

　　令年把这些信，还有自己只看了个开头的医学书籍都理好，同慎年说：“我是来不及等何妈了，等朱宝驹的案子有了定论，如果何妈还想多待一段时间，林老板夫妻大概会关照她。如果她想回国，二哥你托一个信得过的人，送她回上海，可以吗？”

　　慎年说好。除此之外，两人没有别的话题可拾，而行李业已收妥，令年坐在床边，望着慎年摘领带，解袖扣，他那黑色的眼睫低垂着，仿佛在思索事情。想他们两人在教堂里互相许下誓言，不过才半个月前的事情，转眼她又要仓促离开，换做别人，总难免要怀一番依依惜别的心情，而慎年则异常得镇定，有时更是露出一种冷淡的神态。令年心里正自不安，见慎年又穿上大衣，她噌的一下站起来，说：“二哥，你去哪？”

　　慎年说：“我出去挂一个电话给汤必荣，提醒他去买船票。”见令年两眼直盯着自己，他说：“你也要一起去吗？”

　　令年心头略安，走过去双手环抱着他，仰起脸来，笑着说：“二哥，如果你搬家的话，记得告诉我新的地址呀。”

　　这间房子，是慎年单身时住的，男女同居时，便显得有些拥挤。慎年原本是想要换个宅子的，但最近二人闹起别扭，就把这事暂且搁置了。慎年垂眸看着她，说：“我的电报该往哪里发？云南还是上海？”

　　令年心想，届时康年恐怕绝不肯把慎年的行踪透露给她。她说：“你发到玉珠的娘家，她会转告我的。”

　　慎年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令年踮起脚，欲亲吻他，慎年没有拒绝，也不怎么积极，只用右手抚摸着她的脸颊，在她嘴巴上碰了碰，便出门去了。

　　到临行那日，慎年送令年和汤必荣登船，因为有汤必荣在场，令年不便说得太多，到船上后，她没有急着进客舱，而把皮箱放在脚下，扶在船舷上的栏杆，往岸边看去。岸上人头攒动，或是脱帽致意，或是挥舞着手绢，有人哭，有人笑，夹杂在神色各异的一张张面孔中，慎年的脸格外显得严肃而沉静。他两眼望着她，没有动作，也没有说话，不等船开动，便退出人群，钻进一辆马车离开了。

　　他不相信我。在他心里，我大概一直是个缺乏决心和毅力的人，令年心想，最晚最晚，明年秋天——她深深吸口气，提起皮箱，往客舱去了。

　　抵达上海之后，令年和汤必荣在码头便分了手。汤必荣受令年所托，对她返沪的消息是保密的，因此康年等人都还蒙在鼓里。令年径直回到杨宅，见家里的下人多数已经被玉珠开销了，或是自己辞工了，因为传说“老爷已经投了乱党”，怕要被督军府治罪。阿金也被大少奶奶叫回于家去了。反倒是小佘老师义不容辞地守在杨宅，替女主人玉珠料理内外的庶务。令年到家的次日，小佘便把账簿送来给令年审核，大件的家具、田契，都已经照令年的嘱托，都处理掉了，只剩了些贵重的细软，都锁在柜子里，纹丝未动。令年把账簿略微翻了翻，也记录得非常仔细，分毫不差，她同小佘道了谢，说：“佘先生，我把工钱结给你。”

　　小佘脸一红，忙摆手道：“不要工钱，我因为和姚女士有同窗之谊，义务来帮忙的。”

　　玉珠对于二人的过往，总是讳莫如深，这会突然主动揭露出来，时机不可谓不巧，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令年不动声色，等小佘离开，见玉珠还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她这些日子明显得憔悴了，两个乌黑的眼圈，头发也乱蓬蓬的。她问令年：“太太，我也要跟你一起去云南吗？”

　　令年知道她的心思，说：“不用你，你这段时间回娘家去住吧。”

　　玉珠略微放了心，但令年孤身去云南，又实在很不好意思，她说：“这件事，原本就属于政治纠纷，应该由政府出面，与云南方面做交涉。为什么不请于大爷去趟督军府，请他们派人去云南，把老爷接回来呢？无论如何，这样大的事，不该丢给我们两个女人呀。”

　　令年说：“如果督军府真的有心要交涉，就不会等到现在了。”她很明白康年的处境，这个关头，唯有明哲保身了。她说：“你不用怕，老爷被留在云南，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目。云南只是反对大总统，并不敢反对民国政府，他们应该不会随便戕害人的性命。只是怕经过这件事，杨家很难在上海立足了，你自己心里有打算吗？”

　　这话正问中了玉珠的心事。她低头把手指绞得紧紧的，嗫嚅道：“太太，你有于家撑腰，怎么样都不怕的。我本来就是小门户出身，爹娘整天担惊受怕，也不是办法。”

　　令年说：“你想要我说句话，放你离开杨家吗？”

　　玉珠飞快地看了令年一眼，迟疑了半晌，把头一点，说：“我想，老爷不在，你是太太，应该可以做这个主。”

　　她原本以为，令年诸事都不强求，应当是很好说话，不料令年却说：“我和杨廷襄结婚的时候，你已经在杨家了，你们两人的结合，我不清楚原委，没有办法替他做这个决定。”

　　玉珠脸顿时涨红了，说：“我是给他抢来的。”

　　令年说：“现在是文明的社会，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可以请你爹娘去告他的。”

　　玉珠大为失望，又不好急赤白脸地去跟令年争，只能把头点了点，不再赘言。令年便转过身去，把水笔旋开，对着雪白的信纸思索。玉珠才触了霉头，难免要多讨好她一点，便站在令年身边，见她慢慢写了两行字，玉珠问道：“要发电报吗？我叫小佘老师替太太跑一趟邮电局。”令年摇头说不用，玉珠搭讪了两句，只能掀起门帘出去了。

　　曾经和慎年相隔两地的时候，令年也曾有过通信的想法，但后来总没有实现。这次回来，她已经计划好，每到一个地方，就发一封信给他，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封了。这件事情做来很有趣味，她静下心来，把一封信写完，自己跑了一趟邮电局。翌日，便启程前往云南。

　　到云南后，令年并没有见到蔡督军，是一位李姓的陆军师副师长与她见面。这位李师长是内蒙人，紫棠色的方脸，人非常直爽。他从马上下来，连军装也不换，走进师长府衙，背着手将令年一打量，笑道：“杨太太，听说当初你和杨旅长结婚，就是你单枪匹马，自上海来到云南，对杨公以身相许。我原本是不信的，今天一看，果然传言非虚呀。”

　　令年心想：杨金奎这个人，大约是把当初被她主动求婚当做了一件非常得意的事情，到哪里都要吹嘘一番。她难免有些恼火，微笑道：“李师长，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种事情，也不足称道吧？”

　　李师长见她风尘仆仆而来，精神却不见疲倦，穿着女式的西服，身姿端正地坐在客位上。人是斯文清秀，才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钉子碰。李师长心想：上海女人，脾气可是不怎么好。便悻悻地一笑，说：“杨太太，我想你来的这一趟，是没有经过上海督军府和于府的首肯吧？可见窦督军已经完全把杨旅长这位曾经的左膀右臂给抛弃了，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女人替他奔走。要我本人说，很为你和杨旅长不值。”

　　令年说：“李师长，你们以调迁的名义，把廷襄骗到云南来，囚禁在此，也没有经过我们两人的同意，何必现在又替我们喊冤？现在是云南政府公然要和北京政府作对，事关云南几千万百姓的性命，大义当前，廷襄一个人的生死，对北京政府，当然微不足道。”

　　李师长故作惊讶，“杨旅长的安危，对北京、云南两方面，固然是微不足道，对杨太太你，难道也微不足道吗？杨旅长向来自诩李靖，有匡扶社稷，攘乱除暴的志向，就这样成了一个政治的牺牲品，我是不忍心的。”

　　令年摇头道：“李师长，你想要我劝他弃暗投明，恕我做不到，我和他已经离婚了，这次来云南，不过是出于朋友之谊，替他预先完成一些身后事。”

　　这个实属出乎李师长的意料，见令年将一帖离婚书放在面前，他定睛一看，果然有男女双方的签字并印章，并不像假的。在他猜测，当然是以为杨廷襄早知自身难保，在上海时，就留了这一手，和太太划清了界限。可见杨某人也是个有情有义之辈了。李师长还在踌躇，令年又把途中买的《富滇晚报》在他面前展开说：“我已经登报启事，和他脱离关系了。李师长还以为，我是打算营救他而来的吗？”

　　李师长很狡猾，笑道：“杨太太，你这报纸，是特意登给我看的吧？为何我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呢？杨旅长可是时常把你这位太太挂在嘴上的哟。”

　　令年说：“我在上海也登了报，李师长只要往上海挂个电话，自然就知道了。当初我和杨廷襄的结合，不过是为了反抗家庭，其实没有多少夫妻感情，绝不可以拿李靖和红拂来比拟。”

　　李师长叹道：“这么说，我的确有些同情杨旅长，真心实意的。”

　　令年说：“如果李师长对他还有一点同情，我只有一个要求，请把杨文庆交给我。这个孩子自幼随母亲长大，他母亲临死之前，对他很放心不下。李师长你也是寡母孤儿地长大，应当能体会，他母亲在九泉之下，是什么样的心境吧？这个孩子不过八岁，留在云南，对你们的事业也毫无帮助，恐怕还会被人口头讨伐。蔡督军和李师长都不是欺凌弱小的人，为什么不肯放他一个小孩子走呢？”

　　李师长道：“我放了杨文庆回上海，岂不是交给窦玉祥一个把柄？到时候杨廷襄焉肯再加入倒袁一派啊？”

　　令年道：“你这话恰恰相反。杨廷襄这个人睚眦必报，如果杨文庆在上海稍有不慎，恐怕他都会和窦督军势不两立，这样不是正符合蔡督军的期望吗？”

　　李师长眼睛一转，说：“杨太太——不，于小姐，你这么一说，我可不知道你到底是想帮杨廷襄呢，还是想害他了。”

　　令年道：“不，我只是相信蔡督军和窦督军都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不会去刁难一个小孩子。现在是云南省和北京政府对立，杨廷襄在里面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很有限，不必为了他一个小人物，先失了民心。‘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为四亿万苍生，虽海枯石烂，此心不死。’这不是你们策划倒袁的初衷吗？”

　　李师长低头思索了一会，说：“于小姐，你初来乍到，说着一些话，其实是没有用的，杨文庆的前途如何，还要看杨廷襄自己的取舍。我可以送你去见杨廷襄，但你要晓得，我可以送你进去，却不能保证送你出来。”

　　令年说好：“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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