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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古代文学（中）

　　第五编宋辽金文学
　　绪论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属于中古期第二段。与中晚唐文学属于同一发展阶段。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20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宋王朝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始终处在强敌的威胁之下，一直积弱不振。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偏安于江南一隅。公元1279年南宋亡。
　　北宋时期设有四座都城，分别是：
　　东京开封府，这是北宋的首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
　　西京河南府，即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
　　南京应天府，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
　　北京大名府，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大名县。
　　本编文学的历史起讫
　　宋：北宋960——南宋1127——1276——1279（灭于元）
　　辽：契丹907——947（改国号大辽）——1125（灭于宋、金联军）——（西辽）1211
　　金：1115——1234（灭于宋、蒙古联军）
　　元：蒙古1206——1271（改国号大元）——1368（灭于明）

　　北宋的版图类似于秦朝，主要聚居着中原汉民族。汉朝与秦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汉朝掌管了河西走廊。
　　第一节：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王国维：天水一朝（即赵宋一朝，陇西天水乃赵姓的郡望）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是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宋代社会一个显著特点，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

　　同时，宋代的科举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
　　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
　　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

　　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王定保《唐摭言》）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凡此种种，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从理论上说，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由科举逐步攀升，成为高官（实际上当然还会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
　　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这倒不是虚言，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而且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即使不受贿赂不刮地皮，也吃用无忧，就连堪称清廉自觉的王禹偁，也承认“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对雪》)，更不必说天天吃鸡舌汤的吕蒙正和夜夜拥妓豪饮的宋祁。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1、崇文抑武的国策；
　　“杯酒释兵权”：“艺祖（赵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继，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出焉”——《宋史·文苑传序》
　　官僚大多出身于文人：宋代大量兴办学校（公办、私立）,沿用科举取士，科举采用密封、眷录、集中评卷制度，且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
　　尹洙《儒林公议》：“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矣。”
　　文官待遇的优厚：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

　　2、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3、文以载道说的盛行；
　　4、印刷业和教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
　　5、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
　　第二节：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1、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
　　2、忧患意识的影响；
　　3、爱国主题的弘扬。
　　体现在豪放派文学中，两宋之际和宋末元初。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从庆历年间以来内忧外患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试图振兴国运，他们希望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新设计，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第三节：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1、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
　　2、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
　　3、新型的文人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转变

　　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说：他们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作为宋代社会中坚力量的文人士大夫的那种思想性格上的特点，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并不打算轻率地提出肯定或否定，在这里也不加讨论。但如果单从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来说，它的不利方面无疑要大于有利方面。活跃的情感、直接来之于生活的亲切感受、富有个性的自由创造，乃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根源。文学正是凭借着这一种生命力，与社会已形成的规制相抗衡，引发人们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而宋代文学相当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明代祝允明说“诗死于宋”(《祝子罪知录》)，自然是偏激之论不必作为客观的诗歌评论来引用，但他所看到的，正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
　　第四节：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1、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
　　2、士大夫的优裕生活与词的兴盛；
　　3、社会的广泛需求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第五节：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
　　一、古文：体备法严
　　1、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文体的多样化；
　　2、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整合；
　　3、古文风格的变化；
　　4、古文的普及。
　　二、诗：
　　1、宋诗对唐诗的因革；
　　2、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
　　3、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
　　4、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的创建。
　　三、宋词在词史上的巅峰地位。
　　1、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
　　2、在题材内容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说起宋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宋词。不过，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实际还是诗歌。这一点从宋代论诗的著作大盛上也能得到证明。
　　由于一方面宋代文人的性格已经与唐代文人有很大不同，又一方面，唐诗作为一个难以企及的诗歌巅峰也在他们心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撇开宋初沿袭晚唐五代诗风不说，到了宋人有意识地开辟自己的诗风的时代，他们就不能不特别小心地在唐诗之后绕开烂熟的套路去别开生面。
　　只不过唐诗的影响实在太大，宋代文人没有可能完全绕开前代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别搞一套。毕竟都是写诗，沿袭传统也毕竟可以作为创新的基础，于是，他们便着意选择了两种唐人虽已开创但尚有开拓余地的路数。

　　一是打散诗歌的节奏、语脉，比前人更多地引入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诗歌的意象变得自然亲切、意脉变得流动顺畅，意境变得平常冲淡，把机智和精巧如盐入水化得了无痕迹，等待读者来体验感悟其中的韵味；
　　二是紧缩诗歌的节奏、语脉，使诗歌向拗峭瘦硬方面再进一层，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的句式引入诗中，用陌生化的意象组合、意脉结构引发读者的探究与惊异。他们常把自己的知识与学问加上机智与用心把诗写得十分精致深奥把意思琢磨得十分含蓄深邃，让人仿佛嚼橄榄似地咀嚼其中的深意。
　　因此，唐诗的丰腴变成了宋诗的瘦劲，唐诗的蕴藉变成了宋诗的深刻，唐诗的通脱变成了宋诗的曲折。大抵唐人的诗重在情韵，而宋诗更费功力，显得精深。

　　有人提起宋诗就以为宋诗有一个统一的风格，或以为它平淡流畅，或以为它拗峭瘦硬，其实各说对一半，宋诗中两种风格并存，任何一种都不足以代表其全体。只是在这两种诗风背后，都有宋人深刻的心思、复杂的心境、细腻的感觉，倒和唐人大不一样。宋代诗歌恰恰就是以这两种语言技巧、两种诗歌风格及其背后的深刻、复杂、细腻摆脱了唐诗的笼罩，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对唐、宋诗不同风格的评价，往往因个人爱好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大致激情发越者多喜唐诗，性格沉潜者多爱宋诗。但不管怎么说宋诗毕竟也另辟了一片天地，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不应否认的。

　　在宋代，词的意境、形式、技巧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五代词虽然从艺人的歌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它完全独立并取得与诗体抗衡的地位，却要有待于宋代诗歌“言情”功能的衰退与让位。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个人那些不那么正经和荣耀的情怀不宜于在“言志”的诗中宣泄，而在词中却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露。“词为艳科”、“词为别体”的观念，实际上成了宋词逃避伦理准则的审查的免战牌和保护伞。虽这种保护也是有限的，却使词得以承担唐诗中的一部分即“簸弄风月”的功能。正是由于宋诗的缺陷，使得词在当代文学中具有了较之前代更重要的意义。即使它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仍不像诗那样崇高庄严，实际上它已经赢得了与诗相当的文学地位。
　　由于在传统上，词与乐歌有割不断的联系，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更为贴近，宋词的正宗家数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怀，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考究得多。从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一流词人虽然很被现今文学史家贬斥，但在宋代却是词家正脉。他们恪守词的传统，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虽然他们也受了诗歌风气的影响，有的趋向平易流畅，有的追求清空恬淡，有的着意雕饰典雅，但终究保持了词家本色当行的特点，维系了词作表现个人日常生活情感的传统。

　　当然，宋代还有另一流词人，并不理睬诗与词习惯上的分界。这些词人，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苏轼、辛弃疾，原本是气概豪雄、不受羁勒的人物，他们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在各个方面作自由畅达的表现，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业已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用在词里。
　　这使词的内容丰富了，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音律准确与否不那么重要了，语词清雅与否也不那么讲究了，英雄语、悲凉语、儿女呢喃语、日常谐谑语都写入词中，仿佛把花旦青衣换成了乡间村姑，雕梁画栋的深院换成了桑麻稻菽的农舍，二八少女换成了关西大汉。这种词风也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它与诗并驾齐驱、“无所不宜”，但也有使词失去其精致的特色的毛病。尤其是一些才情不足的词人，常常会把词写得粗糙无味。词在整个宋代仿佛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珍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散文，特别是所谓“古文”，在北宋曾有很显著的发展。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占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一时之盛。
　　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也是在发挥它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致相同。而且，由于宋代道统文学观的势力较唐代尤盛，他们所受的束缚也更大。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家，就是在这种束缚中寻求一条合适的道路。他们既需要遵循“尊道”、“明道”的原则，又需要抵制以道废文的极端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散文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宋代文人的个性较之唐人明显偏向温雅平和，无论韩文的奇崛雄肆还是柳文的峻洁幽丽，对于他们都有些不合适了，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散文风格。
　　第一章：宋初诗文
　　第一节：宋初的散文和复古思潮
　　文坛上的“宋初”，即宋太祖、太宗、真宗及仁宗明道、景裕年间，共七十余年。
　　宋初文人多为五代旧臣（李防、陶谷、徐铉、刁衍等），其文多为骈体，风格浮华艳冶，不能适应新王朝的发展要求。
　　柳开、王禹俑、穆修倡导韩、柳“载道”古文。

　　1、柳开（948-1001）：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作者，给自己取名“肩愈”、“绍先”。他对古文解释：“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意，高其理，随言短长，同古人之行事。”

　　2、王禹偁是宋初首先提倡古文的作家之一，如《待漏院记》《唐河店妪传》、《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都是他的名篇。
　　3、柳开和穆修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鲜明的复古主张。穆修刊刻韩、柳文集；姚铉编选《唐文粹》，摒弃骈体，专录古文。

　　关于柳开、穆修及王禹俑对后来散文的影响，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从实际创作来说，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偁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视表现理念又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和化骈入散、清晓流畅而又具有韵律感的文字风格，在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继承，从而形成了与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
　　第二节：宋初诗坛
　　北宋统一帝国的建立，把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文学上并未突然发生同步变化，它有一个从因袭旧章到变革创新的过程。宋初诗坛上，单就诗歌而论，诗人们还没有唱出有别于“唐音”的“宋调”来。此时，诗坛上主要是“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个诗体的诗人。
　　一、白体诗人和王禹偁
　　1、宋初馆阁唱和之风盛行，多模仿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留连风景的闲适生活。
　　2、王禹偁也学白体，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总体上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

　　王禹俑诗歌“对象群体——诗人个体”结构的设定范式，在白居易晚期诗歌中已经出现，但比起杜甫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类诗歌，我们会感觉到这些诗作的感动力要差得多。这是因为：
　　第一、诗人对自己表示同情的对象的心情并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一些优秀作品中那样具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在诗中的形象显得干枯；
　　第二、诗歌的后半部分归结到自身时，在自谴中显示出很强的自我表白意味，实际上这成了诗歌的重心；
　　第三、这些诗在艺术上往往有些粗糙，表达“意义”的欲望比抒发情感的要求显得更加强烈。所以说，这一类诗固然有其可贵之处，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而上述特点，在后来的宋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村行》“数峰无语”句以移情拟人手法写山，构思精妙，山峰本不能言，以“无语”称之，“立斜阳”更见晚山有情。颈联色彩明艳美丽，“胭脂色”与“白雪香”此红彼白，有色有香；尾联陡转，以“惆怅”引出作者思乡归隐之意，包含着贬官失意异乡漂泊的沦落之感。风格淡雅，词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得白居易神韵，也是白体诗的代表作。
　　新秋即事
　　露莎烟竹冷凄凄，秋吹无端入客衣。鉴里鬓毛衰飒尽，日边京国信音稀。
　　风蝉历历和枝响，雨燕差差掠地飞。系滞不如商岭叶，解随流水向东归。
　　诗歌写羁旅中的孤独索寞之感和对京城的思念，透露着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但内涵与杜甫的诗近似，那种严谨的、开合变化的结构，起伏顿挫的格律，工整的对仗，情与景的相互衬托，都与杜诗相近。只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诗那样沉郁有力，气象壮阔。而比起率意浅切、舒缓流畅的白体诗来，它显得结构紧密多变化，语言上经过更多的锤炼。因此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云“虽学乐天，然得其清，不堕其俗”。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可以说，王禹俑虽羡慕白居易的放达，却学不到白居易后期那种闲适自在，内心总有拂不去的苦恼；虽敬仰杜甫的为人，却也学不到杜甫的执着与激情，故其诗风亦依违于两人之间。
　　二、“九僧”、林逋和晚唐体
　　1、惠崇等“九僧”专学贾岛、姚合的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形式上重五律。间有警句而无佳篇。
　　2、林逋等隐逸诗人，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比“九僧”诗稍微充实一些。
　　宿洞箫宫
　　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
　　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
　　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颔联写梅花先抓住梅的倒影，从虚处着笔，渲染出静寂的气氛：疏淡的梅枝横出斜逸于水上，极富有画面之感。“月黄昏”和“暗香”的配合更显朦胧清幽，构成清雅超逸的意境。将梅花的神清骨秀、高洁端庄的气质写尽了，写绝了。司马光称其“曲尽梅之神态”(《温公诗话》）梅花的这种品质也正寄托着作者高雅幽逸、超然物外的情趣。苏轼《书林通诗后》曰：“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骨冷无尘俗。”（化用五代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
　　三、西昆体的盛衰
　　西昆体因杨亿编辑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作家有杨亿、刘筠、钱惟演。主要师法李商隐诗，对仗工整，用事深密，文字华美，但缺乏李诗那种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感慨。
　　平心而论，西昆诗人对晚唐五代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在那一段时期中，习白体者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精致含蓄之长，习姚、贾体者每有细碎小巧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丰赡开阔之优。而且，西昆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如一般批评者所说，完全是内容空泛的，如刘筠、杨亿等七名馆臣以《汉武》为题的唱酬诗，即是针对真宗妄信符瑞、东封泰山之事，而以汉武故事借古讽今。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刘筠）
　　此诗多用典故，但喻示切实，包涵丰富的内容，并无堆垛之病；语言典丽，组织细密，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技巧。除此以外，他们的咏史诗和交游赠别之作中，也有写得比较有意思的。

　　但李商隐的诗实在很难学。它的表面特征很强烈，只要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就能把握，而李商隐那种深刻的思想、炽烈的情感、痛苦的经历蕴涵于语言所形成的诗歌的张力，却非常人所能摹仿。《西昆酬唱集》中固然有些佳作，但这些佳作也难以同李商隐的诗相提并论；更何况，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写诗而写诗，如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
　　因此，他们诗歌的弊病也就很明显。譬如说，李商隐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而不是作为指示符号，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换乙显示有学识有材料。西昆诗人却容易犯这种毛病，像杨亿、刘筠、钱惟演的《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谜语。
　　又如他们学李商隐诗的绚丽色彩与绮瑰意象，但并非如李商隐那样是出于表现内在情感的必须，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如杨亿写《夜宴》，便是用些“绮宴”、“芳罍”、“飞舃”、“珠喉”、“薄云”、“流雪”之类的辞藻，除了显示富贵的生活氛围和高雅的文化素养，再无其他意味，感情是很贫乏的。
　　第二章：柳永与北宋前期词风的演变
　　第一节：对五代词风的因革
　　一、“北宋倚声家初祖”晏殊的词
　　晏殊的词虽多写男女相思爱恋和离愁别恨，但已过滤了花间词的轻佻艳冶，而显得纯净雅致，温润秀洁。
　　富贵气象：清丽淡雅，从容不迫
　　情中有思：人生有限的忧思与情爱的缺失交融在一起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词写悼惜春残，感伤年华流逝。“无可奈何花落去”句伤春，流露出惋惜之情，“似曾相识燕归来”句在淡淡的忧伤中渗透着一种旷达，无奈之中又有一种圆融的观照。两句属对工巧、自然浑成。全词含蕴浑融、闲雅平静。
　　王灼《碧鸡漫志》中说：晏殊词“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此。”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词谐不邻俗，婉不嫌弱。明为怀人，而通体不着一怀人之语，但以景衬情。上片三句，因今思昔。现时景象，记得与昔时无殊。天气也，亭台也，夕阳也，皆依稀去年光景。但去年人在，今年人杳，故骤触此景，即引起离索之感。“无可”两句，属对工整，最为昔人所称。盖既伤花落，又喜燕归，燕归而人不归，终令人抑郁不欢。小园香径，惟有独自徘徊而已。余味殊隽永。

　　浣溪沙
　　青杏园林著酒香，佳人初试薄罗裳。柳丝无力燕飞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闲愁闲闷日偏长。为谁消瘦减容光。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宴歌席莫辞频。
　　满目河山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吴处厚《青箱杂记》：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然而这种既无追求亦无痛苦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其实也是很平淡很无聊的。上面二首词都包涵着在这种平淡无聊的生活中眼见时光流去、好景无常的愁闷。而这种愁闷又常和他的自我满足心理及富贵闲雅气质交织在一起，有时显得不大和谐。

　　王国维《人间词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遂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推荐阅读：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一起读
　　二、欧阳修的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概》：“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欧阳修的词在因循中有变革，主要体现在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呼应。
　　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上片从行人落笔，写行人旅途思家。“残梅”“细柳”“草熏”“风暖”展示出一片早春迷人的景色，在此背景之下抒写离愁别恨，更显得柔情缱绻。“迢迢不断如春水”妙在即景设喻，触景生情。下片从闺中思妇落笔，写闺中思妇怅望念远。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唐宋人诗词中，送别怀人者，或从居者着想，或从行者着想，能言情婉挚，便称佳构。此词则两面兼写。前半首言征人驻马回头，愈行愈远，如春水迢迢，却望长亭，已隔万重云树。后半首为送行者设想，倚阑凝睇，心倒肠回望青山无际，遥想斜日鞭丝，当已出青山之外，如鸳鸯之烟岛分飞，互相回首也。以章法论，“候馆”、“溪桥”言行人所经历“柔肠”、“粉泪”言思妇之伤怀，情同而境判，前后阕之章法井然。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上片写深闺女子独倚高楼，盼往日情人而不得，因而产生失望、幽怨、怅恨的迟暮感。连用三个深字，不仅写出庭院之深，也写出院中居人与外界隔绝之深，寂寞苦闷之深，以景托情，词意深婉。李清照尤爱“庭院深深深几许”句。下片写伤春，语意浑成，刻画深致。
　　《古今词论》引毛先舒云：“永叔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何也？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又乱落，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也？”

　　采桑子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
　　飞絮漾漾。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愁肠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此词纯用白描的手法，生动而传神地描绘出了一位多情撒娇的少妇形象，表现了青年男女间的亲昵情感。词中引用了唐人朱庆馀行卷张籍的《近试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生查子·元夕（朱淑真？）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上下片将去年和今年的元宵节对举，在花月灯火交辉的同样背景下，对比去年的欢会和今年的离别，意思十分直露，但“月上”两句写约会情景，清新通俗富有诗意，成为后代常用的熟语。
　　第二节：开拓词境的尝试
　　一、范仲淹的词
　　《全宋词》现存范仲淹词五首。范词独辟蹊径写边塞生活，为词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而沉郁苍凉的风格，则成为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歌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呼为穷塞主之词。”上片写西北边塞风景，紧扣一“异”字，境苍莽雄阔。下片抒情，抒发将士忧国思乡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绪。此词能从五代词的宫闱闺阁、楼台亭院，走向江山塞漠摆脱浅斟低唱，实发宋人豪放之先声。
　　苏幕遮·碧云天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二、张先的词
　　张先的词贴近日常生活，主要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他的词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二是率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
　　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这首词通过惜春伤春情绪的描写，感叹年华易逝和孤独寂寞的处境。
　　《后山诗话》：尚书郎张先善著词，有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飞絮无影”，世称诵之，谓之“张三影”。
　　三、王安石的词
　　王安石的词进一步由表现个体人生的感受开始向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词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刘熙载《艺概》说其风格能“一洗五代旧习”。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遗曲。
　　上片写景，极写登高所见金陵壮丽的晚秋景色，下片怀古，叙六朝之盛衰，伤时叹今，寄慨遥深，立意高远。全词风格豪健写景壮阔，笔力刚劲。《增修笺注草堂诗余·后集》卷上引《古今词话》云：“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