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FTER上还有我和某网友的进一步嘴炮……我就把我的回复粘过来吧。
其实我写文的初衷是就是想写儒法嘴炮的,无法否认我现在的立场偏向于儒家,事实上我对儒家典籍也要比法家著作更熟悉,但这并不影响我粉商鞅,事实上我喜欢商君的时间比喜欢儒家要久得多。只是学力有限,没有达到我写文一开始标榜的“不吹不黑”,让商君粉不开心了,在此,我必须向小伙伴们道歉。
首先,感谢您认真看我写的东西,并写出了近四千字的评论,这令我受宠若惊!当然,在回复您的评论之前,我想先明确的是,这文是我基于史书与《大秦帝国》原著展开的想象,属于同人作品,其中借赵良、孟子与商鞅之口所说出的话,只能部分代表本人的学术观点。对于这段嘴炮的设计,我其实想了很久,但因为对于法家我确实还不够了解,导致行文中会出现了一些硬伤,这点我无法辩驳,在此深表歉意。
对于您所提到的那些问题,我将尝试逐条解释,希望不会让您感到特别困扰。
第一,关于您对“仁与力”的疑问。从传世经典的《论语》《孟子》还有《商君书》等书中来看,“重德”抑或“重力”确实是儒家与法家在理念上的重大分野之一,在此,因为这是儒法之间的嘴炮对决,历史上的儒法争鸣确实会对这些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当然用现代的眼光看,儒家确实有迂腐的空想的一面,我不否认,我也不会真的想去恢复孔子喜欢的周礼。再次明确,这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假设,因此,我就不对您的看法作出评价了。
好吧还是想说两点,一来,您说儒家鄙夷暴力,一味鼓吹“仁”的“恃徳者”们才更易亡云云,那么儒家是一味鼓吹“仁”么?孔子在夹谷之会前,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主张,就是因为作了充分的军事准备,才让鲁国获得了一次巨大的外交胜利。二来,您用竹溪的话很有道理,我们知道他是很喜欢法家的,他曾说过“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我承认骂得有道理。但是现在有个现象不知您注意到没有,现在说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都是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强调“小米加步枪”能够胜过铜枪铁炮对不对,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不是以德胜力了呢?德是不是也有力量呢?姑妄言之。
第二,这句话我其实是想讽刺儒家啊,孟子这一点确实亏心!当然瞎解读历史甚至凭空编造不止是儒家的锅,除了孟荀这些人,韩非子列子吕不韦他们都干过这种事,诸子之书就因为经常编造一些似真似假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并不能作为可信的史料啊!三代历史是诸子百家共同的语言资源,但为了宣扬各自的学派理论,他们都做过不同程度的修饰和改写,如果说因为法家改历史少儒家改历史多,就把锅甩给儒家,那就真是五十步笑百步了。但我认为,这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所无法避免的情况,即使法家要不法古,他也必须举出历史上的明君圣王不法古而王天下的例子才有说服力啊,《商君书》也多次提到“古之明君”云云,也称许“汤武”,都是如此。
第三,我对儒家和法家根本目的的处理,确实不合适,失之于简单粗暴了,惭愧。这部分如果只当做儒法嘴炮来看其实没什么,但是您既然写了那么多,那么我就要说说我对儒家的看法了,当然,咱先不提疫情的事儿,这与我们的主题无关。讲真,我不知道您在历史课上学了些啥,让您对儒家如此反感?我以为即使不喜欢,也没必要多讨厌来着,当然君子要努力做到人不知而不愠,我就冒昧为儒家代言一下了,言归正传。
在我看来,儒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仁,儒家的根本目的是人,而仁是人之为人的核心。虽然不能说儒家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现代角度去解读其实这么说也可),但是儒家确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果依然要以阶级的分野来说,那就是希望士以上成为道德上的君子,能以仁为己任(《论语》8.7);对于百姓,则应使之安居乐业,并富之教之(《论语》13.9)。孔孟自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他们的理论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这点不错,但相比之下,儒家理论在当时是对老百姓最友好的了。当然,我们站在后世的眼光回顾那段历史,儒家确实说的比做的多,实际行动力要差一些;但对普通百姓而言,轻徭薄赋、保障生活、进行教化,您所提的这些陈词滥调泛泛之谈,但凡能落到实处,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说到这我就想说一说您所看好的法家了,法家对士和百姓是怎么看待的呢?商鞅实行的连坐法不知您怎么看待,法家思想毕竟不是现代法学思想,不是“疑罪从无”,而是把百姓当作潜在的罪犯来看的吧。商鞅要把老百姓限制在土地上,剥夺他们去从事其他职业和发展的可能性,只让他们耕地。当然他也有自己的道理,因为秦国地广人稀,必须充分开发地力才能快速让秦国富强,才能去征伐他国东出崤函。只不过,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儒家会想通过教化改变,但商鞅却是要通过法令和规范约束百姓,他不允许百姓“淫逸”,因为一切为了富强!如果真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然ok,战时共产主义没毛病,可是也不能一直这样啊。具体举措,《垦令第二》这篇我一开始读着感觉很好玩,但我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太严苛。至于对士阶层,《农战》《去强》篇里,是恨不得把士阶层都降级为农啊,老实说我怕了。当然,您所说的“如何更好地利用人性使民众乐于效命从而成为变法的持续动力便是他在商君书的许多篇章中所研究的”,我很认可,只是这个过程有风险,稍不注意就会引发民变,也只有法家敢做能做,所以我也不会反感法家。
您觉得很多儒家都是纸上空谈的,确实,儒家的事功不如法家兵家纵横家,司马迁说儒家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也是很有道理的,孟子荀子几乎就没真正出仕也是实锤,但他们毕竟是走学术走理论一路的。儒家也有很多有从政经验的人,孔子从鲁中都宰、大司寇到摄行相事,如果不是真有成效也不会被国内贵族和齐国君臣忌惮。孔子弟子之中,子路仲弓冉有都做过季氏宰,其中子路还做过卫大夫家臣,冉有做季氏宰时带兵打退过齐国,子贡做过卫相,子游做过武城宰,子夏后来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可以说,孔子几乎以一己之礼开辟了后来的诸子百家时代。对于百姓来说,究竟是一个能给他们带来礼乐教化的长官更好(子游为武城宰时路有弦歌声,见《论语》17.4),还是一个对他们严格管理甚至逼着他们上战场的国相更好呢?
当然,儒家的历史命运我们都有目共睹,这个也无需多言了,但身处战国时期的人肯定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吧。儒家最令我触动的一句,是《史记?孔子世家》里面颜回的一句话:“夫子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能够不去迎合君上,不与黑暗的现实妥协,能坚持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那比从政要难啊。卫灵公问军阵之事,孔子说不知道,可冉有说自己的军事才能是学自老师。可以说,至少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士不会是腐儒,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能通六艺的一时才俊,他们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齐国想伐鲁,子贡去当说客,“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但孔子还责备他,为什么?因为不合正道之事,君子不为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8.13);“邦无道,谷,耻也”(《论语》14.1)。如果在战国大争之世,只有违背自己的信念才能建功立业,那么儒家也就不是儒家了。
抱歉,您所谓的“落足点仍是维护没落的贵族阶级,维护奴隶制社会之类的都是基本常识”,恕我不能认可,所谓的“常识”并不意味着符合历史事实。您说,“在隔壁法家顺应历史潮流将社会推向封建制时,儒家还在开历史倒车努力把社会往奴隶制拉……”首先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那是后人的总结,而非当时人能预见的;如果商鞅真的看到历史发展趋势,那么看到秦二世而亡他该怎么做呢?当然,儒家的保守性似乎无法辩驳,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是要谨慎的,但是太过谨慎只能导致保守和犹豫不决,尤其面对变法这种失败的代价特别巨大的事情。这是实锤,没啥好说的。但我还是想给礼乐正个名,周代的礼乐文明在儒家看来,代表的是一种和谐的秩序,虽然具体仪节已经不切合实际,但不能说就没有价值了,而且礼的一些原则即使到了现在也依然有道理。而且儒家也没说礼不能变,孔子也有“从众”的时候(如《论语》9.3)……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说历代的统治者真正所行的是“阳儒阴法”,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汉宣帝曾经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而在《商君书》中,我也找到了儒法会通的可能性,就是《开塞第七》所云“(周)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而这也是我对嘴炮结局处理的思考,我希望可以调和儒法。而战国末期,学派之间互相吸收,学术趋于一统,开汉代思想风气之先,就是后话了。
关于法家的根本目的,我承认我错了。只能说,为了富强不惜一切代价的秦国,无愧于“虎狼”之名。但如果治理国家一任于法家的法,苛政之名只怕也是免不了的。虽然大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是太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秦法总要背一部分锅了吧?至于刑杀七百余人,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可是法律本身就真的合理么?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的法律观只怕也不同,请君思之。
啊啊啊这部分不小心写太多了QAQ,先酱紫,继续下面。
第四,这又是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了……因为,对于“亲亲相隐”的争论已经持续上千年了,而现代法律,至少在中华法系的范围内,是会避免直系亲属上堂作证的。我认为亲亲相隐没错,法家要求人告发举奸什么的,不仅不近人情,甚至没有人性。父子亲情血浓于水,如果法律或利益超过人伦天性,那未免也太可怕了。想想文ge时期,想想现在的告密者,我只能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的人,不会有安全感,难怪秦国人要逃跑而商君会下令追捕逃亡者……
当然,“使无讼”是儒家的美好理想,大同社会嘛,“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礼记?礼运大同篇》)。当然就是想想了,如果没有人犯罪就没有人受伤害了对不对?儒家天真单纯(傻白甜)的一面就在此啊。不过儒家毕竟不是专业玩司法的,玩不过法家也不怪他们。
第五,这个我承认是我处理不当,当时写得太久也累了,想赶紧结束就显得比较匆忙和生硬,瞎写了,我道歉,不辩驳。只是很可惜,秦帝国建立以后,法家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个法学原则,有些法令只适合一国却不适合治理天下啊。
至于您在最后所说,我让商鞅对儒家的一些质疑没有做正面回应,事实上是因为我认为,商鞅对某些问题应该是不屑于回应的,他只会选择他觉得有讨论价值的话题作出回应。至于商鞅的辩才,语言上他肯定是很厉害的,不然也不能压倒甘龙杜挚等反对派,让秦孝公相信他了。不过孟子也是很能言善辩的,如果历史上真正有所对决,胜败还真未可知。当然,孟子确实存在不少黑历史,在辩论时说不下去硬要把话圆过去。当然这里我也要提出商鞅的黑历史,在《商君书》中他多次提出要贬斥那些游说之士,那么他自己又算什么呢?他最初也是以言获位的吧!套用孟子的一句话就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这也让我发现了自己有很多思考还非常不成熟,希望以后还可以向您请教!希望大家还可以愉快地做小伙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