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恋笔记》示可

29、第二十九章 心情复杂 我也解释不

　　我痛心于苦恋，但谁又能懂这份热切的心、苦涩的氛围以及由此而来的倾诉欲望？矛盾之处就在于，我明明想要和她交流，却又极力克制着自己，坚决没有同她联系，哪怕是春节那一天，我都没有发去一句问候；又况且按她先前的所说，即使发过去，也并不是被她看到！

　　咽喉的事已令我揪心和沉浸了，我又想着不能去干扰她的决断，所以基于这些复杂的心态和由此而来的对于爱的考验，我甚至在年初她联系我的时候，反而任性地冷落了她：那几天全国普降大雪，她主动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说：“我们这儿下雪了，下得好大，你们那下了没？我好想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想我？”

　　我回复道：“我们这儿也下了，可能过几天就更冷了。我过得不好，也不愿再想你了；其实这样挺好的，希望你也不要再想我了。”

　　这些天来积压的愁苦，都被我融入到了这条信息里。

　　我也解释不清这种心理：是因为一直以来不能联系她而怄她的气？是因为我越发迷茫并害怕为她的未来承担必要的责任？难道我潜意识中也害怕她会真的选择我，而使我承负那些我还没有信心也没有想好的现实？

　　我觉得自己一方面想要抓握某个东西，却另一方面又偏偏推开它，怕它对彼此的未来带去牵绊和悲剧……

　　到底哪一种才是真实，我也不知道。但我的渴望和伤痛确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后来，我心底的声音已然歇斯底里了起来。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境下，我的咽喉并不会有好转的迹象。治疗四五天后不仅无济于事，还反觉加重了。文典医生也很困惑，他看了看又捏了捏我的鼻子，说是可能患了鼻窦炎而使咽喉久治不愈。于是又照例地打针吃药。

　　父母见我整日愁闷不乐，几次治疗下来又不见好转，所以怕我患的是食道癌或是鼻咽癌之类的病，说是去大医院做个检查比较放心，因为同村就有几个年纪大的邻居在不久前患了这些病癌的晚期而过世了。我虽没有怀疑癌症，但即使是咽炎或肺炎，也应该去确诊一下，所以也就去县医院了。

　　那天正是正月初八，一大早寒风凌冽，父亲披上破旧的大衣，戴上挡风的火车头帽，陪我一同坐车去县医院。

　　一路上，当我望见寒风裹挟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躯体，拍打在他满脸褶皱的面容上时，我忽然冲动之间感觉上天对他极为不公：他这一辈子的默默付出、吃苦耐劳，为的是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为了他的两个孩子，为了这个家，他一如继往地付出着生命与爱，几乎倾尽了所有，谁曾看见、谁曾怜悯、谁又曾真情地关怀过他、给过他温暖？

　　他是亿万劳苦的农人中极为平常的一个，但对我而言，却是最该得到关爱的一个。相较于他的辛苦和负累，现在的我的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不能被现实打败，我不能轻易认输，”我告诉自己，“世界不会为谁而转，更不会为谁而停留，执迷于过去或纠结于现在都是软弱的、狭隘的，……或许，……是的，我应该学着放弃。”

　　当望着眼前一座座破旧坍圮的房屋，想象着一历历沧海桑田的无情巨变，我告诉自己不能再犹豫下去了——我不能只为追求一己的幸福而折损生命的事业，这对自己的生命不公、对父母不公、对社会和世人不公，我应该全心投入、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才华，哪怕像父亲一样终身都无所报偿，我也无怨无悔。父亲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我有时会想，既然和徐晶在一起注定对我的创作不利，倒不如狠心抛弃这一切，人生本就短暂易逝，忍痛割爱才是实现人生大爱的明智之举——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我在心底这样告诉自己。所有这些狠恶的想法从我的心里一闪而过，似乎一根根细针想要极力刺破我痛苦的心一样。

　　检查结果已经很明确，这是明白无疑的事：我患的正是慢性咽炎； X片显示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去县医院输了两次液，也吃了很多药，但仍不见好转。这可急坏了父亲，他逢人便打听关于治疗慢性咽炎的事，后来听说有个大伯曾每晚坚持喝蒲公英茶治好了，并且两年未犯。我听了也很惊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不定真的奏效呢！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父亲就说，曾在秋天时的田野沟里见过一大丛的蒲公英，不知现在是否还有。于是一吃完饭，他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往田里赶去了。

　　当时正值天气阴沉，没过多久，竟罕见地下起了芸豆般大小的冰雹。我站在屋檐下听着“邦邦”的声响，看着冰雹一颗颗急雨一样砸在地上，知道挖药的父亲一定无处奔逃了。

　　感受着这样的情境，我的心一时抑制不住地猛然一酸，不能自已地涌出了一股股热泪来。我对于父亲有着太多感触，此时此刻，我要如何才能报答这个可怜的父亲呢！我感到无以为报！在一次次极度的愧疚中，我只能背着他暗暗地流下一些泪来。

　　父亲也许真的急了，他后来还亲手砍掉了屋前的一株矮构树，迷信地以为这棵野植株长的不是地方，或者我的生病和它有关；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也同样将家境的困顿不幸归咎于屋后老槐树上的那几只猫头鹰，以至时常咒骂和试图驱离它们。

　　春节过后，村子里的年轻人都陆陆续续地开始外出打工或学习了，我也不得不走了。临行前，父亲再三嘱咐我，回去之后要继续看病，缺钱了就说一声，不要怕花钱等等；其实年前妹妹已把陈天辉归还她的三千元钱给了我，说是让我留着以后用。

　　而且那天陈天辉过来还钱的时候，还能和大家一样交流，并未有太多会患精神病的迹象。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此一年前我亲自把他和我妹妹送上一同去S市打工的车，他虽确实看上去有些沉默、敏感而又木木的——如我一样，但我仍没能想到，一个看起来年轻活力的人竟在四五年后得了精神病。

　　我想，他的那些感情失意、谋生奔波时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只可惜他已经无法再诉说出来了。而且我也觉得，我走出校门后所即将面临的理想失意、感情受挫和奔波辛苦，或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他类似的，所以，我也能大略理解他的精神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