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章 飞机上的意外（时雪的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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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时雪，我想我最好先简单介绍下自己。故事开始时我是一名普通的留学生。准确的说，我是一名医科学生，留学的国家是美国。像所有留学生一样，我与家人的关系全靠微信，视频以及汇款维系；像所有医科学生一样，我的生活被上课，论文，期末考试和医院实习填充。如你所知，医学生的时间很少是自由的，这点上，美国与中国没有差别。
我是在九月初的一天踏上回国的航班的。那天飞机起飞之前旧金山下了点小雨，虽然机场里感受不到，可气温已经在下降了。我没带太多行李，虽然唯一的行李箱的尺寸可以带上飞机，箱子里也没有带什么化妆品，我还是在换登机牌时将它托运了。我挎着随身的托特包过了安检，里面放着我随身需要的东西。我习惯于轻装简行。
候机，排队，登机，等待，播放提示音及安全须知，机组人员介绍，起飞前滑行……终于，飞机起飞了！坐在飞机后舱的我深深叹了口气，这我要算我从不轻易回国的原因之一。接近十二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和落地后繁复的海关安检，即使是对于我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来说，也属于浩大的工程。要是再加上下飞机之后的倒时差和整理行李，时间和体力的消耗就更大了。这次回国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意外，没有哪个医学生会愿意在九月初向学校请假两周去干无关紧要的事，如果她还想顺利毕业当医生的话。
我必须回国的理由是：我父亲失踪了。
不要担心，我有确凿的理由相信，这是我继母搞的鬼把戏。这种鬼把以前我就领教过不少：千方百计阻挠我父亲给我打电话，找理由假装忘记给我还信用卡，汇学费一定要拖那么两个月，以至于每次学校都要发邮件催我……我一直以为人的心智和阅历应该随着年龄蹭长，即使是表面上的善良大气，也应该是为人继母的自觉。不过我再也不是年轻气盛说吵就吵的十几岁小孩了，我早就长大了。像所有为不计后果的爆发承担过漫长而痛苦损失的成年人一样，我也学会了计算得失和大局为重。现在的我愿意为了我的父亲，为了我父亲的家庭和谐而暂时忍让她，只要她不干出格的事。可事实来看，她连这简单的表面功夫都做不到。所以，我现在正在飞机上呢。
关于我的家庭可以过会儿再讲，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我的家庭背景也很重要。虽然大讲特讲家庭出身，就像上个世纪的样板戏一样令人无聊。但人与家庭之间解不开的牵扯和束缚并非想忽视就不存在，有些时候家庭就是一切。可命运，安排，唯结果论的人生，对于这些我通通无能为力的事，我宁愿晚点再说。
逃避是个好办法吗？我没法给出答案。可至少在以成为医生为目标的学习中，我的的确确逃离了无意义的争执和令我痛苦的后妈。
时间在昏昏沉沉的旅行中伴随着着毫无意义的思索过去了。我点开前排显示器，飞机早已飞过了白令海峡，飞到了蒙古高原，还有大约两小时就能落地了。机舱一片安静，多数乘客都在睡觉。拿起身上盖的衬衣，我轻手轻脚地站起来准备去上个洗手间。就在这时，客舱广播响起了。
广播找人，寻找医生。
空乘这时也出现在了经济舱，由前至后地协助询问。被广播叫醒的乘客大多四处张望，有些还努力地听着第二遍广播。刚刚经济舱很安静，看来病人在头等舱。
一般情况下，未经医院实习，没有行医执照的学生是不会说自己是医生的。可这个一般情况在某些情景下有例外，比如现在，在没有专业医生能站出来提供帮助的飞机上。
排排乘客纷纷摇头，当金发空姐走到我的座位时，我打开安全带举手说：“我是一名医学院学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我站起来的同时，前舱一个男人也半撑着后排座位回头说：“我是一名助产士，我想如果实在没有医生我大概也能帮忙。”
我想刚刚他也跟我一样是在观察飞机上有没有其他专业医生。
空姐露出欣慰的表情，带领我去头等舱。空乘都学过基本的急救知识，一般广播寻医都是遇见了情况比较复杂的病人。我边走边问空姐病人情况，可匆忙的过道行走里只听见了糖尿病这个单词。
助产士已经先我们一步进了头等舱，掀开帘子正看见他站在几个人围绕的一个左排靠走道的座位边焦急地望着我：“你是中国人吧，我想他是注射了过量胰岛素。”
看了一眼患者我就明白了他的不安和语气里的不确定。患者是个中国男人，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四十岁上下，此时已经在吸氧了。
“我可以帮助你，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可以慢慢告诉我。”我看着座位上这人无助的眼睛，看到我的一瞬有瞬间的明亮。
“胸闷，喘不上气。”他摘下氧气面罩缓缓地说。
我问周围的人，“他是什么时候注射的胰岛素？”
一个站着的年轻人赶紧说：“两小时之前，注射一会儿就不舒服。我们领导赶紧要了两杯糖水，以为是药劲儿大了，缓缓就可以，没想到越来越严重。”
“哪种糖水？葡萄糖吗？把胰岛素给我看看。”
“第一杯是橙汁。不管用，找空姐另要的一杯葡萄糖水。”
“分别是多久之前。”
“橙汁是一小时之前喝的，葡萄糖是半小时之前。”
另一个年轻人把药盒和注射器递给我，看起来是种常用的国产胰岛素，我不太熟悉。弹簧笔式注射器，是否有问题我还无法判断。
座位上的男人继续吸着氧，点头认可他们的说法。
“您注射胰岛素有多久了？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我继续问。
他深吸了一口氧气，把面罩摘下来说，“有五年了，以前有一次注射后忘了吃饭发晕，但没有这么严重。那还是刚注射的时候。”
情况看起来明了了，注射胰岛素之后的低血糖反应会引起胸闷，头晕，冷汗的症状，可为什么大量补糖后还没有缓解呢？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抬头撞见助产士疑问地望着我。是啊，把他忘了，他听不懂中文。医学词汇不常用，估计刚刚周围没人能翻译，所以他才有那种焦虑的神情。我赶紧将情况给他复述了一遍，想听听他的意见。
“嗯。他已经补充过充分的糖了，也许是现在糖分还没有被吸收。再喝点葡萄糖怎么样？”我明白他的意思，在应急处理中，低血糖症状可能引起的后果远远大于高血糖，高空飞行中情况更为复杂，一旦出现休克或者惊厥就会有猝死危险。常理来看这没什么不妥，血糖高下了飞机有的是办法降。
可我心里还是觉得隐隐疑惑，按理来说低血糖症状会在糖分补充后立刻得到缓解，一小时之内两次补糖，第二次还是葡萄糖都无法令症状缓解，是不是哪里出错了呢？
我又检查了一下注射器。问病人：“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要对我说，比如病史或者注射中和注射后的特别症状？”他看上去症状加重了，手没有在扶呼吸面罩而是捂着胸口，大口喘气的痛苦样子看上去没能力说话了。事实如此，他轻轻摇了摇头，眼神涣散却还是求助地望着我。这种眼神在我之后的人生里经常遇到，但仔细来算那应该是第一次，所以印象格外深刻。
助产士看着我。我们交换了下眼神，然后他对空姐说，“再准备一杯葡萄糖水吧，放大约十克葡萄糖。”
空姐很快端来了糖水，飞机上会准备一些常见药品，葡萄糖也是常备的。糖水被放在小桌板上，我示意病人取下面罩再一次补糖。
就在这时，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将右手放下了胸口，取下了面罩，接着要用右手拿水。可水明明被放在靠他左手的过道方向！
电光火石间什么出现在了我的脑子里。“等等，先别喝！你左手有麻木的感觉吗？”
“嗯。”座位上的男人点了点头。
“再详细说一说你的感觉！”
“胸闷，疼。喘不上来气。头晕。胳膊也酸疼。”他尽力说道。
啊，怪不得！原来是这样。
“飞机上有硝酸甘油吗？他不是低血糖而是心脏病发作！没有就广播帮我找一找。”我冲着空姐大声说。持续两个小时的发作，但愿现在还不晚。
助产士听见我的话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确定？”“不能肯定。但硝酸甘油不会让他更坏了，如果真是低血糖两杯糖水也足够了。血糖突然上升会加重心脏负荷，他不能再喝糖水了。”我飞快地解释。
助产士脸色愧疚。判断失误当然不是他的错，且不说语言沟通障碍，病人的病史和症状就有很大的迷惑性。刚刚我也差点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现在我是不是还漏了什么呢？
当然了。
“谁有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我用中文大声问，等着空姐斟词酌句地广播就晚了。这里应该有懂中文的空乘的，怎么没看到？“你们去经济舱用中文问问。”我指着刚刚称病人为领导的两个人说。
“我这里有。”就在我慌里慌张地找药时，一个老者的声音响起了。
他的位置在患者座位的右后方，看起来至少七十岁了，声音却威严镇定很有气势。就在刚刚，头等舱里的所有目光还都集中在我和患者身上，现在就都被转移到他身上去了。老人从外套内袋里取出药瓶，邻近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男人赶紧打开安全带，双手接下送过来。
他是头等舱的重点，我想。
我接过药取了一片，放在病人唇边。“嚼碎后放到舌头底下。”
“把我的包拿来，里面有听诊器。”我吩咐空姐说。
其实直到这时我还是不安的。我的判断有没有失误，他会不会不是心脏病突发，又或者真是心脏病突发他能不能坚持到飞机落地？我看了一眼显示器，离飞机落地还有一小时二十分钟。我还没有成为医生，我能为他负责吗？刚刚站出来是不是太草率了？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在我脑子里打转，让我这个此刻不是医生的医生倍感压力。
“您坐在这里吧。”周围的人给我让座。
虽然知道硝酸甘油不会在几秒里发挥作用，我还是紧紧注视着病人，密切观察着他的变化。很快我的压力得到了缓解，十分钟后，他不再出冷汗了，呼吸也平缓了不少。终于他闭了闭眼睛，呼吸罩下尽力露出了个微笑的表情。
没错，果然是心脏病。
硝酸甘油不得连续服用三次以上，现在的问题就是让他顺利坚持到下飞机了。还有一小时十分钟。
松了一口气，我稍微观察了下周围。令我意外的是，这架飞机的头等舱里，我之所见全部是中国人。
“这么年轻的医生！”
如果我没回头可能听不出这话的语气，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嗓音和独特的威严感消解了这句话里的慈祥和肯定。但当我回过头，正撞上那位衣着考究的老人眼睛里赞许欣慰的目光。他微微扯着嘴角对我点头，一看就是个平时严肃惯了不常笑的人。
人没有虚荣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更何况随着这位老人的微笑和点头，周围的人竟也都对我报以赞美的微笑。我脸热了起来，我旁边的助产士也冲我竖了个夸张的拇指，碰了碰我的手臂说：“你还是学生？刚刚真是棒极了！”
这话我要是当真那也就太虚荣了，美国人的夸张是种习惯。何况这间头等舱的每个人好像都关注着这位老人的举动，他们对我的微笑可能更大成分上是附和这位老人。
“你有多大了？”老人开口问道。
“二十五岁。”在美国，这样直接询问女士年龄是不礼貌的。可在中国，长辈的问询大多隐含关心和祝福，何况我还很年轻，并不介意向这位刚刚慷慨赠药的老人家透露我的年龄。也许过两年我就不这样认为了。
“你还是个学生？”和煦的询问。看来这位老人是听得懂英文，听到了刚刚助产士对我语气甚为夸张的赞美。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有种偏见，认为外语和留学是某种新潮的特权，可实际上了年纪的中国老人精通外语的不在少数。显然我也被这种偏见影响了。固有印象和先入为主都是思维的枷锁，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是的，不过不用担心。我受过专业的培训。”我侧头对患者说。可不能让他因为怀疑我的能力而紧张，他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个病人，我的任务是保证他在飞机上的安全。
这时一位美国空姐从驾驶室走出来问我，“机长让我问您，飞机最近可以备降沈阳。病人现在的情况是不是需要马上医治？”
我与助产士对视，正在思考怎样抉择。病人突然摘下氧气面罩，急切地回头说，“不需要，我能坚持！”这可吓了我和助产士一跳，我赶紧站起来按住他给他戴上面罩，“你能不能坚持我们说了算。放松心情，继续吸氧，不要剧烈动作。”
他的话显然不是对空姐说的，也不是对我说的。后排有这个头等舱的焦点，是对那位老人说的吗？
我站在走道里快速扫了一下四周，如我所料，全部都是中国人。从我一进头等舱就迅速察觉到，在座的人之间有种超越陌生人和中国同胞的奇妙联系。刚刚他们的表现也说明了他们全都相互认识。他们应该是一个团体，并且，这位老人在他们中间处于领导地位。
“留钢，你别动。听这位小姐的！孩子，你说用不用去沈阳。”刚劲的声音沧桑但是有力，头等舱之内的不安全都落地了。果然是对那位老人说的，我的推测没错。
真是奇妙，被他这么一说，我也好像瞬间有了主心骨。
我沉吟了一下，“最近的机场好像不在沈阳？”看了一下显示屏，最近的机场应该是大连，现在去沈阳飞机要往左转弯。
“大连受台风影响在下暴雨，机场没有备降条件。”
“落地沈阳需要多长时间？”
“三十分钟。”
一般情况下，心脏病突发必须尽快送医，越快越好。何况从病人的发作时间和病症看他大概率是急性心肌梗死，情况已经比较危险了……
“请机长直接去滨海吧。尽可能飞快一点，谢谢！”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转过头，把手插进牛仔裤的兜里掩饰它的颤抖，“放心啦？不会耽误你们的重要差事了。从现在起你一切要听我的，让你干什么你才干什么。”我以我最轻松自信的语气对面前座位上重新戴上呼气面罩的男人说。
有很多次我觉得，作为医生的个体本身也是普通的，负担别人生命这样沉重的职责，是不是只有上帝才能承担呢？对于医生来说，某个几秒里的决定，某个下意识的反应，甚至是某不经意的句话，某个微表情都有可能对病人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当结果产生时，我可以以命中注定的生老病死来安慰自己吗？
当然那是后来的事了，是在我学习成为真正的医生过程中进行的思考。等我成为真正的医生后，才明白，临床医学是一门非常需要天赋的职业。某些时刻你的天赋和直觉会如流星般的灵感一样突然乍现，在关键时刻拯救你的病人。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你就像美国英雄片里的蜘蛛侠一样变异了，突然具有了可以拯救世界的超能力。这样的时刻只要出现就一定会被捕捉，它会赋予临床医生难以言喻的自信，足以对抗所有因生命脆弱和无能为力而产生的自我怀疑和负面情绪。请不要因为我这样的形容而对临床医学产生什么误解，这样的时刻非常之稀有，临床医生们绝大多数时候都在进行着平凡琐碎和可以预知结果的工作，并且所有天赋和直觉都建立在漫长系统的专业学习之上。
飞机上的我没有完成系统的学习，没有完成医院实习，甚至对什么是真正的医生也似懂非懂。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保持病人的心态平稳比提前落地沈阳更利于病情。刚刚病人对老人急切的表白说明他们在滨海一定有重要的事。离飞机终点滨海市奇湾机场还有一小时时间，病人本人的意愿和头等舱所有人的鼓励应该可以让他顺利坚持到下飞机。
我曾经学过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知识：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要作出一个困难的决定，一但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全，就要在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充分考虑作出决定；并且，一但决定做出，除非有新的事实和证据出现，否则不要随便怀疑其正确性。因为没什么比犹豫不决更能消耗精力的了，而我的精力此刻必须放在病人身上。[ 引自公共号每日豆瓣，2019年10月15日文章《生活中存在哪些有趣又有用的心理学知识？》]我这样详细解释这个“当机立断论”，是因为它很有用，在这个故事里多次帮到了我，这次也不例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飞机落地后的滑行过程中我喂了这位叫留钢的病人第三次硝酸甘油，这已经是硝酸甘油使用的极限了。不过幸好，我已经从机窗里看见不远处救护车已经在待命了。
飞机终于停稳了，空乘取出担架来转移病人。“我陪他去医院！”没人比我更了解他的情况了。我要陪病人去医院，亲眼看他脱离危险，这是我的职责。“可是我的托运行李……”
“把行李票给我吧。你叫什么名字？”在我踟蹰着准备找空姐留电话时，老人站起身来慈祥地对我说。
“我叫，时雪。”
我将贴着行李票的登机牌递给他，抬头直视他的眼睛说。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第一章 飞机上的意外（时雪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