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常先生》禾花

4、第四章

　　在家呆了一个月，快要过年。
　　我没出息，我好想常心铮。

　　我在半夜醒来，窗外是微弱的星光，我想起常心铮半旧的衫，垂下的眼，把自己的十个手指甲挨个咬，终于决定明日去找他。

　　可我再也睡不着了。
　　我等不及吃早餐，抓着车钥匙就向外跑，一步跳下五级台阶，似要奔赴马上迟到的约会。
　　天还没亮，我已经发动汽车，我等不及要见他。

　　我连着敲三分钟的门，没叫出来一个常心铮。只出来了个骂人的阿姐。

　　“哪儿来的小赤佬，”她柳眉倒竖，“还叫不叫睡觉！”
　　“对不住，”我亲亲热热地凑上去，“这儿住的人呢？”

　　她毫不客气地打量我，目光从我两百元的衬衫转向纯牛皮的鞋，终于哼出一声笑。
　　“上周搬走的呀，伢仔不在这儿住了。”

　　我血气上涌，一口气憋得说不出话。

　　好久我才能挤出声音，我咬牙切齿地问，那他可曾留下什么东西？
　　我问了很多人，一直打听到房东太太那里，才终于绝望地意识到一个事实，常心铮他跑了！干脆利落，连张纸条都没给我留！

　　我喝得大醉，搂着小绿葱哭哭啼啼。

　　张二少笑我。
　　“弟弟我失恋了啊，”我眼睛昏花，几乎把小绿葱看成常心铮，“我难过啊——”
　　“不值当不值当，”他给我倒酒，“喜欢什么样的跟哥说，我给你叫俩一块伺候。”

　　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常心铮！

　　满桌酒瓶，倒下的玻璃杯被沾染了暧昧，还有三天就要过年，我像条没人要的流浪狗在外面撒泼打滚，满脑子都是常心铮，闭上眼睛就是常心铮，那冷淡平静的神情，修长苍白的手，他冻疮怎么样了，中指那里总残留点墨水渍，我像个变态一样盯着人家天天看，怪不得常心铮拔腿就走。

　　张二少拍我的脸：“你就是太年轻，听哥的，叫俩美人伺候一宿，什么情啊爱啊的都忘了。”
　　他放屁，被花旗银行小妞甩的时候，不也哭了好几天？

　　“那个银行小妞呢？”我问他。
　　张二少似乎有些困惑：“什么银行？”

　　哥哥就是高，我冲他竖起拇指，向你学习。

　　但我还是没叫人伺候，我硬撑着回到家，抱着杰克睡，用笔在纸上画正字。
　　我要数数自己能想常心铮几天。

　　这个年过得不好。

　　世道乱，生意不好做，军阀混战不休，爸爸犹豫着要不要去香港，摔了几次杯子。

　　我安静地吃饭，想的却是有凌冽寒风的北方，他曾同我讲过，家里与他说亲，只等回去见一见。

　　我心如刀割。

　　1936年春天，我有了新的英文老师，还是打算去英格兰。

　　五月，沈先生等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我从读书馆经过，外面的字报全是抗日救亡的标语。

　　常心铮此时应该回到校园，他大四即将毕业，我恼他不告而别（后来想想，其实是我钻了牛角尖），就不去学校找他，也不再读地理，赌气般每日背诵英文句子。
　　新老师是三十多岁的女人，夸我读书快。

　　笔记本打开，满满当当全是正字。
　　我居然还在想常心铮。

　　我怀疑自己是因为没把人搞到手，才这样念念不忘，可密斯李我也没操到，怎么不惦记她？我甚至习惯了清心寡欲的日子，我的朋友们抱着女人睡觉，我却抱着家里的狗。

　　还是短毛，摸着拉手，呼噜我一胳膊口水。
　　惨啊。

　　签证办好了，那边的学校也搞定，我八月一日就要出发。
　　我在七月初鼓起勇气去了复旦。

　　如果能见一面就好，我无头苍蝇似的在校园门口乱窜，期盼能见他一面。
　　一直等到蹲守的第四日，我才见到常心铮。

　　快到晚上，西边天空有红色云霞，他仍是胳膊下夹着书，旧色衣衫，抿着唇向前走路，周围有几个一起讲话，应是他的同学。

　　暑天的晚风吹过他的碎发，穿过簌簌的梧桐叶来到我脸颊。

　　我好想哭，站着不动。
　　他看见我了，很惊喜地叫我的名字。
　　“沛文！你怎么在这里？”

　　“我曾经带过的学生，”他冲旁边人笑道，“你们先走。”
　　常心铮走到我面前站住了，弯着眼睛看我。

　　他比我略矮一点，头发刚绞过，眉眼很清晰地露出来，同我讲话。
　　不要这样看我——

　　我一个字都听不清，双耳轰鸣。

　　“请你吃饭，”他在我身侧，“要不要喝小馄饨？”

　　这才发觉，自己已经同他走了好一段路了。

　　我不甘心，问他：“年前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
　　“回家过年啊，”常心铮莫名其妙的样子，“学校也放寒假呢。”

　　哦，回家过年。

　　我笑得很傻，像条摇尾巴的狗似的跟在他旁边，眼睛乱瞟，一肚子的话想说想问，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暑天热得我掌心黏腻，呼吸也跟着不畅快，路边弄堂有葡萄架子，我随手拽了个细长的卷藤放嘴里咬，抬眼发现常心铮在看我。

　　“小孩，”他笑，“嘴馋。”

　　我咽下那酸涩，我当然嘴馋，我饿了大半个年头，就亲了下人醉酒后的嘴巴，哪儿够吃饱。

　　小馄饨端出来了，常心铮与我面对面坐着，他用瓷白小勺先舀那汤喝，眼神安安静静的，我却突然没了胃口，盯着上面飘着的一点紫菜发呆。

　　“先生，”我到底没忍住“你为何搬走？”

　　常心铮便放下勺子：“换了工作，和朋友住一起，就近点。”

　　我想问他过年回家时，有没有和介绍的女子见面，可这句话在肚子里转一转，就仿佛嚼了天底下最酸的葡萄藤，舌头根都在麻。

　　“怎么不吃，”常心铮问我，“不爱这家？”

　　我张着嘴还未回话，身后就有人过来了，步子快声音大，大咧咧地拍常先生的肩：“心铮，你怎么在这里？”

　　“和朋友吃饭，”常先生站起来，略微笑了笑，“好久不见。”

　　那人便看向我，眼睛很精神：“来践行的吗，哎呀呀……”

　　我愣住了。

　　我开始生气。

　　蝉不要命似的在叫，我走得飞快，身上已经冒了层薄薄的汗，常心铮有点喘地跟在我旁边，很无奈的样子，这儿离他的学校近，他怀里抱着书，要和擦肩而过的人打招呼，还要分心来哄我，实在是有些辛苦。

　　真难为他了。

　　“没有骗你，”他叹着气，“工作的地方不在上海，所以就退了租，今天是回校办些手续……”

　　我还板着脸，我已经不生他的气了，开始气自己。

　　明明我也是要走的人。我八月一日便要动身离开，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有什么理由同他甩脸，步子猛然停住，他没防备，一下子撞我背上。

　　被翻得有些卷页的书落下一地，已经晚上了，被月色照得发白。

　　我俩都蹲下来捡，头对着头，我小声说对不起。

　　他又叹口气：“你呀。”

　　我把书捡起来，抚平封皮上的一点褶皱，双手递过去给常心铮，在指尖快要相接时缩回，我做错事般站在他面前垂着头，双脚并齐，只等他来训话。

　　“这些年世道不太平，”他突然说，“出去是好事，读书总归是好的。”

　　我委屈得很，大着胆子张口：“如果我不想出去呢？”

　　“别怕，”他一把温和的好嗓子，“洋人没那样厉害，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先生，”我开始哽咽，“如果你说让我留下，我便不走了。”

　　漫天星光下，我的常先生被这句话迷惑住了，他满腹文墨，却不明白一个在自己眼里的半大少年为何说这句话，他轻蹙着眉，圆眼睛里满是怔然，我抬头看他的神情，就全明白了。

　　常心铮对我，没有那种意思。

　　他眼睛大，这会儿又睁得更大了一些，迷茫极了。

　　“对不起，”我没出息得掉下泪来，“我会好好念书。”

　　我没脸继续待在他面前。

　　可常先生拉住了我的胳膊，他明显地犹豫和困惑了一会，却从自己书上取下那支卡着的钢笔，放到我的手心。

　　“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图个吉利，”他笑笑，“牌子叫平安，祝你早日学成所归。”

　　我真不想走，我甚至差点说出我愿意为了你放弃，去他妈的德国产的汽车迎翠楼的糕点，我的心眼小的要死现在就一个常心铮，外面枪炮轰鸣天翻地覆与我何干？我想在那爬了青绿藤蔓的红楼里与他睡一张床，我想看他翻译听他读书，我想在凌晨四点醒来在靛蓝的夜色里看他的睡颜，我想要他的全部。

　　可常先生何其无辜。

　　我凭什么——

　　似乎是心有灵犀般，他突然张口，说了很长的话。

　　“沛文，你要去看看外面，”他平静地注视着我，“尽管大胆地放眼看去，世界是很大很美的，人这辈子又很短暂，如果能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奋斗，是值得的，你也不该拘泥于这小小的天地里，当你真的纵览人类文明时，你会发现很多事太过渺小，只有信仰永恒。去吧，沛文。”

　　我与他握手道别。

　　指腹有茧，掌心微凉。

　　我从上了轮船就开始生病。

　　浪花翻着白花花的泡沫，跟着风一起把船托得直晃，我只有趴在甲板上吹风才会好受一点，低烧和呕吐让我造成轻度脱水，我那张曾经引以为傲的漂亮脸蛋不见了，谁见了估计都得怀疑林家这位小少爷是否抽了大烟，可我没有，我只是生病了。

　　那枚钢笔放在我胸前的口袋里，被我随身带着。

　　有之前认识的朋友来找我玩，见着我恹恹的样子都在笑，我安静地裹着个小毛毯吞药片，脸皮越来越厚，无所谓，我在离开前绞了头发，把一身的娇贵脾气全部丢掉，和姆妈拥抱，与爸爸交谈，在英文课本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

　　把以前那层皮剥掉，自然是要吃些苦头的。

　　只是我没想到，苦头要吃这么久。

　　说来可笑，明明是去英吉利，但我说英文的机会反而比在国内更少，我们这样的非公派留学生，被大把的钞票送来留洋，有几个是真的为了学问？很多公子哥们自发地抱团，我终于脱离他们，白天读商科和莎士比亚，在晚上自学地理，我愈加沉默，努力把自己的每一天都拉出意义。
　　但是在看到地图册上那个北方小城时，心还是会突突地疼起来。

　　常心铮没有骗我，外面的世界果然很大，很美。

　　我也成了一枚乡下土包子。

　　我贪婪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洋人身材高大生活富庶，彬彬有礼而衣衫精美，他们喝着咖啡谈商业，搭乘汽车和轮船，咖啡和面包的香味中我想起了家乡的黄包车夫，我所生活的房子也精美漂亮，每日喝加奶的红茶，可出了租界略走几步，同我一般大的少年可能穿着短衫蹲在马路牙子上，饿着肚皮等待着为人擦鞋跑腿，好换来潦草的一餐。

　　我读了很多书，我好吃惊。

　　读的过程有些费力，但很快乐。

　　经历了最初的不适之外，我居然沉迷于这种忙碌的时光，趴体和交际很多，我不太去，自从发现一名同学也读马克思后，便与他逐渐熟识起来。

　　常心铮对我的影响，要比想象中更大。

　　我不和女同学跳舞，这里阳光很少，阴雨连绵，如果哪天出了太阳，便去河边喂天鹅。

　　给家里发电报，说我一切都好。

　　这里人喝红酒，路边却无家养的葡萄架，我只有跟着同学去郊外的葡萄种植庄园，才能摘下一缕细卷的藤塞嘴里，咀嚼那点酸涩。

　　我不再矫情，病慢慢地好起来，偶尔深夜里会想一想常心铮，我居然渐渐开始快乐，日子过得飞快，终于到了那一天。

　　战争开始了。

　　我抓着那支平安牌钢笔，把纸都戳出来洞，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恨自己无能，恨自己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去，恨这个憨逼世界为什么要有战争，我给了自己三天时间堕落，在这三天里，我酗酒，和鬼佬打架，在河边呕吐，最后的期限来临时阳光好极了，我趴在岸边看下面的波光粼粼，大哭了一场。

　　十月，留欧学生组成第一批回国参战服务团。

　　与此同时，我的父母辗转维多利亚港湾，前往欧洲。

　　他们没能捉到我。

　　我站在甲板上像只鸟一样地跑，我的衬衫解开了，微咸的海风里我展开双臂，周围人只当我疯掉，他们眉头紧锁窃窃私语，偶然瞥来一眼，只当我是不懂事的少年。

　　很神奇，我没有呕吐，我的脑子清醒得不像话。

　　我同那名同学一起回来，他叫金韬，德文很好，他带我住进自己的家里，把我介绍给自己的家人朋友，我甚少经历这种场面，局促地红了红脸。

　　“我会英文和一点法语，”我与人握手，“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字写得不大漂亮。”

　　有人拥抱了我，对我笑道：“欢迎你，小同志。”

　　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