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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聿涵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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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和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穿梭于人群密度几乎饱和的北京站,从地铁站出口处的广场,到售票窗口,还有候车大厅,人头攒动,空气闷热。阳光饱满的悬在广场的正上方,陶塔大汗淋漓的分析完复杂的乘车环境后,我们最终选择放弃了逃票的愚蠢念头,转而买了四张去北戴河的硬座。
拿到票,距离火车开动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四个人挪动着艰难的步子经过过街天桥去对面一家快餐店吃饭。惠子已经饿得嘴唇发白,她似乎两个小时没有进水,可她好像突然因为疲倦而停止了一贯的紧张。我从路边的报亭买了矿泉水递给她,她看了我一眼却并没表示出兴奋和感激。
我实在是个粗心大意的人,放置行李的时候很意外的不小心刮到了惠子的左手胳膊,伤口渗出血来,她漫不经心的瞧了瞧,随便拿纸巾蘸了点冰镇啤酒擦了擦伤口,接着狼吞虎咽的吃完了她面前的咖喱饭,还有一小份蔬菜沙拉。我埋头看着碗里被烤糊的鳗鱼,大口喝着新鲜啤酒,揣测自己在北京停留的这三个月,是不是让身边的人有了太多悄悄的变化。也正是在这座城市郊区的静谧里,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因为时间衍生出的庞大的恐惧,而且这种感觉已经毫不夸张的到渗透到生命所包含的各种隐含因素中了。
4495次列车上整整四个小时的时光,我清楚的记得自己看见同样明暗粗细的红色光线从我左手指缝中抽离。NIKON挂在我的脖子上,勒出一道暗啞的汗渍,车厢顶部固定间距的风扇摇着头,却没有风。列车员抱着泡沫箱子贩卖用色素和糖精兑成的老冰棍,原本白色的箱子表面被镀上了薄薄的一层灰色,它应该随同这列绿皮火车跨越了不少城市,积累了很长的路途,也见过比我更丰富的人群,对火车上形形色色的表情更加了如指掌。我的思维跟随列车的飞驰越走越远,对于正在习惯冷静,正在寻找理性约束下的自信与镇定的我来说,让想像力信马由疆实在不是聪明的选择。我低头摆弄了会儿相机,顺便抬头给古老的风扇拍了一张不具意义的相片,然后我站起来,将相机镜头对准了车厢接口处晃晃悠悠的走廊,用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过道里来来回回走过的,有光着膀子的男人,也有抱小孩的妇女,还有卿卿我我的情侣和孤单的老人,他们嘴巴里冒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方言,迫使我想象的空间反复开启,延伸到他们的职业和家庭以及感情,可最终我还是没有按下快门,取代陌生人面孔的是窗外陌生的风景,因为我不知道那些人随时会在哪站下车,而陌生的风景,到处都是,而且在北方辽阔的平原上,土地和树木,水塔和铁路都大相径庭。
路上,惠子都没有跟我有太多的交谈,她坐在我的对面和一名大学教授聊天,我不记得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是火车停靠在哪个站台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总之他大方的坐到了惠子的旁边,并很快和惠子熟络起来,甚至最后两个人还交换起英语学习心得。我第一次专注的盯着惠子似乎即将哭泣或者刚刚停止哭泣的瞳孔,而她也只是在谈话的空隙里偶尔瞟我一眼。朱伟和陶塔与我们隔着过道在对面玩扑克,累的时候两个人就靠在一起看窗外呼啸而过的画面。陶塔把头靠在朱伟的肩膀上,朱伟将陶塔的手整个握在手掌里。
一桢桢飞快闪过的片段让我回想起自己在大理独居的时光,虽然那段时光最终在许多扭曲的面孔中逐渐流产,并且在我飞往北京的九千六百米的高空正式宣告结束,可那些年也正是我远离喧嚣,沉寂下来思考自我并定义自我的时期。我将这种美中不足的短暂的时代奉为一次经典的休憩,但我不知道,在大理的三年和在北京的这三个月比起来,哪段日子引起的变数总和会更大。我唯一清楚但总是假装不知道的,就是惠子对我的感情,蔓延了许多遥远的路程,却没有产生位移。可我,实在是那种不论过多久,都不会在爱情和爱人身上挖掘任何意义的人,既不喜欢束缚,也不喜欢缠绕,更害怕任何时刻主动或被动的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