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华夏演义》逍遥烟客

3、第3章：天子权力的象征——至尊九鼎

　　第3章：天子权力的象征——至尊九鼎
　　禹在位时期（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2061年），“国家”模式逐步形成。《世本居篇》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据专家考证，禹建国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
　　据《尚书禹贡》记载，禹重新将天下规划为“九州”即：冀州、兖（yǎn）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禹又按距王畿（jī，夏王都城及附近直辖地区）远近，划分天下为“五服”：
　　甸服：距离王畿五百里以内的地区，主要为夏后氏各分支部落所踞，是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层”，也是夏都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区。
　　侯服：距离王畿五百至一千里间的方国部落。是与夏后氏关系密切的氏族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后大，五百里至六百里为采地（即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为男爵小国；八百至一千里地为侯伯大国。它是夏王朝的紧密层，起到拱卫统治腹地的作用。
　　绥服：距离王畿一千至一千五百里，为夏后势力所及的边缘区域。其三百里内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发挥武威卫戍。它是夏王朝武力征服可及的地方。
　　要服：距离王畿一千五百至二千里，为夏后必须通过结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响的区域。它们只是在某些时期一定程度上“归顺”夏王朝，保持一定的交往。
　　荒服：距离王畿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处为异族疆域，与夏后氏只有间接的沟通。
　　为强化其“天下共主”的地位 ，禹经常到各地巡视。《左传哀公七年》：“禹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与会各部酋长或首领均对大禹行臣服的礼节，并向大禹贡献方物。这次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
　　涂山大会及之后，各方诸侯先后向禹献金（即青铜）。对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来说，铜可是珍稀之物，当然要用在最神圣之处。大禹想起从前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为了纪念涂山大会，便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铜，铸造成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后来的商、周都把九鼎迁至自己的都城。秦统一时，九鼎已经失落。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定鼎”成为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代名词。
　　此后，各部落酋长或首领仍须对夏王朝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贡，以示臣服，否则可能遭到讨伐。《墨子非攻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在世的时候积聚了大量财富，拥有奴隶千百，牛羊无数。他的家族——夏后氏一族成为无人可比的贵族。
　　随着王位的巩固，禹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应该由自己的儿子来接管。表面上禹还是遵守“禅让制”规则，由各部族首领民主推举“接班人”。首先被举为姒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gāo）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曾协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妫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姒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为此，禹让自己的儿子启通过参与治理国事，在部族首领中树立威望，培养了一大帮拥戴者。史籍记载：“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死后，启在多数部族首领的支持下，打败伯益，继承王位。从此，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便取代了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制度。
　　启（前2057年－前2019年在位）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但是姒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姒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姒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
　　据《尚书甘誓》记载，启在战前召集左右高级官吏申明纪律约戒的誓师词，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状，其次宣布军事纪律，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可见启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威是前一个历史时代无法相比的。相传启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于是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可见姒启最终“灭有扈氏，天下咸朝”是很不容易的。

　　【析梦】
　　综观黄帝至夏初的历史，当时正处于部落联盟向国家体制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曲折反复。决定因素是联盟中“核心”部落或氏族的实力：当“核心”实力足够强大时，“世袭”体现更明显，如黄帝之后的最初几代；当各部落实力相对均衡时，“禅让”体现更明显，如尧舜禹时代。启承父位，严格上并不是“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而是“世袭制最终定型”。此后的帝王梦不止是一人一世之梦，而是家国千秋大梦。
　　据专家考证，先秦时代的一里大约等于400米，五百里大约等于200千米。在生产力和交通十分落后的上古时代，200千米的甸服应该是中央政权能够直接管辖的极限。当时的“天朝梦”也只能在这个200千米统治核心的基础上，形成最大局限约600千米的、由紧密到松散的层层“归附”。而对外交往的极限最远也不过1000千米。这已经是当时“国家”统治可及的最大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