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一枕黄粱》不作乐

72、窑洞灯下读书声 窑洞灯下读

　　入秋以后，延安的天气凉得快。早晚要穿棉袄，中午太阳底下又热得冒汗。于曼丽已经习惯了这种昼夜温差，习惯了小米饭、南瓜汤，习惯了点着油灯看书到深夜，习惯了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局争得面红耳赤。
　　她在抗大已经待了半年。
　　这半年里，她学了马列主义，学了中国革命史，学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她学会了写报告、做总结、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她还学会了打枪——不是前世在军统学的那种精准射击，而是游击战的打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完就跑。她的军事课□□是个老红军，打过仗，负过伤，说话粗声粗气，可讲起游击战来头头是道。有一次实弹射击，于曼丽打了十发九十八环，□□看了靶纸，愣了一下，又看了她一眼：“学过？”
　　于曼丽点了点头：“学过一点。”
　　□□没有多问。在延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没有人会追问。重要的是你现在站在哪里，要往哪里去。
　　向歆跟她在同一个班，坐在她前排。上课的时候，向歆的腰板挺得笔直，笔记记得又快又好。下课以后，她总是拉着于曼丽讨论，争得面红耳赤，可吵完了又挽着胳膊一起去食堂。
　　林文渊教他们政治经济学。他站在讲台上，说话不快不慢，板书写得工工整整，像他这个人一样——沉稳、克制、不露锋芒。可于曼丽注意到，他讲课时眼睛里有一团火，跟当年在岳麓山上说“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时一模一样。
　　有一天课后，林文渊叫住了她。
　　“于同学，你等一下。”
　　于曼丽停下来。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林文渊收拾着讲台上的书本，头也不抬地说：“你在上海的事，我听说过一些。”
　　于曼丽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
　　“你放心，”林文渊抬起头，看着她，“我不会问。我只是想说，你做得很好。”
　　于曼丽没有说话。
　　“向歆不知道。”林文渊说，“她只知道你去了上海，不知道你在那里做了什么。有些事，能不说就不说。不是不信任，是保护。”
　　于曼丽点了点头。她懂。在这条路上，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秋天的一个傍晚，于曼丽坐在延河边洗衣服。河水凉了，冻得手指发红。向歆蹲在她旁边，一边搓衣服一边哼歌。夕阳西下，把河面染成一片金黄，宝塔山的轮廓在暮色中越来越暗。
　　“曼丽，”向歆忽然说，“你想家吗？”
　　于曼丽手里的衣服顿了一下。“想。”她说。
　　“我也想。”向歆低下头，“我爹身体不好，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吃药。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于曼丽没有说话。她想起长沙，想起于荣升，想起陈氏，想起小侄子。她离开长沙已经快一年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她不能写信，不能联系，不能让他们知道她在哪里。这是纪律。
　　“可我不后悔。”向歆抬起头，眼睛亮亮的，“等我学成了，回去打鬼子，把他们赶出中国。到时候再回家，我爹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于曼丽看着她，笑了笑。她想起自己在长沙的时候，也是这样，心里揣着一团火。那团火没有灭，反而烧得更旺了。
　　“会的。”她说，“他们会为你骄傲的。”
　　洗完衣服回到窑洞，于曼丽把衣服晾好，点起油灯，坐在炕沿上看书。今晚读的是《实践论》，毛主席在延安写的。她读得很慢，有些地方读不懂，就读第二遍、第三遍，读到懂为止。
　　向歆趴在炕上写信，写了好几页纸，写写停停，不时叹一口气。
　　“写给谁？”于曼丽问。
　　“给我爹。”向歆说，“写好了也寄不出去，可我想写。”
　　于曼丽没有说话。她放下书，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共产党宣言》，翻到扉页。上面有一行小字，字迹娟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苏先生写的。她看着那行字，想起在长沙的那个夜晚，苏先生把那本书递给她，让她跟着念入党誓词。那时候她还不是正式党员，只是候补，是预备，是站在门外的。
　　现在她站在延安的窑洞里，穿着八路军的军装，读着《实践论》。她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可她觉得，她已经走进了那扇门。
　　窗外传来蛐蛐的叫声，远处有哨兵在唱《延安颂》。歌声在夜风里飘荡，时远时近，像一条看不见的河。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于曼丽放下书，听着那首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感动。她在上海听过这首歌，在留声机里，在咖啡馆里，在街头宣传队的演出里。那时候她觉得好听，可听不懂。现在她听懂了。这首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是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的人，用血和汗、用青春和生命，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一点一点活出来的。
　　她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延安，我在这里。”
　　窗外，宝塔山的灯火亮着，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