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一枕黄粱》不作乐

70、北行路上风兼雨 北行路上风

　　三月下旬，长沙的天气乍暖还寒。于曼丽走的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湘江上雾气弥漫，整座城市像浸在一层薄纱里，看不真切。
　　她没有让兄嫂送。于荣升坚持要去，她拦住了。“哥哥，你去了，我会走不了。”她说这话时笑了笑，可眼底没有笑意。于荣升站在门口，看着她提起藤箱，看着她撑开油纸伞，看着她走进雨幕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陈氏躲在屋里哭，小侄子不懂事，还在追着鸡跑。于曼丽没有回头。她怕一回头，就真的走不了了。
　　从长沙到武汉的火车上，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藤箱抱在怀里，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话。车厢里挤满了人，有军人，有难民，有学生，有商人，各种口音混在一起，吵吵嚷嚷。她对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膝盖上摊着一本英文书，旁若无人地读着。书名是《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写的。于曼丽瞥了一眼，没有说什么。她知道那本书——在延安，几乎人手一册。这个年轻人，多半也是去那里的。
　　火车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半天，等前方的铁路修好，等日军的飞机飞走，等信号灯亮起。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浑浊，有人在抽烟，有人在啃干粮，有人靠着椅背打盹，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于曼丽从藤箱里摸出一块干粮，掰了一半递给对面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愣了一下，接过干粮，说了声“谢谢”。
　　“你去哪里？”他问。
　　“西安。”于曼丽说。
　　“我也是。”年轻人笑了笑，“我叫赵明，北平来的。”
　　“安华。”于曼丽说。这是她在路上用的名字，组织上给她安排的新身份——一个从长沙去西安投亲的寡妇，丈夫死了，无儿无女，孤身一人。
　　赵明没有多问。他吃完了干粮，又低头看书。于曼丽靠着车窗，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一遍遍过着接下来的路线：武汉，西安，然后延安。她不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子，但她知道，那是她该去的地方。
　　火车到武汉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傍晚。于曼丽提着藤箱走出车站，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旅馆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她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在打毛衣。
　　“住店？”
　　“住一晚。”于曼丽说，“有单间吗？”
　　“有。二楼，左手第二间。”女人把钥匙递给她，“一晚上五角钱，热水在楼下烧，要洗澡自己提。”
　　于曼丽交了钱，上楼，开门，闩门。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她把藤箱放在床底，没有开灯，坐在床边，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窗外的武汉，比她上次来时更乱了。淞沪会战、南京沦陷、徐州会战，一仗接一仗，打得人心惶惶。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脸上带着说不清的惶惑。报摊上摆着的报纸，头条全是关于前线的消息，一条比一条沉。她买了一份《大公报》，坐在旅馆的床上看，看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她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那是一栋灰白色的楼房，门口有人站岗，进出的人神色严肃，步履匆匆。于曼丽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接待她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姓刘，短发，圆脸，说话很快，做事利落。“安华同志？”她翻着一个本子，抬头看了于曼丽一眼，“你的介绍信呢？”
　　于曼丽从怀里取出那封烧剩一半的信——当然不是烧掉的那封，是周叔事先给她备好的另一封。刘同志接过信，看了一遍，点了点头：“手续齐全。你今天先在招待所住下，明天有一批人一起走，你跟她们一起。”
　　“去哪里？”
　　“西安。”刘同志说，“到了西安，有人接你们。”
　　于曼丽点了点头。她没有多问。在这条线上，不问，是规矩。
　　招待所在办事处后面的一排平房里，大通铺，一间屋子住七八个人。于曼丽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五六个女同志，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信，有的在整理行李。她们都很年轻，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六，最小的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她们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经历，可她们的眼睛是一样的——亮，很亮，像冬天里烧得正旺的炭火。
　　“你也是去延安的？”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姑娘凑过来问。她叫小林，十八岁，北平人，高中还没毕业就偷偷跑出来了。
　　“嗯。”于曼丽说。
　　“你叫什么名字？”
　　“安华。”
　　“安华？好名字。”小林笑了笑，“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路上被拦，怕被抓，怕到了延安不被接收，怕……”小林想了想，“怕很多东西。”
　　于曼丽看着她，忽然笑了。她想起自己在长沙的时候，也是这样，心里揣着一团火，脚下踩着一团棉花，不知道前路是什么，只知道往前走。
　　“不怕。”她说，“没什么好怕的。”
　　小林看着她，眼睛里闪过一丝羡慕：“你胆子真大。”
　　于曼丽没有解释。她不是胆子大，是已经没有退路了。
　　从武汉到西安，坐的是卡车。不是客运卡车，是运货的那种，车厢用帆布篷罩着，里面挤了二十多个人，男女都有，都是去延安的。车在路上颠簸，扬起的灰尘从帆布缝隙里钻进来，呛得人直咳嗽。可没有人抱怨。有人在唱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唱《大刀进行曲》，唱《松花江上》。歌声在车厢里回荡，盖过了引擎的轰鸣，盖过了风声，盖过了车轮碾过碎石路的嘎吱声。
　　于曼丽靠在车厢板上，闭上眼睛，听着那些歌。她想起前世在军统训练班的日子。那时候他们也唱歌，唱的是《特务之歌》，唱的是“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领袖的手足”。那时候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唱，只是跟着别人一起唱。现在她知道为什么唱了。不是为了某个人，是为了这片土地，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
　　车过武胜关时，天已经黑了。司机停下车，让大家下来活动活动。于曼丽站在路边，望着远处的山影。山峦起伏，黑黢黢的，像一头沉睡的巨兽。风吹过来，带着寒意，吹得她打了个哆嗦。
　　“冷吗？”赵明不知什么时候走到她身边，递给她一件军大衣，“穿上吧，夜里凉。”
　　于曼丽看了他一眼，接过军大衣，披在身上。“谢谢。”
　　“不用谢。”赵明笑了笑，“我们都是去同一个地方的，互相照应。”
　　于曼丽没有说话。她望着远处的山，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激动。那座山后面，是西安。西安后面，是延安。延安后面，是她从未见过、却已经想了很久的未来。
　　从武汉到西安，走了整整五天。卡车、骡车、步行，换了好几种交通工具。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颠簸，黄土高原的沟壑像一道道伤痕，刻在大地上。风沙打在脸上，生疼。脚上磨出了水泡，破了，又磨出了新的。
　　可没有人抱怨。
　　赵明一路上都在唱歌，嗓子一般，唱到高音时总破音，可所有人都跟着他唱，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空旷的黄土高原上传出很远。小林走不动了，于曼丽就帮她背包。小林不好意思，于曼丽说：“没事，我比你大，力气也比你大。”小林眼圈红了，低声说了句“谢谢安华姐”。于曼丽笑了笑，没说什么。
　　第五天的傍晚，他们终于看见了宝塔山。
　　暮色中，那座九层砖塔矗立在山顶，沉默而庄严。山脚下，延河水在夕阳下泛着金光，缓缓流淌。岸边的窑洞层层叠叠，炊烟袅袅升起，像是从黄土里长出来的一样。
　　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望着那座塔，久久没有说话。
　　赵明第一个开口，声音有些发颤：“到了。我们到了。”
　　小林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于曼丽拍了拍她的肩膀，自己的眼眶也湿了。
　　这就是延安。这就是她在报纸上读到过、在广播里听到过、在梦里想象过无数次的地方。她来了。她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