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患者》昕宇

1、方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那时候的农村还是一个重男轻女冲蚀人心的时代，为着那现在看起来可笑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铁律，自然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在前后六年的时间里妈妈生了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二，顶上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弟弟小我四岁，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比我小两岁一个比我小三岁，那个时候家里实在养不起，就把两个小的女儿送养了。听说当时我也是要送人的，因为领养人来到家里要接我走的时候说了不中听的话，爸妈赌气才将我留下，不知怎的，听长辈讲起的时候，我竟是有些期待的心情。妈妈的运气也实在是不好，到第五胎才生了儿子，自然也是宠爱至极，毕竟那是她得以在家立足的底气。偏偏那个时候又是计划生育及其严苛的时候，捣墙揭瓦无所不用其极，那个时候的怀孕女人真是可怜，躲在山上有家不敢回，吃的喝的全是家人送上去。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父亲和大伯搬到了漳州林下的一个农场，我现在只记得那个地方大概的样子，怎么去、在哪个方位已经全然忘记了。
　　对于童年的记忆似错乱不全的拼图，稀少又稀碎，我努力去联想那些画面能引导出来的记忆，也只有断断续续的一些小片段。我记得那个农场很宽旷，只有三间一层楼的土坯瓦房，住着我们和大伯两户人家，不过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我们一户一直住在那里，堂哥堂姐大我几岁，所以在我能记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回老家上学了。
　　门口正前方，顺着台阶下去就是一快大水泥地，大人们晒粮食用的，我刚开始学自行车就是在那上面，个头都不及自行车来得高，一次次摔的得多磕碜。往前往右都是大片的田地，种过水稻、四季豆、芋头、大棚蔬菜等等，一直更替，就是没有过好的收成。听说妈妈怀我的时候，临产前还顶着太阳在田里边割稻子，直到羊水破了才察觉回去待产，该庆幸离家近呐！也是奇怪的很，当时的我就那么懂的省事儿了，知道配合大人们，所以说我的不爱讲话不喜吵闹应该是打娘胎里就经历着来的。
　　左边有一条土泥路通向“外面的世界”，路旁有一口鱼塘，姐姐还没回老家的时候经常带我到塘边上去，也不知道是去干嘛，就是老爱跟着去。有一次，我的额发夹着爸爸给我新买的粉色发卡，一不小心掉里面去了，想溜下去捡吧又害怕那水里有什么渗人妖魔鬼怪，干着急着也无可奈何，我想那时我应该讨厌极了那个鱼塘。等到了卖鱼的季节，抓鱼的人会把水清空，我便到底下去找，还真的找到了，但是生锈了也没法儿戴了，我想狠狠将它跺上几脚，又怕那漫着腥味的淤泥扑到衣服上，只能放弃愤愤的作罢。
　　鱼塘的隔壁有一个小庙，是供奉着香火的，有一段时间里面经常赖着一个“奇怪的人”，大约一米七出头的标准身材，糟乱的头发遮住了他大半个脸看不清样子，身上的衣服沾着不少灰尘，双手交叉着环在胸前侧躺在地面上，我们并不敢靠他很近，大人说那是乞丐。那时候，我固执的认为他不是，印象中他并没有像我们乞讨过，也没有同我们讲过话，看到他更多的时候只是缩在那儿休息，但是总也没有换过衣服。后来听说被就近的居民赶走了，因为他们觉得庙堂是个神圣的所在，不该让那满身污秽的惰痞玷污，也不知道他还能否在找到这样安静的能避风避雨的地方。小庙紧挨着出去就是应该就是一条柏油公路，我可能走过但是不记得了，它通往哪里，我并不知道。
　　房后有几棵芭乐树，细高细高的，跟我的手臂差不多，跟我们的土坯房齐高，叶子泛黄泛黄的，看上去似乎点些营养不良，结出来的果子很小却很香，枝干每年总要被我们扯断那么几根。妈妈每年都会挑些好看又大些的芭乐，藏缝纫车的抽屉里，熟不知它们的香气藏不住啊，太撩人了，总招引着我去找到它们，妈妈说那是要留给妹妹吃的，所以我每次看到都是拿又放下去。记忆里，直至我七岁回老家，我只见过二妹一次，她称呼妈妈为阿姨，至于三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芭乐的存放期很短，前后不会超过一个星期的的时间，也不知道妈妈每年是怎么处理那些熟透得干瘪的果子，和那些不断重复的无处安放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