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四章相关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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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语低”是“不敢高声语”的变体，出自唐李白《夜宿山寺》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关于“圈地”
圈地是由八旗官兵以旗为单位在各地进行的；圈地之后，土地将按照八旗官兵旗中的地位分配。
圈地令是清朝入关以后为掠夺土地而颁布的命令。顺治元年(1644)颁发，康熙二十四年(1685)废止。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和明朝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的遗留土地，除存活的主人量口给与外，其余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四年，由于原圈地内“薄地甚多”，东来八旗官兵日增，无地耕种，遂于近京州县内，不分有主无主土地，一律拨换原圈薄地。康熙八年清政府又决定圈占张家口、东虎口、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山海关外的旷土，拨给八旗官兵。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十六万多顷(一说十九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社会秩序动荡不安，迫使清朝统治者从维护其长远利益出发，在圈地令不断发出的同时，也不断发出停止圈地的命令。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 ，圈地至此最后停止。
关于“逃人”，这个是和“圈地”紧密相关的概念，所以一并放在这儿
逃人指清初脱离主人在逃的农奴或奴仆。满洲社会在入关前后发展到了封建农奴制阶段，八旗王公贵族拥有大批的农奴和奴仆，八旗兵丁也有少量的农奴和奴仆。农奴或奴仆的来源主要有四：①战争中俘虏，以占据辽沈和入关前对明作战时俘获的壮丁为多；②买卖的人口，入关前后均准满洲买卖人口为奴；③罪犯及其家属被没为奴婢者；④投充人，畿辅之民或害怕圈地，或为逃避赋役，被迫携带土地，投充旗下。这些农奴和奴仆没有人身自由，也极少有独立的经济，过着非人的生活。农奴在皇庄、王庄、官员庄田上种田、牧马，承担沉重的地租和繁重的差徭，称为“壮丁”。奴仆从事家内杂役，或者随主人上阵出征，或者出外贸易。他们不能任意离开主人，主人可以对他们非刑拷打，任意虐待，有被打死的，有被逼自杀的，迫使一部分农奴和奴仆展开逃亡斗争。顺治三年（1646），“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定录）卷 26）。顺治十四年一年内逃人几乎达到 3 万。康熙二十七年（1689）逃人仍有 8800 多人。农奴和奴仆大批逃亡，并且带走大量牲畜、农具，使八旗贵族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庄屯的农业生产，给农奴制经济以沉重打击，也影响了八旗的兵源。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制订了严厉的逃人法。顺治三年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清朝文献通考》卷 195）顺治六年十二月，特设兵部督捕衙门，专案揖捕。逃人法是以严惩窝主为重点的，恶棍诬告，贪官诬指，牵连治罪，引起社会动荡。这样不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穷治愈力，逃者愈多”。奴仆逃亡使得封建农奴制解体，八旗贵旗庄屯生产向租佃制过渡，八旗士兵的旗地开始典卖。在这种形势下，逃人法放宽了惩治，康熙三十八年将督捕衙门改为督捕司，改隶刑部，终岁“不治一窝隐之罪”。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第四章相关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