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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租界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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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钟敲过四点,沈阿姨还没回来,可能是日本人又封路。这种时候急不得,况且这姆妈本事顶大,上次到处都说飞机又要炸闸北,她硬是出门搞了半斤鸡蛋回来。
沈阿姨在家的时候,我嫌她烦;家里只剩我和一只不理人的花狸猫,又觉得冷清。茶几上还有一副牌一套麻将,也已经许久没用——已经很久没人来找我凑台子了。
有路子的都去了重庆或者香港,留下来的人大略可分为几类:觉得这仗打不久的,想发笔战争财的,和根本逃不出去的。我大抵算第四类。
有人敲门。我感到纳罕。沈阿姨有钥匙,当然是不敲门的。
我慢吞吞地往门边挪,有那么点希望等我磨蹭到开门的时候,来客已经走了。一开门,我才发觉外头竟然落雨了。雨下得大,就算有枪声炮声也听不见了。然后我才看向门外人的脸。
稀客。
不知道多少年没见了。
“侬哪能来了?”
“到都到租界了,就来看看侬。”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正如我不敢看他的。于是我往里间挪:“我去泡茶。”
“不用不用,”他尴尬地停了停,“侬……”
他在说我的脚。我也习惯了旁人对此大惊小怪:“跌瓦特自后,就么好过。”
也是好笑,最后我只能倒了一杯开水给他:“阿姨买菜去了,伐晓得伊内茶叶罐头罢到阿里的气了。”
他勉强在沙发上坐下,清了清嗓子:“你就一直这么一个人住着?”
刚刚两句话我就听出来了,他的上海话已经夹生了。理该如此,他在南京待了那么久。
“嗯。”
“你……不准备走?”
我忽然就觉得有些悲哀了。每个来看我的人到最后都只问那么一句,仿佛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他现在也变得和他人一样了。
“嗯。”我低下头。
他好像就真的找不到话说了。
于是我主动问:“你呢?”
他愣了愣:“我去香港。”
雨下得更急了,打得窗外的法国梧桐窸窸窣窣地颤抖。我说:“那就好。”
他忽然站起来,还是没法叫我的名字:“……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
“真的可以吗?”我反问。
他的声音和头一起低下去:“有办法的……”
我就笑笑,问他:“太太还好伐?”
他在这七月的下午打了个寒颤:“她去年就没了。”
我大为惊讶。而他也十分震惊地看着我,似乎我对此一无所知这件事全无道理:“没人和你说?”
“我搬家了。你倒是还能找上门来。”
他投降似地苦笑:“对。”
而后,他终于小心翼翼地问:“这么多年,你都在干什么?”
“随便混日子。”我确实不想诚心回答他。他也感觉到了,便噤声不说话了。
厅里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包括那两把扶手椅,只留了一张长沙发。他坐一头,我坐一头。
光线昏暗,茉莉黄的沙发套子愈蒙了一层灰,旧日的图样和芬芳都不见了。有一次,我们也是这么一言不发地坐着,窗外下着雨,他突然开始哼舒伯特的曲子,我没理他,但笑了。又有一次,他坐有轨电车来找我,没带伞,也买不到伞,就买了份晚报挡雨,到门前时已经趟趟滴一个落汤鸡,那时候我们也笑得停不下,没规没矩的。
现在我只听得见雨声。
我们就这么坐着,像在等雨停,又像等这雨一直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