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无故人》张多多

2、南城（一） 时隔多年

　　时隔多年我重新踏上这片泥土地，刚好是夏季，大雨把路面冲刷得一片银亮一片光。一条路七拐八拐地延伸过去，泥泞得像我儿时记忆里的山丘小道。眼前是没有熟透的一片荔枝林，打开窗就可以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枝香，夹杂各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腐朽泥味。再拐过去，巨大的招牌笃定地立在半山腰：欢迎来到南城市。
　　多年之前，我爸还在和人争吵，究竟是叫南城，还是叫南下城。如今争吵已经没有意义，这几个硕大的字硬邦邦地敲在了所有南城人心头上，沉甸甸拥有好多岁月的分量。大概他们都忘了，当年“南下”二字的由来。

　　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爷爷那一辈，南城是有名的“船乡”。追朔到远昔红头船漂洋过海，这里的造船业长久不衰。初中毕业缀学出来的小伙子们拿个锤子叮叮当当敲进船厂在当时是莫大光荣的一件事，别个厂章招摇过市，充当光荣的劳动分子，一度是南城人经久不变的梦想。
　　我是说，在那场惊天事故没有发生之前。
　　那一场废墟究竟带走了多少生命至今仍众说纷纭，那一年我十五岁，硝烟四起，人心惶惶里我冒出头，跳上一辆整装待发的卡车想要离开，被罗子他爸赶上，骂骂咧咧地扯下来，听他说：“你爸叫我看住你，你他妈个小兔崽子还跑，跑啊！跑！对得起你爸么！”
　　我力气比不过罗子他爸，被他扯住，啐一脸唾沫星子。
　　于是我在罗子家里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四年。

　　扯远了。
　　往时一些人一些事，镌刻在这里，也被风干了印记。
　　2004年的夏天，我离开南城北漂，再回来时，时隔七年。十九岁那年我如愿以偿地坐上离开南城的卡车，背对这座被多年时光埋藏的城市时我恶俗地问过自己，多年以后你回到这里会是什么样。当时想象的场景都叫做“我以为”。这个“我以为”持续到今天成功蜕变成一种讽刺，我衣衫不整，汗如雨下地摇摆站在公交车上，燥热让我变得像一条在暴风雨夜里失去航线的船，似乎四肢每摆动一下，就意味着下一秒可能有铺天盖地深黑色的海水把我毫不留情地吞进去，吐出来，死死压住我胸腔。
　　新城路三十五号，南城邮电局下车。直走两百米，锦色花园，中区26幢七楼。这是我大舅家的地址。
　　我爸还健在的时候，大舅和我爸是厂子里的上下属关系，私底下喝酒下棋吵吵架，亲如兄弟。我爸借着酒意和我念叨：发达了，别忘了你大舅。可船厂倒闭后，大舅躲避上头的盘查去了广西，连我爸的丧事都没能操办，三年前辗转回来，又听说开了公司，做房产生意。
　　住在这里，倒也一番富态。
　　我按响了门铃，原以为第一眼见到的是大舅妈，我在心里早盘算好了台词。久别重逢，一定要懂得欣喜。但门应声而开，凑上来一只小脸蛋，好奇地透过防盗门的栏杆看着我。
　　我以为我眼拙，凑到门边看清门牌号，又转过头和小脸蛋大眼瞪小眼。
　　“呀——”小脸蛋扭头就往里面叫人。
　　我刚想撤，却听到方丹丹那万年不变的尖锐嗓门从房间里徐徐传来：“又干嘛！要死啊！”
　　这些没错了——那股抑扬顿挫的劲可不是每个人都能与生俱来的。可我忍不住想笑，多少年了，她还是那副火急火燎的模样。
　　我对着里面喊了声：“喂，方狗蛋——”
　　下一秒她的声音就停住了。我猜她是在错愕。果不其然，三秒钟后她敷着面膜出现在房间门口，看见我的一瞬间她惊讶得瞪大了眼睛，面膜从脸上掉下来一半，耷拉着，露出睡得浮肿的眼皮。
　　我哈哈大笑。

　　她利索地扔了面膜，趿着拖鞋三步两步帮我开了门，看见我把旅行箱拖进来，她一脸不敢相信地对我说，“诶，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捏捏我的脸。”她煞有介事地把脸凑过来。
　　我毫不犹豫地拍她脑袋：“方丹丹，你今天是傻了？”
　　“真的是你？”她不敢置信地伸手，揪我的脸。
　　“方狗蛋——”我躲开，“别把你那脏手往我的脸上擦！”
　　“真的是你？”
　　“不是我，是条狗不成？”

　　她突然间安静下来，大概真有那么一瞬间她还怀疑身处在一个梦境，所以她怔怔地看着我，企图从我眼睛里看出一丝破绽。我毫不客气地和她对视。我相信这时间里有一种类似于“闪电”的东西划过她的眼睛，我不做任何动作，那是一种庞大的支配你行动的力量，一个瞬间后，我的脑袋像是荡入一片叶子般，微微地震了一下，记忆里的某些画面衔接起来，那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的一部分。
　　然后，她终于确信这是一个事实，下一秒她的手骤然间像挣脱牢笼的蝴蝶一般，从怀里奋力伸展出来，紧紧地，有力地圈住了我的脖子。
　　“哥——”她埋进我怀里，我知道她哭了，“欢迎回来。”
　　我低头，看见小脸蛋写满疑惑地瞪着我们，大概他的小脑袋还搞不清楚，这个从天而降的大男人到底是谁。我对他抱以微笑，看他表情，似乎他还不懂这是代表“友好”的意思。于是我揉揉方丹丹的头，“这么大人了，还像个孩子。”
　　她从我的怀里滑出来，狠狠地揉了几下眼睛，那种跳动地灵韵被她轻而易举地深藏起来。“孩子才好！”她志得意满地向我炫耀，“我永远都这么年轻！”
　　于是我笑了，我知道，当年那个嚣张绚丽的方丹丹一点没变。
　　我看向坐在地上努力思索的小脸蛋，我问他：“嘿，小脸蛋，你老妈叫方丹丹吗？”
　　“你要死啊——”方丹丹尖叫，“陈华我警告你，再乱说话小心烂嘴巴——”
　　我继续笑她：“多年不见嘴巴还这么毒。”
　　她咬牙切齿，却没有回我话，转而向小脸蛋吼，“还不快去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叫他们快点回来。来了客人也不叫！待会收拾你！”
　　小脸蛋悻悻然走进屋里，两步三步又回过头来疑惑地瞪我一眼，被方丹丹一句“滚”给砸了进去。
　　客厅里剩下我们两个。
　　“大舅和舅妈出去了？”
　　“买菜，说是有客人来。”她忿忿不平，“也没早说客人是你。”
　　“行啦。你又没问。”我把旅行箱闲置一边，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觉得骨头都要累散了。
　　“怎么——”方丹丹两眼一瞪，“每天都来客人，我是不是每个都得问得一清二楚啊，我又不是在相亲……”
　　“停！”我打住她，举手做投降状，“方丹丹你这嘴越来越厉害了，我认输行了吧。让我稍微歇会。”
　　她愣了愣，低低地“哦”了一声。我稍微眯着睁开眼瞄她，看见她正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笑吟吟地看我。
　　“诶。”她吸了一口气，“这么多年你一直去干嘛。”
　　“北漂啊。打工，卖唱，啥都能干。”
　　不用看也知道她皱着眉头。
　　“怎么说得自己像个流浪汉一样。”
　　“是啊，流浪汉。”我挺了挺腰，舒展一下身子。“又有什么区别。”
　　“别总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好不好。”
　　“不好。”我简明扼要地回答她，刚想睡过去，钥匙的开门声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是大舅他们回来了。

　　我有必要先讲讲我的家庭。
　　我妈是南城人，我爸不是。
　　我爸来自比南城更加偏僻的山区。当年我爸考上大学，走出遍野的橘子大山的时候，我妈还在中专师范学校里苦苦挣扎。隔些许年代的爱情说起来并不出奇，我爸毕业后分配到南城工作，当时南城电子产业发展迅猛，我爸是物理系电学出身，有轻松的铁饭碗拿。我妈当时就在电子厂旁边的小学教书，小学后边又紧挨着造船厂。
　　我外婆说，我妈那年二十几岁一枝花，两人上下班时间都是一样的，偶遇不在话下，相邻的一个学校一个厂，加之我爸又和造船厂那群整天灰头土脸的工人不太一样，整洁干爽，文质彬彬，发丝可以用眼睛数过来，两个人多遇见几次，互相有好感，大概就是这样。但又据我大舅说，当时是我爸看上我妈，托人找关系，寻到家里来。后来又安排一场相亲，两个人才在一起的。
　　总而言之，两年后结婚，那年头的爱情果真平淡如水，只希望生活处处充满阳光，却不料到在我三岁那年，轰隆隆降下一个晴天霹雳。老天爷总是爱开玩笑的，那一年我爸所在的公司突然破产，财务处的老金席卷了大部分资金，连夜潜逃。一夜间，我爸就沦为下岗工人。
　　当时我妈当教师的薪水微薄，尚且支撑不起整个家。无奈之下，我爸脱下西装领带，进了船厂。
　　那一年，我爸还是志向满满的，现在说起来，多年前的他就如几年前的我，大概他想干上几年，等生活稳定了，再出来打拼。可我没想到的东西，他自然也没想到，等到他想出人头地的时候，岁月抛弃了他，生活也遗忘了他。他后继乏力了，他的梦想被卷起来，又狠狠地砸回到他身上，像是一艘他亲手造好的船轰然坍塌下来一般。这一砸，终于把他砸成了一个普通人。
　　我大舅经常和我说，他这辈子最佩服我爸。我知道他在表达什么，我爸他从不话抱怨，最贫困的时候，我妈和他吵，十条街都听得见，他就是能安心和我大舅下棋。大舅说我爸是看得开，我觉得很多事情分分合合，不是一句看得开就讲得清的。算命的人爱说人有天格，意思就是说，人的一部分是注定的，在成功和不成功之间，碌碌无为者往往殊途同归，只是有些人注定悲惨一点。不幸的是，这些悲惨的人里，包括我爸。
　　他在那场大爆炸里魂归天际，罗子他爸带我去送葬的时候，都没能见到他的骨灰盒。
　　而我妈在那场爆炸里一躺不起。她所在的那所小学被推成一地废墟，也许是那座教学楼太老了，也许是老天爷一时心狠，把它轻轻震了一把，稍微一坐，就再也没有起来。我妈那天刚好在讲台上讲课，据说她那天讲《秋天的怀念》，讲到史铁生母亲病逝的那一瞬间，轰隆隆地一阵响，一整个教室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头顶上的天花板三下两下，就坍塌下来。
　　后来罗子他爸就和我讲，说我爸和我妈八字不合，本不该结婚的，这样害了他们自己，又害惨了我。我和罗子就坐在门口扒饭，赤着膀子，呼哧呼哧几大口，罗子他爸又说了些什么，我记忆跳脱几下，改天就忘了。
　　再过半年，我妈也走了。罗子他爸带我赶过去的时候她还躺在重症室里，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看，身上的针管拆下来，皮肤白得吓人。那时候我大舅他们已经不在南城，南城市的领导下来慰问，看到亲属只有我一个小孩，转而采访罗子他爸。我记得当时罗子他爸神采飞扬的样子，大概他觉得上电视是可以光宗耀祖的事，于是我也挤过去，站在他旁边，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直腰板。那个电台的记者问罗子他爸：您为什么愿意领养这个孩子？罗子他爸顺手摸摸我的头，对着话筒喷一口唾沫星，用蹩脚的普通话答道：我会照顾好他的。
　　但是，等到我开始学会回忆这一切的时候，罗子他爸也走了。这一生他唯一讲的这句普通话也随着他的身体被葬进干冷的山谷中——听说他开着卡车送货，上了高速下大雨。他油门踩得飞快，要超过前面一辆车，结果轮胎打滑，撞向一旁的铁栏杆，连车带人，滚下了山。
　　也就是那一年，罗子和我跳上卡车，逃离南城。
　　那一年，我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