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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代表 ...


  •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我出生在中国东部一个叫做南沟镇大刘家村的地方。

      上小学以后,曾经一度,我很自卑,原因是我的名字听起来和别人的不大一样。一个村里人都说很洋气的名字——高姝雅。

      那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也和村里其他同学一样姓刘,也叫像晶晶、甜甜、芳芳、圆圆这样的名字。可妈妈说这个名字是远在上海工作的四舅给起的,很洋气,不能改!那个时候能留在上海,对于从农村里出去的人来说非常的不容易,但同时也是令人羡慕的事情。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每次四舅从上海探亲回来,我都非常的开心,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又可以吃到来自上海的糖果,当然还有漂亮的衣服和鞋子。

      而让我头疼的是,明明自己很喜欢的衣服,却不敢穿着去上学,因为每次穿上新衣服同学们都会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

      “高姝雅穿新衣服了!”这句话在当下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话。可那个时候不光是我,几乎班里所有的人都害怕自己穿着另类,与别人格格不入。

      因为名字,因为衣服,仅仅就是这两件事,给我前三年的小学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所以这三年里发生的事,在我记忆里几乎没有什么痕迹。

      三年级结束时,我的生活更是一团糟。因为在一九九零年的冬天,高清雅来到了这个世界,从那时起,我的世界里便多了一个分享爱和玩具的妹妹。

      虽然我是姐姐,我们相差六岁,但我们之间的争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过每次都是以我的胜利,妹妹的哭泣而结束战斗。

      妈妈总说我是姐姐要让着妹妹,可我却总是给高清雅讲述着《孔融让梨》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不愿意在家里看见高清雅,也特别羡慕那些在家里是独生子、女的同学。而三年级结束后的这个暑假,几乎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暑假。

      一九九四年的夏末,美利坚世界杯结束了。我升入了四年级,上学的地方也从村子里的小学变换到了邻村的西庄完小。

      当时的南沟镇上一共是四个完小。所谓的完小应该是那个时代农村学校特有的产物,相邻的几个村子小学的学生,在升入四年级的时候,都集中在各自片区的完小上学,而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遇见了张远。

      八十年代初期,是中国人口生育的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前后几级的学生特别多。每个年级都分成了两个班,全年级一共是六十多人,一个班有三十几个人。就是在这50%的概率中,我和张远分到了一个班。

      第一次见到张远,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干净、有礼貌。虽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年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民智未开”,还不懂什么叫阳光帅气,只知道学习好便是评判一个人一切的唯一标准,而张远恰恰就符合了这一点。

      进入西庄完小四年级(二)班的第一天,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徐老师站在讲台上微笑着说:“同学们,你们升级考试的卷子,我都看了一下,所以班干部今天也先临时安排一下。”

      她的话再明显不过,班干部的安排和考试成绩有关,学习好的自然有份,学习差的就只能干瞪眼。

      “班长,就由刘彩萍同学担任。”

      我知道徐老师为什么会让刘彩萍担任班长,因为在我们村小学的时候,她就是班长。在老师眼里肯定也是因为她有当班长的经验,但在别的村同学的眼里就不这么认为。

      所以徐老师刚说完,下面已经是一片讨论声,坐在我位子后面的两个男生小声嘀咕着。

      “怎么徐老师让女生当班长?”

      “谁知道,班主任是女的,班长也是女的,咱班可是阴盛阳衰。”阴盛阳衰这个成语也是我第一次在看武侠剧以外的地方听到。

      “看着吧,女生当班长的肯定不行。”说这句话的就是曲振兴,因为他以前在自己村里的小学也做过班长,所以反应最为强烈。

      “曲振兴!”徐老师突然点了他的名字,曲振兴吊儿郎当的站了起来,一脸的不屑。

      “曲振兴同学担任军体。”徐老师说的军体并不是什么体育运动,而是我们当地的农村人对体育委员的称呼。

      曲振兴盯着徐老师,眼睛里写满了绝望。因为在我们的小小农意识里,只有学习差的同学才会做与学习无关的班干部。

      “语文课代表…..”徐老师还没说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本来就是村小学的语文课代表,而且语文成绩也算不错,几乎要求背诵的课文,我都是最先一批背诵出来。最让我骄傲的就是那篇《葡萄沟》,我看了不到三遍,就全背了上来。

      “就由张远担任吧!”徐老师的话音刚完,已将我的热情全部浇灭。

      我也终于理解刚才曲振兴的不屑和绝望。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写照。

      徐老师接着说:“张远同学不仅语文成绩好,而且字写的也很漂亮,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说这不像四年级学生写的,甚至比六年级的学生写字都好。都说字如其人,字一定要写好。所以大家以后要多像张远同学学习!”

      后面的安排我便再没有用心去听,我莫名其妙的成了数学课代表,不是不喜欢数学,而是嫉妒心在作怪。因为从那一刻,我知道了张远以后就是徐老师手下的红人,也是我从此的竞争对手。

      或许是因为语文课代表的落选,我的内心很是失落。但我也却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语文,把属于我的荣耀抢夺回来。”

      上小学时,特别流行包书皮,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旧挂历翻过来包成书皮,空白的一面露在外面便于在上面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名字。

      但四年级开始我却不再包书皮,一方面是因为我比较懒惰,另一方面,前三年的小学经验告诉我,即便是包了书皮,到学期末大家的课本基本都是一样的遭遇,书皮保护的比较新,里面则是惨不忍睹。

      而就是因为没包书皮,我才会注意到第七册语文课本封皮上的图案——几个小男孩欢快的踢着足球。

      但我并不知道,那一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足球年。

      美国世界杯的举行,中国足球开始了职业化改革,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甲A联赛”。

      后来张远告诉我,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喜欢上了足球,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四年级的第一堂语文课《绿色的办公室》我至今记忆犹新。
      “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有好几个月,列宁化装成割草工人,隐蔽在圣彼得堡西北的拉兹里夫湖畔。”徐老师开始从头给我们朗读起课文来。

      绿色的办公室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完全没有想象力。

      列宁又是谁?和赖宁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化装成割草工人?圣彼得堡又是什么?我一头雾水的听着徐老师的朗读。

      “孙超!”徐老师停止了朗读,突然点名叫着孙超。

      我下意识的回头望去,孙超抓着脑袋站了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很好奇!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个头矮小,所以我的位子一直在第一排,每次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一无所知。

      “你刚才在干什么?”徐老师严肃的问。

      “没干什么,在听老师讲课文。”孙超笑嘻嘻的回答。

      徐老师扶了扶眼镜,瞅着孙超:“那你说我刚才讲的是什么?谁化装成割草工人?”

      孙超想要去翻课本,徐老师厉声说:“不准翻书。”

      孙超吓的身体一颤,突然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很是自信的大声喊:“赖宁!”

      教室里顷刻爆发了,大家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此刻,我确定对于列宁迷茫的不止我一个人,分不清列宁和赖宁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徐老师很生气,左手掐起腰,深吸一口气。但她并没有骂孙超,也没有打他,而是继续为我们朗读课文。

      孙超就那样站着,直到下课。

      “铛——铛——铛”的手动打铃声响起,终于到了课间休息的时间。之所以是手动的铃声,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没有出现电铃,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上下课对于时间的把握的不精确性!

      课间十分钟,我的活动并不丰富。其中的一个活动就是上厕所,厕所在离教室很远的地方,需要绕过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的操场,一个来回基本也就到下一节课。

      而另一个活动就去逛学校里唯一的小商店。商店不大,但每次下课后里面都是爆满!我们争先恐后的买着“糖瓜”、“皮筋糖”、“无花果”、“带小勺子的酸梅粉”还有“小榨菜”。
      不就着馒头,干吃榨菜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可是令我恼火的是每次好不容易排上队,买完回来还没开始吃,上课铃声便随之响起。

      与前两者相比,最能称之为课间活动的就是丢沙包和跳皮筋。尤其是跳皮筋,虽然那时候我的个子不高,也微微发胖,但我每次都能跳到最高的级别,或许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弹跳力。

      在许多年以后,每每看到NBA中“土豆”内特.罗宾逊我都会回想起自己完小时跳皮筋的辉煌战绩。

      但孙超罚站那天的课间活动,我哪里都没去,坐在位子上看着讲台发呆,在我的位置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讲台前发生的不同故事。

      “刚才你为什么告诉我,是赖宁?”孙超搂着张远脖子在讲台前面的空地嬉皮笑脸的问。看来站了一节课并没有伤害到孙超的自尊。

      “我没说赖宁,我说的是列宁,是你连环画看多了吧!”张远掰开他的胳膊。

      “刚才你在干什么?徐老师为什么点你的名?”张远问他。

      “我在抄歌词,《飞燕惊龙》的歌词,从一班李晓军借的歌本,我和他一个村,我跟你说他的歌词本里面的歌可多了。”

      我一下子开始羡慕起孙超来,因为我的歌本上只有寥寥的几首,而那个时候武侠电视剧的歌曲可是风靡全校。83版的《射雕英雄传》、《蝉翼传奇》、《金剑雕翎》的主题曲我都会哼上几句,更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拥有绝世的武功。

      但是我不可能去和孙超借歌词本,因为那个时候男生和女生之间基本上不会说太多的话,如果多说几句,那样会让别人当笑话看,尤其是同桌。

      我和李大伟就是这样,我们之间不成文的规定,对方的胳膊绝对不能越过学哥、学姐们留下的“三八线”,一旦越过,轻了是顶胳膊,重了那就要互相掐架。

      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是正常的同学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班里的男生,更不愿意和他们说话。以至于上了四年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和张远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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